13.4 首遇汽车遭毒打
农业合作化以后，乡里修筑了简易公路直通县城。
某天，我沿着沙石公路急急匆匆地赶路。走惯了羊肠小道的乡里伢只会感觉宽阔的马路好过瘾，却不知道这里潜伏着交通安全的危险，以为汽车也会像人一样，想停即停，想走就走。
走过好几里后，突然看到一辆满载的货车驶过来，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汽车，迎面而来却是第一次，出于童心的好奇，顿时令我毛毛腾腾，不知是过分的兴奋而忘乎所以，还是为了躲避这庞然大物的碾轧而慌不择路，我莫名其妙地从马路的左边火速窜到右边。
眼看自己的车子就要撞上孩子，司机手快脚灵，一个急拐与刹车，只听到“咔嚓”一声，车身几乎滑进路旁的水田里。司机吓出一身冷汗，担心压着了孩子，开门急忙跳下车，看到一个小孩躺在前胎旁，幸好没伤着。司机满脑的担忧顿时化解，却又全部转化为怒火，双眼射出两道凶光，对着失魂丧胆的我怒吼着：“狗娘养的，小杂种，你疯了，想寻死呀！”
未等我反应过来，左右开弓，使尽全力恶狠狠地扇了我两个耳光。父母的打骂习以为常，外人的打骂却是人生第一次，我顿时感觉头冒火花，天旋地转。
司机很年轻，二十来岁，他怒不可遏，又一把抓起全身发麻的我，歇斯底里地嚷着：“走，狗东西，跟老子到县公安局去！”
我吓晕了，全身像筛糠，感觉软绵绵的，但还知道是自己闯了祸，哭着苦苦哀求：“叔叔，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放了……我吧！”
司机拖了好几步，似乎也感觉到我彻底认错了。他松开双手，但仍然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破口大骂﹕“差一点弄坏老子的车子，它可比你这条小命值钱多了。下次再横，非压死你这狗杂种不可！”。
他跳上车，好不容易才将车倒回马路中央，车往前驶了，嘴上还在不停地叫骂着。看来他受的惊吓并不亚于我。我爬在地上，呆呆地望着远去的汽车，自责与恐惧困扰着全脑，半晌回不过神来。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承受着外人的暴打与漫骂。
擦肩而过的死神令我刻骨铭心，切实感觉“一日被蛇咬，终生怕草绳”。我幼小的心灵上从此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造就了一生中根深蒂固的心里障碍。几十年来，每当我看到飞疾穿梭的机动车即将近身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油然而生, 全身发麻，双腿生软，令我本能地远远避开，呆立一旁。
进入21世纪，我的好多同学与同事都有了私车，都成了司机。子女也极力鼓动我去驾校学习。我不是没有条件购车，只是恨铁不成钢，有了这么一段并不光彩的心理障碍，我能安全驾车吗？
就这样，坏亊变成了好亊，我这辈子只会骑自行车，既不会伤害自己，更不可能擦碾他人，一生安康。
如此而已，这场终生无二的危命遭遇，算不算因祸得福呢？
13.5 右派老师拾粪肥
1957年9月初开学后，学校里传出了特大新闻，十多个老师参加暑假集中学习后居然抓出了两个叫“右派”的坏蛋。其中一个是我班的任课教师，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平日里精神焕发，课堂上激情奔放，师生印象都不错。眼下突然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负罪”之人，目光滞呆的精神病者。
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听说右派分子是思想极端反动，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坏人。既然上头的领导认定了，谁也不会产生疑虑，哪个也不会也不敢向他俩表示安抚与同情。再也没有任何学生主动热情喊他俩为“老师”，极个别的学生还会冲着他俩喊一声右派。他俩也不得不尽量躲避学生。
不久，这两个老师就在同学们的视线中被蒸发掉了。听说是在两个干部的监护下打个背包就走了，不知是调换到别的学校戴帽上岗，还是下放到某个农场劳动改造了。
接着，肖家湾完全小学附近的一个荒凉山坡上，兴办了一个园艺场，名曰“垦殖场”，但在当地干部和老百姓的心目中，这是一个新兴的变相的劳改农场。场内虽然没有荷枪实弹的军人与管教人员，但几十个农庄劳工，过去全都是责任重大的校园园丁或管理干部。
他们穿着有别于本地农民的旧中山装或者青年装，也不习惯于打赤脚。他们住在自己搭建的简陋工棚内，开荒种地，植树造果林，起早摸黑地劳动，据说没有任何的报酬。同劳改犯的最大差别是他们可以单个自由外出，但总是扛着一把小锄头，提着一只小竹筐，沿路搜索，拾狗粪、捡牛屎。想必是农场领导们别出心裁的创造性设计，要留给人们一个识别右派的标志：此种人走到哪里，就将“黑老五”的那股腥恶的“臭气”带到哪里。
然而，他们那股比老农还要执着的拾粪态度，令人佩服，让人猜测，是不是要按粪肥的质量与重量来评估劳动表现与思想改造的成效？
当地的干部与群众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路遇时都是远而避之。有次碰上一个向我们小学生问路，邻居孩子望了他一眼说；“别理他，他是右派，他是坏人。”那人没说什么，低着头，显得特别无奈。我犹豫一下后，感觉完全不理人家很不好意思，更不能欺騙害人，于是用手指了指他该去的方向后，也就身不由己地快步离开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垦殖场已经发展成为现今龙洞镇的中心地带，镇人民政府的办公楼及小院区座落在此地。韶山市至湘乡市约二十公里长的公路由此穿过，恰恰处在同两市等距离的中心位置上。数百米长的街道两旁，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商店、摊贩、作坊与餐馆等服务场所一个紧挨一个，还有南北两个加油站，一片繁荣向上的景象。
然而，在这种川流不息的人潮车流中，在这种家家生意兴隆，户户财源滚滚的门庭闹市下，还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批不幸的文化人，在此作过艰辛无私的和“脱胎换骨”的奉献……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由于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打击面严重扩大，结果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之多。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骄傲自满与听不进批评意见的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更为严重的是，此后的政冶运动常态化，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