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独个木轮土推车

  那时节的农活,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运输,除了手提、背扛、肩挑及头顶之外,能省点力气的工具就是独轮的手推车了。据说它是约1800年前由诸葛亮发明的,古时称“流牛木马”。它的整个车身都是木头的,仅在车轮外框套了一个铁箍,以提升抗磨耐力。看来成本并不高,然而也只有日子稍微好过一点的中上等人家,才有可能请木匠上门,精心造车。

  配置了手推车,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就可以承载数百斤了。车在前,人在后,车夫用略过肩宽的扁担挑着两个车把,人与车身都往前倾,好几百斤的重量就大部分落到车轮这个支点上去了。然而车夫不仅要全力推车,而且双手还要紧紧地握住车把,掌握车身的平衡,把持前进的方向。此外,车夫的双脚要尽量拉开,用以扩大与车轮形成的三点支撑面,降低车身倾倒的概率。

  掌握了这些要令后,在平坦的路面上推车并不难。然而,那时节哪会有这种路面,到处都是小石头隆起的羊肠小道。这就突显车夫的技术与体力,更要应对潜在的危险。手车没有任何刹车装置,上坡时重力分量发作,似乎几百斤都压在车夫身上,必须一鼓作气推到顶,否则车子会从身上辗过来;下坡时重力加速度发威,拖着车夫向下冲,人必往后仰,舍命拉扯,一气呵成抗到底,否则准是人仰车翻的下场。

  秋收后给国家仓库送公粮,或者到二十余里外的县城关镇卖柴火,总是父亲推车我拉车。父亲穿一双自己用稻草编织的草鞋,我一双光溜溜的赤脚更省事。

  我家的那辆独轮车不知是哪代祖宗留下的,车轮轴心已经磨到了使用极限,后来只能搁置,一时又没条件造新车,从此的运粮运柴运土全部落在双肩上。以至于19岁上大学时身高只有1米5多,硬是被频繁的重担压成了矮个。

  县城里的杂货店铺,往往是流动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可谓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店前的马路旁,摆放着大量从乡下推过来的手推车。那是农户最值钱的家当,然而谁也没有上锁的概念,或者留人看守的想法,更无人收费代管。

  那时节,没有任何一家的生产与生活装备是完整无缺的,都是邻居相互借用补缺,因而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都是写上主人的名字与“×××X年X月製造”的字样,或者刻上特色的标记,以供识别,归还原主。无需任何防盗处理,却无一丢失。

  某天,学校里首次迎来了一个骑脚踏车的年轻人,应该是从县城里下来了解情况的干部。全校同学倾巢而出,围着那两个轮子组成的铁架子团团转。一个个舒眉展眼,搔头摸耳,倍感稀奇!老师请年轻人在地坪里骑车转了几个小圈,等于让孩子们看了一次稀罕的魔术表演,激起全场一片掌声与惊叫。


  6.8 自带干粮出远门

  旧社会最可怜的是女人,生下来就裹脚,一双小脚只能整天呆在屋里劳作家务,万恶的封建势力剥夺了她们出门的权力。惟有一次出嫁结婚只好坐轿子。

  乡间的富人出门也可以坐轿子,两人抬的小轿走崎岖小道,4人抬的大轿走沙石土道,加上前呼后拥,犹显华贵。

  新中国成立后,除生在清末时期的老年妇女外,大多数妇女都是自然生长的大脚板了,男女平等彻底翻身,成亲的那一趟轿子逐渐取消。土地改革之后,富人全部被打倒,那种人骑人的轿子场景随之完全绝迹了。

  农村里还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山区与丘陵地带更糟糕,全部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用脚底踩出来的狭窄而崎岖的小道,就连奴役家畜的马车或者牛车也没法通行。劳动人民外出全靠迈双腿,不仅没有坐过车,而且不穿鞋,一年四季只能打赤脚,顶多穿一双草鞋。

  依据材质的不同,草鞋分两种。苣麻编织的属高档,相对耐磨耐看,可惜普遍百姓一般穿不起。稻草编制的两三天就透底了,但无需成本,扔了再织。

  一个家庭里可能找不到一双没有补丁的布鞋,但家家都拥有手工编织草鞋的辅助工具,一个钩子和栓子一体化的全木质小架构,专业名字叫”草鞋码子”。户户有稻草,人人可搓织,一个晚上我至少可以织一双。

  一年四季都窝在家里劳累,农村人极少出远门。每年秋收时节,偶尔也有年轻人互邀,到洞庭湖周边的平原地带打两、三周临工,专门帮人家收稻谷,称作“扮禾”。那里地多劳力不足,尽管极端辛苦,却可以挣几块小钱补贴家用。

  行程数百里,一路上的行装很简单,只要准备三两天沿途食用的干粮,炒米炒豆子加红薯。那时没有带水的概念,野外到处都有水源,两只手一合即成水杯,洗脸洗手与喝水一气呵成。

  那时节的人们心目中还没有“旅游”一词,但秋收后的山间要道上,时常可见到数十人的大队伍,每人都是光脚板或者穿草鞋,身背一个土布袋子,里面装的应该就是干粮吧。领队的头儿不停地吆喝或者唱山歌,在他的指令下,全队三步一拜,五步一跪,队伍艰难而缓缓地向前推进,行程数百数千里。

  他们是结队“朝南岳山”的患难老百姓,直至1957年,年年可见到好几批。各人满怀着对观音菩萨等等“神明”的虔诚愿望,为了给自己或者家人“消灾”的许愿或还愿,他们要受尽一路上的九九八十一大难,磨掉罪孽,才能到达最终目的地。在南岳衡山的神圣殿堂里烧香点烛,焚化钱纸,长跪不起。

  我的青少年时代,一双赤脚上山看牛与打柴火,遍地飞跑不伤脚板。1964年秋进大学后的前两周,同许多从各省各地农村来的同学一个样,依然光着脚丫子。为整校风校纪,美化校内环境,严于管理的朱九思书记兼副院长发出指令,学校办公室不得不颁布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禁止师生在操场之外的任何地方打赤脚,各处张贴,广播喇叭喊了好几天。从此我与赤脚无缘了。

  人心会改,人体也会变,数十年后,别提光脚走山路,平平整整的水泥或者沥青路面,脱掉鞋子和袜子后就迈不开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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