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多利亚道与咪哆士道交汇处，原英租界中央维多利亚花园北侧，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城堡建筑，高大而别致，格外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
这座风格迥异的二层建筑，青砖外墙，屋檐为雉堞垛口状女儿墙，两端是高耸的八角形塔楼，中间的楼门向前突出，给人以神秘之感，衬托在朦胧的月色下，仿佛行走在中世纪一般。
这就是天津英租界当年最宏伟的一座建筑——戈登堂，即斯时的国民党天津市政府。
戈登堂原是马术训练场，建成于一八九〇年，共投资三万二千两白银。由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英籍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建议修建，英国著名设计师钱伯斯设计，并以五年前在苏丹喀土穆阵亡的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命名。
戈登于一八六〇年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任工兵队指挥官。天津开埠后，英租界首先开辟，戈登是天津英租界划定与规划的主要设计者。
从一八六二年开始，戈登去上海任“常胜军”管带，配合李鸿章的淮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攻克苏州有功，清廷授予他提督衔，赏穿黄马褂。一八八〇年因中俄“伊犁事件”，他应李鸿章之邀再度来华。
在戈登堂落成典礼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道御史余昌宇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外国驻津领事及轮船招商局经理均应邀参加。
戈登的巨幅画像挂在会场中央，身穿朝服的李鸿章宣布大楼正式开放，并把两个缠着灰、红两色缎带的银钥匙交给德璀琳。
此时此刻，在戈登堂二楼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身穿深色西服的中年男子正向窗外观望，时而蹙眉，时而叹息。他就是天津现任市长杜建时。
时值深秋季节，草木凋零，街景一片萧条。满腹诗文的杜建时触景生情，嘴里哼出了宋玉悲秋的句子来：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杜建时收回目光，来到办公桌前，面对一幅挂在墙上的大比例尺地图深思。他的目光落在地图右上方的东北地区，那一带仿佛还在冒着浓浓硝烟，仿佛几十万解放军如潮水般向天津涌来。
“哼，关内不是关外，平津不是东北！就凭你们那些土枪土炮，想攻破我固若金汤的天津卫，做梦去吧……”杜建时狂态不可一世地喃喃道。
杜建时刚刚接过傅作义打来的一个电话，傅作义提醒道：“东北的共军经过辽西会战，消耗甚大，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和补充是绝对入不了关的，最快也得到来年春天。在此期间，天津要抓紧时间进行城防建设。”
对此，杜建时非常赞成傅作义的看法。他说：“目前，最为担心的就是东北共军入关问题。不过，天津的城防固若金汤，共军即便打过来，没有半年三个月是拿不下来的。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准备对天津城防再作进一步的扩建和加固……”
不知为什么，杜建时今天的情绪不是太好，有点坐立不安。他又走到窗口，满目的枯黄，满目的萧条，满目的凄凉，令他那本来就焦躁不安的心情又雪上加霜地蒙上一层惆怅阴影。
此时，杜建时还不知道，解放军没有如他所愿等到来年春天入关，甚至已经快到他的家门口了。解放军要抓住鼠年的尾巴，利用干天干地的冬天，出奇制胜地拿下被水洼包围的天津城。
杜建时，号际平，四十二岁，武清杨村人。世为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做过四川仪陇的县令，叔叔毕业于北洋陆军学堂，曾任北洋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其父早逝，自幼则在书香之家耳濡目染。四岁时，曾祖母就教他背诵古诗，五、六岁时能背诗百余首。
杜建时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其在毕业典礼上所作的论文深得蒋介石赏识。后来他进入美国陆军学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更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杜建时的夫人曾洛生是宋美龄介绍的，是宋美龄的秘书。她曾留学美国，专攻妇产科，获医学硕士学位，为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成员之一。由此可见，杜建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杜建时到天津担任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和北宁护路司令。在被任命为天津市长时，杜建时再三推诿，蒋介石对他说：“际平，听我的话，不要推辞。有事随时向我请示，把你安排在天津我是有长远打算的。”
杜建时任天津市长后，国民党内有人想把他弄下去取而代之，就造谣说他的夫人是中共地下党，在浴室里安装了电台，随时和共党联络。为此，南京专门派一个特务组织到天津调查，结果查无实据，根本没有那回事。
在蒋介石官阺中，主要分为ＣＣ、黄埔、政学三系。杜建时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怀疑，那么他究竟应该属哪个派系呢？
据杜建时自己说：“ＣＣ派之门我挨不上，也不敢挨，只求其不相忤、不得罪而已；黄埔派挨上了，可从未掌过兵权，身授中将军衔，团长都没当过；政学派要将不要兵，而我是日本投降之后，打内战之前，被委任为北宁铁路的光杆护路司令。”
不难看出，杜建时只是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也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却并未加入亲蒋的哪一派。
时已黄昏，晚霞染红了戈登堂宽大办公室的白色墙壁，也染红了墙壁上的蒋介石画像。那画像上的蒋介石犹如喝多了酒，红着脸带着一种浅笑，似乎以怀疑的神情注视着杜建时。
窗外落叶无声，室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就在杜建时得意于他对军事情势的看法与傅作义“英雄所见略同”时，有人轻轻敲了两下门，原来是英国金融界好友亚当·希伯来造访。
“您好，希伯来先生！”杜建时拉住希伯来的手摇了摇。
“您好，市长阁下！”希伯来的汉语很纯正。
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容光焕发的杜建时说：“希伯来先生，您快要成为地道的中国人了，听您说话，简直不像个‘约翰牛’！”
“不错，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我爱中国，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希伯来一刻也忘不了英国人的幽默，似乎取笑自己也是一种乐趣，“很遗憾，我的鼻子太高了点儿，上帝忘记赐给我黑头发、黄皮肤了。”
在二人时而用英语交谈，时而用华语调侃之后，杜建时问：“希伯来先生是个大忙人呀，今天来此有何贵干？”
“无事不登三宝殿！”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的希伯来坦然无拘地说，“市长阁下，我是熟不拘礼啊！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市长，不知当说不当说。”
“都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气，说说看！”
希伯来的话语直奔主题：“市长阁下，辽西会战失利，对我们天津会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你是说，共军下一步会不会攻打天津？”
“是的！现在社会上对这个问题议论颇多，我对贵国的军事缺乏了解，特来请教。”
“有人说共军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得休整三个月。以我看至少要休整半年，东北共军才能有新的军事行动。”杜建时用手轻轻摸了摸他油光铮亮的分头，然后以军事家的口吻进一步分析道，“再说，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而天津城防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天津守军的装备都是最先进的美式武器，共军的火炮根本不行，想拿下我天津卫并非那么容易……”
“看来，我们这些老外都变成杞人了！”
“杞人？”杜建时不解地睁大了眼睛。
“对，杞人！”希伯来做了一个鬼脸，“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作‘杞人忧天’吗？”
“哦！”杜建时大笑起来，“哈哈哈……”
“我的朋友都在往香港转移，他们也劝我赶快离开天津。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杜市长所言，令我茅塞顿开。我们做金融的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关乎到客户的信誉。再说了，年底还有很多账目要结算。我决定不马上南撤，等过了春节再说。”
“希伯来先生，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希伯来引证起中国的典故简直如数家珍，“看来，社会上那些传言不可信，听了很容易误事。有您的内部消息，我就放心了。谢谢市长，谢谢……”
此时，杜建时对天津的军事防御确实是充满着信心。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海河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穿越天津市区蜿蜒入海，毗邻北平和河北省，素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载的城市，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沉淀。
历史总是这样的诡秘，原本的显赫之地，可能因为使之显赫的那个机缘悄然离去而成为一个“弃妇”，变得憔悴落魄；原本的蛮荒之处，可能因为某种机缘的光顾变得闻达于世，令人刮目相看。
天津属于后者。它原本是退海之地，元代海道的开辟，催生出一座繁荣的新兴城市，成了元都的畿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将他的几个儿子分封为王，驻守于全国各地。其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北平。
朱元璋去世后，传位给长孙朱允炆。内心不服的朱棣为与朱允炆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一三九九年，朱棣率军南下，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取沧州，于一四〇二年攻入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宝座。
朱棣登基后，对他发兵争夺天下的码头三岔口仍念念不忘，认为那是块风水宝地，命群臣献名。最后，朱棣选中了“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
不久，朱棣迁都北京，天津便成了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日益重要。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在天津设卫。“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三卫，驻军一万六千人。
于是，人们又把天津叫作天津卫。设卫就要筑城，天津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城市历史即由此开始。
清咸丰十年（1861年），由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下令修建天津城防。当时在距城五六里的地方挖濠筑墙，所筑的围墙俗称“墙子”，围墙四周设十四个营门，如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西营门、北营门、东营门等。
去年二月，国民党国防部长兼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督察团团长白崇禧在北平行辕召开平、津、冀、热四省市“绥靖会议”，天津的杜建时和上官云相参加了会议。
会上，白崇禧说：“冀、平、津地区将有大战，各省市要做好准备，特别是平津外围要构筑永久工事。”
回津后，华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上官云相对杜建时焦急地说：“美军撤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的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共’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
于是二人根据天津的地理特点，利用河道多的有利条件，主持设计了天津城防工事线，并于当年四月动工，十二月结束。其中设立十五座城门，在战事尚未迫近天津市郊时，只开放八个城门，每个城门都驻有警察和宪兵，检查行人和车辆，入夜闭门。其余地段筑有铁丝网和护城河，切断交通。
杜建时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当过军事教官，并留学美国陆军学院。他自以为军事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既要构筑城防工事，就要有超前意识，最起码十年二十年内均属顶尖之作，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他把天津城防工事线弄得规模不小，在南北长十二点五公里、东西宽五公里、周长四十二公里范围内，建起了连成一片的碉堡群。
在这个碉堡群的外围，杜建时还别出心裁地构筑一道高四米、宽二米的土墙，土墙外挖有一道深三米、宽十米的护城河。
天津护城河在三元村附近与南运河沟通，将河水引入后，即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设堵，使水不得流入海河，改变方向朝天津西南郊一带倾泻，人为地造成一片很大的水淹区。杜建时企图借此增设障碍，以加强天津城区的防卫能力。
构筑于环城土墙上的城防碉堡群，被杜建时称之为自己的一大杰作。碉堡为立式，一律用红砖水泥砌成。在重点防守处，每隔三十米建一座碉堡，而非重点处，则碉堡与碉堡之间的距离为五十米。
这样一来，在环城的土墙上共建有一千多个碉堡，连同那些纵深地段配备的五百多个小型碉堡群，就使原本美丽的天津城破相了，形成一道看上去十分怪异的灰秃秃水泥堆成的另一类风景。
也许是漂过洋留过学的原因，杜建时非常注重工事的“现代化”建设。他在碉堡群四周架设了电网；为了保障通讯联络，每隔三、四个碉堡安装一部电话。他还在城防线的内墙里特地修了一条路，将全城连贯起来，作为兵员、弹药、粮食等后勤补给的通道。
杜建时为了构筑城防工事线，不惜耗资六百多亿元法币，企图把天津打造成一艘陆上的航空母舰。
一个月前，蒋介石从东北视察归来，去北平路过天津时，在火车上秘密召见了杜建时。在汇报天津城防建设时，杜建时跟流入渤海的海河水似的滔滔不绝将所有的政绩都倾泻在自己身上。
蒋介石对杜建时汇报的城防建设除了予以肯定之外还特别叮嘱：“华北将有大战，天津是最重要的地方，你要努力在此工作，必须长期保住天津海口，以待国际变化……”
杜建时煞费心机打造的这艘“陆上航母”，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孔祥熙还专程来津颁发嘉奖令，华北“剿总”司令、曾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也颇为赞赏。
然而，杜建时苦心营造的天津城防工事，却遭到一个外来“和尚”的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