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1911 — 2013），原籍山东省恩县（今武城县），1911年 12 月6 日出生于河北枣强县。
1935年在燕京大学参加“一二·九”学 生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留校任教并担任燕京大学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
1946年夏，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专攻历史地理学，其间曾担任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
1949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 9 月回
国。其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等职。1952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历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地质地理系和地 理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三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 员、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99年 10 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1月获美国地理学会乔治·戴维森勋章， 2001年 10 月获美国国家地理学学会研究与探索委员会主席奖。
2013年 10 月22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一座丰碑的震撼
1932年，侯仁之从通州潞河中学毕业，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入学 不久，他在校园中漫步， 有一座纪念碑映入眼帘，使他受到极大震撼， 那就是 为在 1926年北洋政府镇压民众爱国行动的“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校友魏士 毅烈士所立的墓碑。这个纪念碑并不大， 位置也很偏僻， 但却深深地引起了侯 仁之的注意，尤其是上面的碑文：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
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
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
愿后死者长毋忘。
他常回忆说：“细读这篇铭文，我不禁联想到，如此强烈地谴责当时的军 阀以及反动政府的石刻， 既是燕京大学青年学生爱国主义的重要标志， 又是燕 京大学领导保护和发扬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无可争辩的说明。如今回想， 这应该是我在燕京大学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课。”他在多篇的回忆文 章中都一再提到这个纪念碑，认为是一座丰碑，在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为 “三一八”烈士所建立的丰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的枪声震惊了中国人民。日本侵略 者侵占东三省后，又进一步向华北推进。燕京大学师生的抗日活动也在不 断活跃。在教师中流传着一个宣传抗日的内部刊物，封面上印着“火把” 两个大字。历史系顾颉刚教授组织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编写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用“通俗读物编刊社”名义发行。学生们不断发起支援长城沿线抗日将士的活动。
由于南京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终于激发了 1935年 12月9 日这一天开 始的北平爱国学生运动。当时侯仁之虽然正忙于撰写毕业论文， 但他满腔爱国 情怀， 积极参加了燕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他走在群情激昂的示威队伍中。高喊 着抗日救国的口号，感到心中很充实。
1936年，侯仁之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为研究生同时兼任历史系主 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顾颉刚为避免日寇的逮捕，仓促离开北平南下。其后，侯仁之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在洪炜莲教 授指导下继续硕士研究工作。在北平沦陷后国难深重的时刻，侯仁之用了 3 年时间，完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一省的续编。在敌伪统治下，这 篇硕士论文饱含着拯救祖国、重建家园的思想，登载在《燕京学报（专号之 十九）》上。
帮助学生前往抗日根据地
1940年6 月，侯仁之完成硕士学业后决定留校任教。司徒雷登校长把 他叫到办公室说：“侯仁之，你在学校已经有八年之久，对学校情况非常了 解，现在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之下有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你在学校 这么久了，和学生来往很多，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兼做学生生活辅导科 的科长。”
因为当时学校处于沦陷区，学生中所遇到的问题很多，有的学生因战争 影响， 经济来源困难； 有的学生在敌伪统治下不能安心学习， 要求到国统区或 根据地去（也称大后方和边区），这些都需要给予关心和帮助。经过3次商谈，学校决定成立一个学生辅导委员会，主管有关学生事宜， 由深受学生敬佩的美 国教授夏仁德任主席，侯仁之任副主席，便于和学生联系。夏仁德教授主要负 责为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安排各种各样的“自助工作”，按工种的不同，计时付 酬。那时经常有些学生来找侯仁之，表示愿意到内地去抗战，有的要投靠国民 党，有的要参加八路军，要求十分强烈。
这时候，正好有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延安回来了，他是侯仁之的好朋 友、“一二·九”运动负责人之一陈矩孙（陈絜）。他来到燕京大学，名义上 做侯仁之的研究生，实际上做地下工作。他对侯仁之说，你这个任务很重 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当八路军，想办法告诉我。侯说行。之后两人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校长，校长对他们的想法表示同意，并且让陈矩孙和侯仁之一起负责。随后，陈矩孙告诉侯仁之，两人之间要进行单 线联系。
送学生到抗日根据地是绝对机密的，遇到要请夏仁德教授帮助时，无法 告诉他原委，但他总是欣然承诺，从来不多问一句话。1941年初，陈矩孙让 侯仁之亲自为安排进入抗日根据地的学生预先注射白喉、伤寒等预防针。但是 校园里四处潜伏着敌伪的密探和特务， 到校医院公开注射太引人注目。侯仁之 考虑再三， 认为夜深人静时在位于水塔近旁的夏仁德教授家里进行注射是最安全的方案，于是问夏先生能否在夜间借用他家中的一间房， 请他把这间房的钥匙交给自己，夏先生本人不必在场，也不必了解房间里做什么，以免万一出 事，遭到追查。侯仁之的请求得到了夏仁德教授毫无保留的支持，注射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进行着。
送学生去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是需要严格保密的，当时中共地下党派出的 同志与侯仁之实行的是单线联系。凡是打算去抗日根据地的学生，地下党实 际上已经进行了慎重的选择，他们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方可与侯仁之接触，而侯仁之事先对地下党的情况已经有所掌握，确定名单之后，再代表学校进 行具体的安排。当事情基本有了眉目以后， 侯仁之会通知那些同学提前做好 准备。为了安全，一批以四五人为限，只能随身携带少量的干粮，装作要去 郊游的样子，随时等候通知。出发的时间取决于向导。曾不止一次出现因为向导不能按期到达而临时推迟出发时间的情况，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必须等向导前来接头。
陈矩孙叮嘱侯仁之， 一定要等到走的前一天晚上，才能通知要走的学生。 临熄灯时，侯仁之向每一个学生当面传达：明天早上 8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 例鸣汽笛时， 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途中的挂甲屯。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 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我们 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向导。老乡答完话后， 就会转向马路旁的一条石板路， 顺着圆明园西墙向西门走去，这时要隔开一段距离跟着他，一直到进入圆明 园。地下党对整个计划的安排周到机密， 侯仁之只负责传达信息这个环节， 决 不能去现场。据走的学生们后来说， 他们先隐蔽在圆明园的废墟和偏僻的村子 里， 然后沿着行人稀少的小路直奔妙峰山。学生们走后，课堂上找不见人， 都 是由侯仁之出面去向老师和有关方面做“解释”。
司徒雷登校长曾向侯仁之明确说过： 凡是自愿离开的学生，无论是要去大 后方还是去抗日根据地，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无论去哪里，凡有经济困难的， 都可由学校给予资助。凡是要走的学生， 临行前司徒雷登校长都要在临湖轩设 简单的晚宴饯行，并由侯仁之陪同。侯仁之记得有一次送行时，司徒雷登校长说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抗日根据地， 都要在国民党和共 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虽然燕京大学地处郊外，距西山不远，但要想在光天化日之下穿过封锁 线， 依然非常危险， 如果没有必要的掩护和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据侯仁之 回忆， 当时经他负责联系安排前往解放区的学生共有3批，根据去向的不同，离开北平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前两批学生的路线都是翻山越岭穿山沟走小路，经过西山再至妙峰山，肖克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八路军的部队会负责安排学生们下一步的行程； 第三批学生则是设法先乘火车沿平汉线南下，到达位于河 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磁县，再从磁县步行进入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
遭日本宪兵逮捕关押
1941年 12月7 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 争。8 日一早，日本宪兵就包围了燕京大学，继而侵占了校园。全体学生与 教职员被驱逐出校，美籍教职员被关押到集中营，部分教职员与学生被逮捕，关押在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司徒雷登校长也被拘留。被捕的教职员共 11 人，侯仁之也在其中， 是最年轻的一个，同遭逮捕的还有洪炜莲和邓之诚两位 教授。
当晚，侯仁之被汽车送到了目的地。他惊讶地发现，日本宪兵队的所在 地， 就是北大著名的红楼。两地的日本宪兵办理完交接手续， 侯仁之便被推搡着带到地下室，那里的房间已经被改造成了牢房，房门加装了木栅栏， 他得弯 下腰才能从栅栏下面的小门钻进去。进牢房后发现，那里已经关着一个人了。仔细一看，原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名叫孙以亮，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
地下室的每一个牢房里都关押着一个老师和一个同学。第三天早上，一个扫地的过来， 向侯仁之投过来一个纸团， 是侯仁之的老师让人送进来的，纸条上说：“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
不久侯仁之就被送到日本军事法庭审判，判决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 反日”。之后他被审问过好几次，只回答说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其他的一概不了解。在监狱又被关押了近半年，被判处徒刑一年，一年减刑，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找保人开释后终于出狱了。
涉险销毁爱国学生名单
侯仁之做事历来仔细，他把担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时秘密送走的每一批学生的名字、个人情况、学校提供的资助和联系方法等， 记录在一张薄薄的打字纸上，并小心地放在一个大封套里，藏在穆楼二层西头他在历史系 的办公室抽屉内。在狱中，虽然从审讯情况推断，敌人没有拿到这份名单，但是这潜在的危险随时可能变为一场灾难。对这份名单，侯仁之日夜悬挂在心，曾多次梦见自己回到燕园爬上办公室北窗外的树，从窗子里进去把名单偷了出来。梦醒之后，就更加焦灼不安。出狱后， 他急于设法回到被日军占据的燕京大学，为的就是销毁这份名单。
听说日军允许燕大教职员进校取个人物品，侯仁之当即决定要利用这次 机会。他临时住在燕园东门外成府槐树街李荣芳老师家。取东西要先到设在燕南园51号的日本宪兵队部填表。侯仁之以取图书、钟表、钢笔为名登记后，在一个带手枪的日本兵押解下来到了穆楼二层西头的办公室。那个大屋子有一 南一北两个套间， 南边的是历史系主任办公室， 北边的是侯仁之的办公室。趁着那个日本兵在摆弄油印机，他走进北间，拉开写字台的抽屉，立刻找到了那 个装有名单的封套。名单仍在！ 他沉着地把封套塞进预先扎紧的裤腰内，再罩 好外面的蓝布大褂——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通穿着，又顺手捡了几本线装书， 连同一个椅垫，用带来的绳子捆成了一个包。他原先计划， 在回程经过半壁桥时， 把名单撕碎丢下去，薄薄的纸片会顺水流入暗沟。可不巧的是，他和同时进校取东西的李荣芳老师、历史系同学王钟翰走到了一起， 3人被两个日本兵一前一后押解着，侯仁之排在第一个， 路上一直没有机会撕毁名单。被押 解到了燕大南校门后，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勺园七号楼的东南数十米处， 只见 南门的两扇黑铁门关着。这时两个日本兵把他们 3人转交给门房中出来的一个 守门的日本宪兵。这个宪兵面目凶恶，站在距离侯仁之一米多远处，两眼直直 瞪着，不动也不说话。侯仁之心里很紧张，担心一旦被搜身，后果不堪设想。他急中生智先发制人，把手里的包举起来去吸引宪兵的注意，说：“钟表钢笔统统的没有了，只有这些书和这个椅垫。”同时把填写的取物单递了过去。那个宪兵狠狠地一把抓过那包东西摔在地上，又把侯仁之推到了一边， 然后转向 了王钟翰。侯仁之急忙捡起书和垫子，顺势走开。正好看见李老师的儿子从两扇门的缝隙往里看，就忙说：“快给你爸爸叫车去吧。”
脱险后，侯仁之刚转过冰窖处的拐角，就沿着燕南园和农园两道围墙之 间的大车道， 一口气跑到成府槐树街李荣芳老师家。看见家里陈妈正烧柴锅烙 饼， 忙说， 我帮你烧火，赶紧把那个装着名单的封套塞进了灶膛。看着封套在 火中燃烧，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侯仁之从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活动开始，到为中共党组织工作，帮 助进步学生奔赴抗日战场， 以致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判刑。这些抗日活动影响了他的一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毅然回到祖国。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掀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主要参考资料
［1］ 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2］ 侯仁之：《辟密道送学子赴解放区》，载陈远编《消失的燕京》，重庆出 版社，2011年版；
［3］ 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段回忆》，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4］ 侯仁之：《晚晴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5］ 陈光中：《侯仁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6］ 侯仁之主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撰稿人：侯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