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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再一次和“饿”这个字打了三年的交道,这三年的交道打成什么结果,是什么样的结局不是我在这里说的东西,所幸的是,生活在城里的人躲过了这一劫灾难,那些乡下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1964年,父亲被派到天津去搞“四清运动”,再一次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地方,那是我自从生下来到懂事跟他接触的比较多的时候。

关于“四清运动”是个政治问题,我要说的是母亲,所以不会说的太多。即使是说也不过是我的所见所闻而已。

从外部的条件来说,由于中国和苏联翻了脸,周边的形势紧张起来。加上国内的大跃进的冒进主义,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人都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挨饿?

冒进主义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大概领导层内部开始有了分歧。于是,毛老爷子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派出大批的干部到地方蹲点。其中就有这个“四清运动”。这次运动显然是要大家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挨饿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后果。因为对于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老百姓来说,这场灾难肯定会让他们疑惑。好在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现在精,可能是营养问题,所以,领导们相信,他们有能力用他们的说法让老百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后来有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得出结论,“四清运动”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对我的印象就是父亲能够经常到姥姥家来,还有他的老乡和过去的朋友。姥姥那个时候已经原谅了父亲,每当他来的时候,姥姥就会炒菜打酒的招待他。

由于舅舅在父亲原来工作的工厂里工作,后来当了保卫科的干部,也分到了房子,姥姥和他生活在一起。

父亲虽然能够常常见面,母亲却不常来了,后来我知道,她有了我的弟弟。也就是父亲在天津搞“四清”的时候,母亲得了病了做了大手术,那时候弟弟才一岁多。

母亲病了住院,做了手术回家养病没法照看弟弟,就把他托付给了旁边胡同里的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照看,每个月二十元钱。

母亲养病在家的时候,我们经常接到她从北京寄来的毛衣毛裤,有姥姥的,舅舅的,舅母的以及我们三个孩子的。我回到北京看到过母亲织毛衣,非常快,每当她一有空闲手里总是有一件毛衣在织。

母亲手上的毛衣和父亲嘴边的烟卷一样成了他们标志性的特点。

大概是“四清运动”搞的不过瘾,两年之后,文革开始了,文革以后的两年我回到了北京。

“我这辈子虽然只有你和你弟弟两个孩子,可是我养活的孩子并不少。”

真的如母亲说的那样,除了舅舅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父亲的一个战友也因为孩子多把大女儿交给了母亲,至今已经退休在家。

“向我这样年龄的人,有个三五个孩子很正常,可那个时候我已经负担了这么多的人,不能要那么多的孩子,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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