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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退休武官王常福老师佳作《站在波留宁将军墓前》刊登《外交官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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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常福, 山东龙口人,大校军衔。1964年,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毕业,公派至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学习。先后在中国驻阿大使馆文化处、研究室、武官处工作。1970年9月入伍。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陆海空军副武官、武官处陆海空第一副武官、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退役后,曾担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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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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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新圣女公墓静谧安宁,人们悄声细语、脚步轻轻,唯恐打扰了长眠之人。于这些俄罗斯民族名人的墓碑群里,我找到了他——弗·帕·波留宁。

之所以专程前来他的墓前祭奠,不只为他是苏联空军上将、苏联英雄,也不只因为他参加过卫国战争,且战功赫赫,更因为他曾3次到过中国,前后6年,帮助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培训精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3年初,我首次赴莫斯科任职时,弗·帕·波留宁上将刚过世不久,人们还沉浸在对他深深的怀念之中。

波留宁曾留下一篇完整的回忆录,叫做《完成国际主义义务》,收在《1937-1940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


弗·帕·波留宁

这位轰炸机出身的飞行员,出生于1906年;

23岁在航校学习时,即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31年从航校毕业后,来到轰炸机部队。

两年后,他奉命以苏联军事专家组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应新疆政府要求,驾机帮助平定暴乱,建设新疆航空学校。

1937-1939年,他作为援华志愿飞行员,率领轰炸机大队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第三次是担任苏中运输线上的苏方负责人,经他之手完好无损地将400架飞机交付中方。


回国后,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指挥过布良斯克战区空军师和第六空军师,担任过驻波兰军队空军司令。其后,他在苏联军队中担任了一系列领导职务,任过多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苏共十九大代表。

波留宁曾多次执行过重大任务,一生战功卓著,曾两次获得“苏联英雄”光荣称号和两枚列宁勋章,在部队中有着崇高的威信。

1981年11月21日,波留宁上将因病去世,葬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官,专门去他的陵墓献花,是感谢他对中国人民的帮助,以及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所作出的贡献。


2


那个冬天,天气格外寒冷。深夜里,一行人身着便衣,乘火车自莫斯科向东而行,领头的人正是波留宁。那一年是1933年,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蒋介石正集中力量进攻江西红军根据地。在狂风怒号里,这一行人在远东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在简易的木屋里,波留宁打开了接站人交来的公函。公函上只有一句短短的命令:“装配好飞机,准备转移。”

此时的中国,军阀统治,民不聊生,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西北边陲的新疆,处于督办盛世才的把持之下,其表面上承认南京政权,实际上实行自己的统治。出于多方面考虑,盛世才开始对苏联友好。为加强实力,盛世才于1932年4月开办了新疆航空军官学校。教官主要从苏联以及东北、南京空军中聘请。而波留宁他们,正是将要赶赴新疆的一批教官。

冒着严寒,费了很大力气,他们挖出了被雪掩埋的木箱,将飞机零件逐一装配好。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中,他们从早干到晚,不敢摘手套,因为怕手指冻在金属上。为不致被风吹跑,飞机加固了缆绳。

12月25日夜里,挂上炸弹、备足汽油的飞机起飞,在雪面上滑行了一段时间,终于离地。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没有氧气瓶,仅靠着仪表,在恶劣、复杂的天气条件下,他们翻越覆盖着云层的四千米高的塔尔巴加泰山峰。

在石河子落地加油时,遭遇到原沙皇军队所属的俄罗斯侨民骑兵团,幸好骑兵团归属了中国政府,所以没有遇到麻烦。

飞机抵达乌鲁木齐上空时,波留宁他们发现有大批叛军人马正攻打要塞,不时闪出枪炮的火光。飞机降低了高度,轮番向叛军密集处投掷杀伤弹,地面腾起爆炸的烟雾,机枪开始扫射。叛军似乎没有见过飞机,被突然的空袭吓坏了,仓惶逃窜,四处奔跑,在雪地上留下横七竖八的尸体。

叛乱被镇压下去,而战友柯斯嘉·金斯科夫驾驶的飞机被叛军打伤,金斯科夫被城里守军所救,飞机被拖到城墙边伪装了起来。

镇压叛乱之后,波留宁他们担负起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苏联提供了一些飞机及装备,波留宁被指定担任校长的航空总顾问。

当时的新疆欠缺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挑选学员困难,好不容易招了一些飞行预科生,上课时,很多学员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俄国人不懂中文,学员不会俄语,学生、老师都感觉吃力。但学员十分勤奋,有时会忘记吃饭和休息。终于可以飞上天,学员们十分兴奋,下了飞机,他们围成一团,挥动着手,互相庆贺。

平日里,师生有着良好的关系,学员们普遍对教官有一种报恩心理。有时候,他们会拿来一篮苹果或其他东西给教官,如果被拒绝,学员会生气。

令波留宁他们看不惯的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存在的官兵差别,军官傲慢地对待士兵,甚至打骂、折磨。波留宁曾看见一名学员因饭盒不慎掉了而遭到军官打骂,士兵不敢避让,老实站着并向军官鞠躬。

飞行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波留宁与领航员季莫菲也夫·米柴尔斯基被派飞往南疆。天气很恶劣,云层将山全部遮住,返回时,油料已经不够。飞回去已没有可能,只有寻找场地降落。很幸运,在山顶,他们发现了一块平坦地方。这样做依然冒险,但没有办法,飞机上没有降落伞。

波留宁减低速度,小心飞入山谷,左面是悬崖,右面是深渊。飞机剧烈颠簸后,终于着陆。跳下飞机,大家拥抱在一起:“好险,我们都活着!”

领航员下到山谷寻求帮助,波留宁一个人留下看守飞机。夜幕降临,峡谷里风在呼啸冻得使人受不了,饥寒交迫的波留宁坐到天亮,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终于等来了人,飞机加上油,检查好各种部件,又飞回乌鲁木齐。

山区里的飞行,每次都要冒着危险。天气变化无常,人烟稀少,单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很少有活下来的希望。因此,波留宁他们执行任务时,都要备好食物、小刀及其他必需的东西。

还有一次,他驾机去外面执行任务,几天后回机场一看,机场上的飞机全不见了。原来,一场飓风袭来,刮断了飞机的固定缆绳,将飞机吹进了山谷里。18架飞机,没有一架可以修复。

1934年深秋,波留宁完成了任务轮换回国。当地政府为他们举行了热烈的送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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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露出了狰狞面目,抗战开始。

此时,队长进修班结业后,波留宁被任命为空军科学研究院重型轰炸机队队长,正研究改装新的CB高速轰炸机。

1937年底,他奉命率领第二批CB轰炸机全体人员,驾机去中国参战。大队共有31名飞行员和31名领航员,以及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

在阿拉木图,他们见到了从全国汇集而来的机械师,以及集装箱运来的轰炸机部件,工厂的师傅很快组装好,开始试飞。

与此同时,另一支由特霍尔大队长率领的轰炸机大队,自伊尔库斯克走北线,经蒙古、肃州、兰州抵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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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飞行员飞行间隙中


波留宁他们的第一站是伊宁,刚下飞机,地面报告:乌鲁木齐那边有暴风雪。但波留宁收到的电报是“坚决不能耽搁”。任务紧急,不容多想,只能硬闯。波留宁召集全体人员开会,明确了任务和备用机场,万一不能飞到原定机场,要做好单独飞行的准备!

没有无线电设备,没有航行与天气预报保障,只能凭仪表飞行,完全靠自己的经验。

天气比预想的要差,成团的雪块打在玻璃上,飞机在天空被抛得左右摇晃,暴风雪使机组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各机组只能冒着危险单独行动。飞机像暴风雨中海里的航船,孤独地漂泊着,向乌鲁木齐方向集中。

终于着陆了,全大队无一损失,波留宁他们经受了又一次考验,机场上迎接的人欢呼起来。

从乌鲁木齐出发,在肃州降落时,遇到了沙尘暴。15天后,沙尘暴平息,才得以飞往兰州。

兰州机场里,汽车运来的战斗机在此集中,组装后进行试飞。在这里补充储备油料物资,弗·米·阿基莫夫上校是这里的负责人,他懂中国话,了解当地风俗。

阿基莫夫告诉波留宁,歼击机大队长库尔丘莫夫在飞越山区时,因为空气密度小,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光荣牺牲了。为此,波留宁专门对大队的人员进行了集训,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在武汉上空,有中国战斗机在巡逻护航,防止日本人的飞机偷袭。

在机场迎接的是苏联驻华武官米·伊·德拉特维英,以及空军总顾问、后来担任了空军司令的巴·费·日加列夫,还有中国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和翻译。

此时恰逢1938年新年,机队住进了先前是日本军官俱乐部的房子里,受到了当地警察保护。他们被告知,外出要小心,城里有日本间谍,刚刚用船运来二百多位白俄的女儿,专门刺探情报。


日加列夫介绍了当前战局:

1    日本有17个航空队,装备了九六式中型轰炸机,载弹量1吨,活动半径2000公里,速度330公里。

2    双引擎的萨伏亚轰炸机载弹800公斤,时速时380公里。

3    九五式战斗机时速300-350公里,九六式380公里,机动性能好,用于掩护轰炸机。

4    战争开始前,日军又装备了九七式战斗机,速度达每小时450公里。

5    日军正加强训练,扩大了活动半径。尤其是,日机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和夜航设备。

6    中国空军装备落后,所采购的西方老飞机各项性能远远落后日本。南京保卫战开始时,中国作战飞机只剩下20架,合并为一个队,补充了以美国人为主的外国雇佣飞行员,这些人的兴趣在于领取高薪和娱乐。他们穿着丝绸上衣、皮鞋,趾高气扬,一举一动里看不起中国人。


日加列夫认为,中国空军目前已形成不了事实上的战斗力,苏联志愿飞行员一开始就得立即准备作战。第一批23架苏联战斗机已于1937年12月1日赶赴南京机场,当天5次升空拦截日本飞机,迎击数倍于我之敌,击落了6架日本轰炸机。他说:“当日本飞机被击落时,市民们立刻知道,天上作战的是苏联志愿飞行员,人们把街上的苏联人围了起来,欢呼着表示感激。”

当年底,H·M·基达林斯基率领的第一支CB轰炸机大队到了南京,攻击了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军舰和机场,击沉了1艘巡洋舰,炸伤了6艘军舰,炸毁了机场上许多飞机。

波留宁大队领受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日本交通线,支援地面部队,特别是摧毁机场上的敌机,以及燃料库和弹药库。

按照布置,波留宁主动出击,轰炸了敌人的机场、交通运输线、敌军集结点、军舰及其他目标。这些攻击给敌人造成了明显威胁,以致日军被迫将飞机后撤到几百公里的后方。

1938年1月,波留宁接到轰炸南京机场的命令。天亮之前,飞机趁夜色起飞。月光下,长江水面银光闪闪,偶或有点点金色光亮在跳跃。

日本人都在睡觉,没有一点察觉,机场上一片安静。涂有膏药的日本飞机排成一条线,像是接受检阅。波留宁命令各机保持距离,将炸弹投下去,地面立刻涌起团团火光,火光中敌人忙作一团。直至轰炸完毕,日本人才清醒过来,高射炮开始了猛烈射击,火球不时在周围迸发。波留宁的飞机被弹片打中,只能靠一个发动机飞行。

要飞到汉口已经不可能,只好迫降在一片水草地上,刚一落地,飞机立刻被陷住了。

附近的老乡跑过来,帮助用绳子和圆木,将飞机拖到岸边,又合力把飞机抬到了一艘旧驳船上。叼着烟斗的船长将机组用小船接到了芜湖岸边一个小茶馆里,做了一桌子菜,让波留宁他们吃饱,又带他们到附近的房子里休息。

经过一天劳累,他们很快进入梦乡。天亮时,老乡送来了烧饼和茶,还有3头小毛驴。

“这是怎么回事?”看着那些毛驴,波留宁有些疑惑。

老乡笑着骑上竹竿,一边指着毛驴。

“哈,我要骑上这毛驴,会把它压坏的。”大个子巴格列卓夫大笑起来。

波留宁谢绝了老乡的好意,让一个年轻人陪着,前往安庆。沙夫琴柯带飞机到了安庆机场,5个人挤在飞机里,凑合着飞回武汉。整整3天3夜,谁也不知道波留宁他们的下落,以为全部牺牲了,突然见到了他们几个,大家都很兴奋。

时间不长,波留宁他们的飞机,被老乡用驳船从长江运了回来。很长时间里,波留宁对那位信守诺言的船长充满了感激之情。

后来得知,这次轰炸,敌人损失巨大,48架飞机被烧毁,机场设施报废,燃料弹药全部报销,一段时间里机场不能使用。

对南京机场的成功袭击使大家增强了信心,产生了力量,但袭击中飞行员符多维英牺牲了,这使大家十分难过。


4


过了两天,前方观察哨报告,大批日本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正在向汉口方向飞来。

波留宁他们已经熟悉了日本人的战术,日本人是想将志愿队的战斗机吸引出来交战,以保证他们的轰炸机可以行动。

留恰哥夫提出,将战斗机分成两批:一批同敌战斗机交战;另一批出其不意奔袭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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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战场面


警报响起,轰炸机飞行员们奔向飞机,按计划进入预定空域。稍后,战斗机起飞。从空中能清楚地看到,中苏战斗机和敌机搏斗的场景。飞机在高空盘旋着,时而拉起,时而俯冲,在空中划出大的半圆。有些黯淡的天空里,不时划过一道光亮。一架战斗机起火了,另一架也冒起了烟,机翼在阳光下闪着光亮。又一架飞机翻了身,起落架朝上,一头栽了下去。

因为失去了战斗机掩护,日本轰炸机随便扔了炸弹就想返航,但已经跑不掉了。中苏联合战斗机将日本轰炸机追得燃油用尽,直至击落。老百姓在江滩、稻田里找到了被击落的日机,并用绳子捆住被俘的日本飞行员,将他们送到机场。

1938年3月底,陇海铁路东段的日本军队开始向徐州方向移动,以便打通和中部地区的联系。得到情报,日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就是黄河铁桥,他们将通过与铁桥并排的浮桥渡河。

波留宁他们接到的任务是破坏桥梁,迟滞敌人的进攻。但路程太远,需要中间着陆加油。CB轰炸机分成了3个中队,每个中队8架飞机,波留宁带队执行这次任务。为增加命中率系数,波留宁经考虑,为飞机增加了一箱36个小炸弹的备用炸弹,超载的飞机吃力地起飞,途中在徐州加油,经过敌占区,跋涉1000多公里,终于到达目标。

波留宁发现,一列列军用列车正源源不断向前线开去,浮桥上,日本步兵和机械化的部队正在通过。敌人毫无察觉,一炮都没放。炸弹投下,扬起无数水柱,铁桥坍塌进了水里,浮桥的残片顺着河水向下游漂去。

返航落地后,中国指挥部代表跑了过来:“没有想到吧,你们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你们把日本统帅部的计划全给打乱了,等他们造好新的渡桥,进攻肯定要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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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为日军飞机消耗较多,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抓紧向德国和意大利购买新式飞机。担心遭到苏联轰炸机的袭击,日军将卸货地点选在了日本空军的主要基地——松山机场。

1936年完工的松山机场,除了拥有多条跑道和导航设施,还有巨大的油库、弹药库及飞机修配厂。中日战争爆发后,为支援日陆军作战,日军在松山基地部署了大量新型飞机,作为前进基地。情报获悉,日本运载新飞机的船队刚刚抵达台北,船上载有意大利新式轰炸机。

苏联顾问组会同中方空军负责人制定了大胆的计划,决定攻其不备,轰炸松山机场。松山机场周围都是山,苏联飞行员从没飞过这条航线。领航员们奉命制定出详细的飞行计划,地勤人员细致地将飞机各个部位进行了检查。

为迷惑敌人,开始散布消息,说要准备轰炸安庆附近长江中的军舰。

攻击机群分为两个编队,28架CB从汉口出击,12架CB从南昌出击。第一编队苏联机组,第二编队中苏参半。为求突然,攻击航线通过台湾岛北部,并在西端急转,于4000米高度进入攻击。两个编队中,从汉口起飞的波留宁编队达成目的,而南昌编队遇云无法辨识目标,不得不回头。

袭击时间定在苏联红军成立20周年纪念日。行动严格保密,所有无关人员都不知道此事。

1938年2月23日清晨,汉口机场上,4辆苏联军用卡车驰向停机坪,80多名飞行员迅速跑向СB-2轰炸机。几分钟后,螺旋桨转动起来,发动机发出轰鸣,波留宁率领的28架飞机鱼贯滑出,腾空而起,消失在晨霭之中。

天气很好,非常适合飞行,地平线上有浅蓝色的薄雾。

在没有供氧设备的情况下,为了节省燃料,飞机一直上升到5500米的高空,严格保持直线飞行。飞行员们忍受着缺氧的生理反应。两个多小时后,波留宁下令降低高度至2000米,飞行员们透了口气,最后又检查一遍机上的武器系统。

10点30分,28架飞机携带的280枚炸弹,冰雹般砸向松山机场的飞机、油库、机库、弹药库,机场顿时一片火海。


后来波留宁回忆说:

当时的天气情况并不理想,台湾东部地区被密云笼罩着,只露出点点山峰。根据时间,我们计算出已经到达攻击地区,此时云缝中突然露出了一丝亮光,目标显露出来,不远处就是台湾,台北3公里处就是日军机场。

波留宁说:

日本人好像把我们的飞机当成了自己人,高射炮鸦雀无声,空中见不到一架敌人战斗机。我们按预定计划展开队形,不慌不忙地瞄准轰炸,机场上顿时浓烟弥漫。对没炸毁的飞机和高炮,我们继续用机关炮扫射。另外,我们还对一座港口设施和军事运输船实施了轰炸。


炸弹投完、子弹打光,志愿队轰炸机群开始返航,毫发无损地降落在南昌机场。

为庆贺苏联飞行员胜利凯旋,苏联和中国指挥部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中国军民大受鼓舞,各种报纸连日报道,各界热烈庆祝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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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为轰炸日军台北松山机场的苏联飞行员授勋


远征台北的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代表航空委员会,设宴招待远征的苏联空军勇士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盛赞他们这次取得的辉煌胜利。波留宁作为大队长,坐在了宋美龄旁边。

波留宁回忆,突袭成功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中国各家早报纷纷报告了一则轰动新闻:“在一名外国飞行员指挥下,年轻的中国空军突袭了位于台湾岛的日本空军基地。”虽然报纸并未提及外国飞行员的姓名,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陈纳德,因为当时,陈纳德正领导一个外国志愿飞行队。

后据侦察,台北空军基地40架日机被毁,3年的燃料储备报销,几艘船只被击沉或炸伤,机库和港口设施被毁坏。

1938年4月4日,日本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发出照会,抗议苏联向中国提供军援。但苏联向日本外交官解释说,苏联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


6


1938年5月20日,由波留宁他们带教出来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由徐焕升带队,驾驶轰炸机,趁夜色隐蔽远征日本本土,在九州和大阪上空撒了一百多万张传单。任务完成后,蒋介石亲自来向中苏飞行员表示祝贺,这是波留宁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波留宁还奉命为八路军运送过物资。

地面值班人员曾询问波留宁:“你的飞机可以装多少公斤货物?”

“一吨。”

“那好,这里刚好有一吨物资,要送往这儿。”值班员在地图上标注了一个偏僻的山区。

一条小河,降落地点用信号布做标记,旁边有一个风向标。这就是机组能够得到的全部信息。波留宁知道,这是一次不容易完成的任务。

按计划两个半小时就可以飞到目的地,但3个小时过去了,目标却没有找到。发现了一条小河,但周围没有信号布。在无人的山区上空,波留宁转了好久,不由产生了疑问: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正在这时,突然领航员喊了起来:“右面,山脚下有标记!”波留宁一看,不错,那边有风向标正在飘动。原来,山的阴影遮住了信号布。

试降之后,飞机终于落在铺满砾石的空地上。八路军代表走过来,向波留宁他们表示感谢,将货物卸在一辆马车上,以便沿崎岖山路运到山里去。

“需要汽油吗?”那位代表关心地问。

几个八路军士兵从一块大石头后面,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几桶汽油。他们考虑得很周到。战事紧急,将油加进油箱,波留宁他们便同八路军告别,起飞返程。

进行了无数次战斗飞行后,夏天到来时,波留宁他们奉命转移到兰州的后方机场,在那里维修飞机、更换发动机,以尽量延长飞机的使用寿命。

战斗取得成功,除了飞行员和领航员的飞行技能和战斗本领外,工程师、机械师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知疲倦,日夜守候在机场上,确保飞机随时投入战斗,他们随时可以代替射击士飞上天,操纵高速机枪作战。

波留宁与空军研究院的战友、随航机械师瓦西亚·齐姆良斯基,1928年两个人在沃尔斯基航校同为学员时就很熟。齐姆良斯基是一个乐天派,喜爱音乐。在学校时,教员和同学都很喜欢他。来到中国,无论怎样复杂的战斗环境下,他从来不离口琴,整天嘻嘻哈哈和大家逗乐。这位“空中音乐家”在中国的天空飞行了约100多个小时。

1938年7月初,波留宁接到命令,将飞机移交给由T·T·赫留金率领的志愿飞行队,他们的大队回国休整。

夏天里,波留宁回到莫斯科。在哈莫夫兵营里,他写出一份在中国作战情况的详细报告,为苏联轰炸机部队建设提供了真实的一手资料。空军司令洛克基沃诺夫及其他空军领导人接见了波留宁一行,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赞扬,并得到了奖品。

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波留宁“苏联英雄”称号。


7


为保证飞行规范与安全,苏联空军成立了检查局,总结推广战斗经验,制定相应文件,局长由苏联英雄A·K·谢洛夫担任,波留宁担任了副局长。

在检查局工作时间不长,波留宁被任命为基地副司令和航线管理局局长。基地在阿拉木图附近,从基地里经国境把飞机、武器和弹药运到中国。随战争延续,要使有所增加的军事装备和物质能及时运到中国,可见航运局的工作十分重要。

1938年10月,波留宁到航线管理局走马上任。当时,航线管理局很混乱,急需整顿。航线上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从阿拉木图到终点站兰州,中间有11个机场,所有的机场都是土机场,周围是山,下过雨后许多石块会随水冲到机场上,每天飞行之前常常需要清除这些石头。

无论有多大困难,必须保证苏联飞机和人员在航线上各个机场上的停驻和起飞,保证正常向中国空军提供苏联飞机。

航线长达3000公里,缺乏可靠的通讯联系工具,没有可以判定位置的突出地标。因常常有沙尘暴,唯一一条土质公路几近灰黄,从天上看起来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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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老战士合影。自左至右:布拉戈维申斯基、雷托夫、雷恰戈夫、波留宁


波留宁在每个机场上都建立了指挥所,备有燃料、加油设施和粮食。人们在那里勤奋工作,通过指挥所同中国地方当局联系。作为局长,波留宁的任务除了保证安全运输物资,还要装配好飞机。

两个装配基地,其中一个在阿拉木图。一个大队的工人负责CB轰炸机的装配,波留宁与这些工人在国内改装CB轰炸机时就很熟悉。这些人团结、忘我,集体荣誉感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完成任务。他们昼夜不停工作,始终坚守岗位,只是在吃饭和睡觉时稍微歇一会儿。

每装配好一架飞机,波留宁都要亲自试飞检查,与驻厂接收员、工程师共同对每架飞机的技术和战斗要求负责。飞机检查和试飞之后,就移交给机组,随即飞往兰州。

有一次,波留宁接过一批ДБ-3A轰炸机,这批飞机是由R·A·库里申科和政委C·G·费德洛夫率领飞往中国的。航线上的机场不能降落这样的飞机,因跑道太短。能降落这种飞机最近的机场在安西,距离有2000公里,CB不着陆是飞不到的,波留宁不得不飞到乌鲁木齐,在那里换了CB飞机,前去引导ДБ-3A。

第二个装配基地在戈壁滩边缘的哈密,这里装配伊-15、伊-16战斗机。飞机先拆散装箱,用汽车运到哈密,安装好后再由中苏飞行员接收并试飞,然后由波留宁的CB轰炸机引领到终点站兰州。波留宁记得,曾引领过著名苏联飞行员苏普伦和柯基那基率领的40架战斗机。

在此期间,他们共运送了400架飞机到中国,没有一架出过事故。

直至晚年,波留宁每每忆及三次在中国的那些日日夜夜,总是充满着激情。6年间,他3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与中国军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培训带教中国飞行员,输送武器装备,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战斗中,他作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一员,表现出令人敬仰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尽到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天有些阴,站在波留宁将军墓前,我脱帽,将花圈郑重地献上。我深知,我的这一举动,并不只是代表个人,更是代表曾经被他及他的战友保护过的中国百姓,代表曾与他一起反抗过侵略者并肩战斗过的军民们,向一个有良知的外国人,表示感激之情!

有风吹过,簌簌有声。仿佛在说,将军不死,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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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悦读网版务部

制作: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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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