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二百三十九
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丰富我们的人生经验。在《资治通鉴》中就记载了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中感悟到智慧。在卷二十三记载了一些事件，说明应遵循“依法治官”与“礼仪大法”来治理社稷。原文如下：
孝昭皇帝上始元四年
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益州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馀人。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之。
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
是岁，上官安为车骑将军。
孝昭皇帝上始元五年
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姊君姁（xū），赐钱二百万、奴婢、第宅以充实焉。诸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无在位者。
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繇是不疑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为不及也。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贵。坐诬罔不道，要斩。
夏，六月，封上官安为桑乐侯。安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子病死，仰而骂天。其顽悖如此。
罢儋耳、真番郡。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馀人，获畜产五万馀头。
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孝昭皇帝上始元四年（前83年）
春季三月甲寅日，册立上官氏为皇后，大赦天下。
西南夷姑缯、叶榆部落再次反叛，朝廷派水衡都尉吕辟胡率领益州军队征讨。吕辟胡驻军不前，蛮夷于是杀死益州太守，乘胜与吕辟胡交战，汉军战死及溺水而亡的有四千多人。冬季，朝廷再派大鸿胪田广明率军征讨。
廷尉李种因故意纵容死罪囚犯，被判处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暴尸。
这一年，上官安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孝昭皇帝上始元五年（前82年）
春季正月，追尊汉昭帝的外祖父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个姐姐叫君姁，朝廷赐给她二百万钱、奴婢和住宅，让她的生活富足。赵父的兄弟们也按亲属关系的远近接受赏赐，但没有一人在朝廷任职。
有个男子乘坐黄牛车来到皇宫北门，自称是卫太子（汉武帝嫡长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自杀，当时传言其未死）；负责接待上书的公车官将此事上报朝廷。汉昭帝下诏让三公、九卿、将军及中二千石官员共同辨认。长安城中围观的官吏百姓达数万人，右将军率军驻守在宫门前以防意外。丞相、御史及中二千石官员赶到后，都不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最后到达，当即命令随从官吏将该男子捆绑起来。有人说：“还没确定他是不是卫太子，暂且先别关押。”隽不疑说：“各位何必怕卫太子！从前蒯聩违背父命出逃，他的儿子蒯辄继位后拒不接纳他，《春秋》肯定了蒯辄的做法。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后未被处死，如今自己回来，这就是罪人！”于是将其送往诏狱，也就是皇帝下令关押犯人的监狱。汉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说后赞赏他说：“公卿大臣应当任用精通儒家经术、明白大道理的人。”从此隽不疑在朝廷中名声大振，在位官员都自认为不如他。廷尉审讯核实该男子身份，最终查明是诈骗，他本是夏阳人，姓成，名方遂，住在湖县，以占卜为生。曾有原太子舍人找他占卜，对他说：“你相貌很像卫太子。”成方遂心生贪念，希望借此获得富贵。最终他因“诬罔不道”（欺骗君主、大逆不道）被判处腰斩。
夏季六月，封上官安为桑乐侯。上官安日益骄横荒淫，在宫中接受赏赐后，对宾客说：“和我女婿（指汉昭帝，上官安之女为皇后）喝酒，太痛快了！看到他的服饰，我回家后都想把自己的东西烧了！”他的儿子病死，竟仰头骂天。其蛮横无礼到了这种地步。
朝廷撤销儋耳、真番二郡。秋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征讨益州反叛蛮夷，斩杀、俘虏三万多人，缴获牲畜五万多头。
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经历汉武帝时期的奢侈挥霍和连年征战后，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近年来粮食连年歉收，流民还没全部返乡，应当恢复汉文帝时的政策，以节俭、宽厚安抚百姓，顺应天意、取悦民心，这样粮食收成定会好转。”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杜延年是前御史大夫杜周的儿子。
这段话体现出这样一些道理：首先是赏罚分明与治官原则。李种因纵容死罪被处死，体现汉朝“依法治官”的严厉；隽不疑因明辨大义获赞赏，说明朝廷重视官员的“经术素养”与“原则性”，而非畏惧权贵或模棱两可。其次，辨伪存真与政治智慧。“伪卫太子案”中，隽不疑以《春秋》典故为依据，果断处置诈骗者，避免了政治动荡。这表明面对模糊的政治事件，需以“礼法大义”为准则，而非被舆论或权势裹挟；同时警示“借名人身份谋私”的欺诈行为终会败露。第三，骄奢必亡的警示。上官安因外戚身份骤贵，却骄横骂天、狂妄无礼，为其后来的家族覆灭（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被诛）埋下伏笔，印证了“恃宠而骄者必败”的规律。第四，治国需因时调整。杜延年建议霍光效仿汉文帝“节俭宽和”，取代汉武帝的“奢侈师旅”，体现治国需根据国情调整政策——战乱后应优先休养生息，而非延续激进策略，这是汉朝“与民休息”治国思想的延续。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