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二百三十六
汉武帝的功过得失谁来评说？毛主席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帝王列举了五人，应该说，这五个帝王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首词的下半阕：“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主席对这五个帝王的评价是：只可惜秦始皇、汉武帝，略差文学才华；唐太宗、宋太祖，稍逊文治功劳。称雄一世的人物，成吉思汗，只知道拉弓射大雕。毛主席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公允的。《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功过得失，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我们来看一下，汉武帝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如何度过的。原文如下：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后元二年
春，正月，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宫。
上病笃，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乙丑，诏立弗陵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光出入禁闼二十馀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日磾长子为帝弄儿，帝甚爱之，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三人皆上素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
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以公主子上请。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待诏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岁寿！”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为中郎。
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修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光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欲收取玺。郎不肯授，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如下：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春季，正月，汉武帝在甘泉宫接见各诸侯王。二月，前往盩厔县（？盩厔？是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的古称）的五柞宫。
汉武帝病情危重，霍光哭着问道：“如果陛下不测，应当由谁继承皇位？”武帝说：“你没明白之前我赐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我的小儿子，你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辅佐他。”霍光叩头推辞说：“我不如金日磾。”金日磾也说：“我是外族人，不如霍光；况且这样会让匈奴轻视汉朝！”乙丑日，汉武帝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当时他年仅八岁。丙寅日，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让他们接受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又任命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这些人都在汉武帝的病床前叩拜就职。
霍光在宫中任职二十多年，出宫时负责陪同皇帝乘车，入宫后在皇帝身边侍奉，一直小心谨慎，从未有过过失。他为人沉静、周密审慎，每次出入宫殿、上下殿门，停顿和行进的位置都固定不变，郎官、仆射暗中观察标记，发现他的位置毫厘不差。金日磾在汉武帝身边数十年，从未敢用不恭敬的眼神直视皇帝；武帝赏赐给他的宫女，他不敢亲近；武帝想把他的女儿纳入后宫，他也不肯；他的笃实谨慎到了这般地步，汉武帝格外赏识他。金日磾的长子是汉武帝的陪玩童子，武帝非常疼爱他。后来童子长大，行为不检点，在宫殿下与宫女嬉戏；金日磾正好看见，厌恶他的淫乱行为，就把儿子杀了。汉武帝得知后大怒，金日磾叩头谢罪，详细说明杀儿子的原因。武帝非常哀伤，为童子哭了一场；但之后内心却更加敬重金日磾。
上官桀最初因勇武有力得到宠幸，担任未央宫马厩令。汉武帝曾身体不适，病愈后查看马匹，发现马匹大多瘦弱，大怒道：“你是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这些马了吗！”打算将他交给官吏治罪。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陛下身体不适，日夜担忧恐惧，心思实在不在养马上。”话还没说完，已泪流满面。汉武帝认为他真心爱护自己，从此亲近他，任命他为侍中，逐渐提拔到太仆的职位。这三个人都是汉武帝一向宠爱信任的，所以特意提拔他们，把后事托付给他们。
丁卯日，汉武帝在五柞宫去世，遗体入殓后停放在未央宫前殿。
汉武帝聪明且善于决断，擅长用人，执行法令毫不宽容。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隆虑公主病重时，用一千斤黄金、一千万钱为昭平君预先赎免死罪，汉武帝答应了她。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日益骄横，醉酒后杀死了公主的师傅，被关进监狱。廷尉因他是公主的儿子，向汉武帝请示如何定罪。左右大臣都为他求情说：“之前隆虑公主已为他赎过死罪，陛下也答应了。”汉武帝说：“我妹妹年老才生下这个儿子，她去世前把他托付给我。”于是为此流泪叹息了很久，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妹妹的缘故而违背先帝之法，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祭拜祖先？又如何对得住天下百姓？”最终批准了廷尉的奏请，却始终悲伤不止，左右大臣也都十分悲痛。待诏东方朔上前祝贺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执政，奖赏不回避仇人，惩罚不偏袒骨肉。《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就会宽广平坦。’这两点，是五帝所推崇、三王所难以做到的，陛下做到了，天下真是幸运！我东方朔冒死举杯，再次叩拜，为陛下祝寿万岁！”汉武帝起初对东方朔的举动感到愤怒，后来却认为他说得对，任命他为中郎。
班固评论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帝王的衰败局面，汉高祖拨乱反正，汉文帝、汉景帝致力于休养百姓，但在考察古制、完善礼仪文德方面，还存在很多欠缺。汉武帝刚即位，就卓然果断地罢黜诸子百家，尊崇儒家《六经》，于是向天下招揽贤才，选拔优秀人才，与他们共同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订郊祀之礼，改订历法，确定音律，创作诗乐，举行封禅大典，礼敬各路神灵，延续周朝后裔的祭祀。他的号令和文章，光彩显著，值得记述，后代君主得以遵循他开创的大业，具有夏、商、周三代的遗风。如果汉武帝能以他的雄才大略，不改变汉文帝、汉景帝的恭谨节俭来治理百姓，即便与《诗经》《尚书》中称颂的圣君相比，也不会逊色！
司马光评论说：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赋税沉重，对内大肆修建宫殿，对外频繁征讨四方异族，迷信神怪之说，巡游无度，导致百姓疲惫困苦，被迫起来反抗成为盗贼，他与秦始皇的差别几乎不大。但秦朝因此灭亡，汉朝却因此兴盛，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尊崇先王的治国之道，知道如何坚持治国的根本，接受忠直的谏言，厌恶被人欺骗蒙蔽，喜好贤才而不知疲倦，赏罚分明，晚年能改正过失，托付后事时选对了人。这大概就是他有秦朝灭亡的过失，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戊辰日，皇太子刘弗陵即位为皇帝。汉武帝的女儿鄂邑公主在宫中负责抚养年幼的皇帝，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同主管尚书事务。霍光辅佐年幼的君主，政令都由他亲自发出，天下人都想知道他的风采。宫殿中曾出现怪事，一天夜里，大臣们互相惊扰，霍光召见掌管皇帝符玺的郎官，想收取符玺。郎官不肯交出，霍光打算强行夺取，郎官按住剑柄说：“我的头可以给你，但符玺不能给！”霍光很欣赏他的忠义。第二天，下诏将这个郎官的官秩提升两级。百姓们没有不称赞霍光的。
三月甲辰日，将汉武帝安葬在茂陵。
一世英名的汉武帝终于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体现了他用人与托付的智慧。汉武帝选择辅政大臣，核心看“笃慎”与“忠诚”。在他重用的三个人中，霍光的“尺寸不失”、金日磾的“恶子淫乱而杀之”、上官桀的“忧主而忘马”，均是从日常言行中验证其品性，最终托孤得人，避免了权力真空的动荡。他在法理与私情的取舍上，他重视先帝之法。处理昭平君案时，汉武帝虽念及妹妹的托付而悲痛，但坚持“法令为先”，拒绝因私情违背先帝之法，体现了“治国者需公大于私”的原则，也印证了东方朔“赏不避仇、诛不择骨肉”的圣王之道。
对汉武帝功过与兴衰的辩证评价，班固赞扬汉武帝“雄材大略、焕焉可述”，侧重其文化、制度上的开创之功。司马光的评价则批判其“穷奢极欲”，但肯定他“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他们的评价结合起来，揭示出君主的“才”需匹配“德”（恭俭、纳谏、改过），即便有过失，若能及时修正、选对继承者，仍可避免王朝倾覆。
在汉武帝之后，霍光妥善处理了忠义与权威的平衡。符玺郎“头可得，玺不可得”的坚守，与霍光事后“增秩二等”的奖赏，体现了“忠义需被尊重”的治理逻辑。权威者虽掌权力，但对坚守原则的下属予以认可，才能赢得人心与公信力。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