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我上”到“跟我干”
1９４４年９月８日，延安枣园后沟的操场，山风卷着黄土，却掩不住一千多名听众的热泪。毛泽东以湖南口音把张思德的牺牲升华为“为人民服务”。谁曾想，一场普通士兵的追悼会，竟孕育出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价值符号。此后，这五个字刻进党章、贴遍基层支部门楣，成为区别于所有政治组织的“精神条形码”。
八十一年间，它串联起井冈山的南瓜饭、兰考的盐碱地、小岗村的红手印、武汉抗疫的封控哨。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时代场景变迁，价值原点始终未移。今天重提这一命题，是要在“两个大局”交织的当下回答：当“给我上”的官僚做派与“跟我上”的先锋精神角力，共产党人如何把宗旨基因转化为治理效能？又如何在现代化征程上，从“跟我上”的示范，升级为“跟我干”的全民共创？
若把百年党史压缩为２４小时，“跟我上”的高光皆在至暗：南昌城头贺龙挥枪冲锋，湘江岸边陈树湘负伤高呼，淮海战场营长背炸药包突围；飞夺泸定桥２２名突击队员１８名是党员，营长廖大珠第一个攀铁索；抗美援朝 ３８ 军 军长梁兴初率部１４小时穿插７２．５公里。
这些“关键少数”以“身体政治”诠释权力本质——不是命令，而是示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３７０万党员中,７０％是基层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２８岁。他们用生命把“跟我上”锻造成党的精神胎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然而，胜利后，“糖衣炮弹”的风险逐渐浮现。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预警这种风险，１９５２年刘青山、张子善案印证了担忧。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与权力逻辑嫁接，催生了异化：有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换成“为人民币服务”，将“跟我上”异化为“项目给我上、资金给我上、帽子给我上”，风险责任却“给你上”。
新时代，这种异化仍未绝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案的中管干部中，超 ６０％ 存在“带头腐败”问题。这些“双面人”嘴上喊“人民至上”，私下搞“权力至上”，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让想“跟我上”的干部陷入囚徒困境。
干部出现宗旨异化，有着深层的逻辑。从心理机制来看，法国思想家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揭示，人在他者目光中完成自我认同。干部长期处于“被求办事”的上位，易将群众尊重误读为依附，产生“权力幻觉”，把“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人民为我服务”，本质是遗忘了“权力来自人民”的根本。
在制度机制方面，传统科层制的“命令—服从”模式，若缺乏反向制衡，上级便拥有“合法伤害权”。当“唯上”考核压倒“唯实”政绩，干部自然“给上面看”而非“给下面干”。某省实验显示，“群众满意度”考核权重提至 ５０％ 时，信访量降 ３７％；次年因“经济增长率”下滑调回权重，信访量随即反弹——足见无制度保障，“跟我上”只是道德说教。
此外，文化机制也对宗旨异化产生了影响。中国传统“差序格局”下的人情关系易异化为“圈子文化”：你帮我孩子上学，我帮你孩子提干，看似“方便”，实则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把“为人民服务”切割为“为圈子服务”。当圈子利益与群众利益冲突，“给我上”的交换逻辑便占据上风。
国民党并非无精英，但权力运行遵循“恩庇—侍从”逻辑：上层“给予”、下层“效忠”。抗战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豫湘桂溃败“官跑在前”，徐蚌会战空投粮食先满足军官——身体示范缺失，军队只能靠“纪律大棒”维系，压力超限便“脆断”。
而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十个没有”到新时代“最美逆行者”，始终以“跟我上”赢民心。亨廷顿说“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两党兴衰证明：政党若缺乏“外部压力—内部回应”机制，终将滑向“权力—责任”失衡，丧失执政合法性。
进入新时代，“宗旨漂移”呈现五张新面孔：
一是“数字形式主义”，中部某县推“乡村服务通”ＡＰＰ，后台显示“满意度 ９８％”，实则多数老人不会用手机，只能“被满意”；某市创文时，干部上街捡２００个烟头打卡后购物，市民编顺口溜：“烟头不落地，干部摆姿势”——技术与考核压力下，“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数据服务”。
二是“行政强推型”，中部某县将农村改厕列为“一把手工程”，三个月要完成１２万座，乡镇干部采购廉价马桶，冬季冻裂粪便外溢，村民调侃“马桶成摆设”；某央企在贫困县投 １．３ 亿建奶牛场，因无调研，奶牛病死率超 ４０％，项目烂尾——“给我上”的行政强推，本质是官僚主义漠视群众需求。
三是“资本联姻型”，湖南某中学向学生收取１８元／度电的高价电费，引发学生和家长的“硬钢”；个别地方文旅开发侵占村民宅基地——干部在“招商 ＫＰＩ”驱动下站到资本一边，“为民工程”沦为“营利项目”。
四是“话语消解型”，短视频平台上，个别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说成“为粉丝服务”，直播喊“家人们”，线下却对诉求“已读不回”；有的基层“党建宣传栏”成“网红打卡点”，内容华而不实——话语空转稀释了宗旨的神圣性。
五是“结构性冷漠”，一线城市“１２３４５”热线日均超 １０ 万件，网格员疲于“工单结案”，出现“不投诉不处理”；某社区推“智能门禁”，老人不会用手机，凌晨被锁门外——技术叠加层级，制造“制度性拖延”，让“即时回应”退为“程序正义”。
面对这些问题，共产党人也在探索破局之路，从制度创新和主体修炼两端同步发力。
（一）制度创新：把宗旨嵌入治理全流程
选拔上，从“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烟台“六个一线”赛马台，２０２１ 年以来 １２ 名“８０ 后”破格提拔，３ 名“躺平者”降职。
考核上，让“群众打分”成硬杠杆。湖州“群众评议团”满意度低于 ８０％ 取消评优；深圳“民生微实事” ７ 年实施 ３．２ 万个，满意率 ９６％。
监督上，用“大数据”盯紧“微权力”。贵州毕节将 １０ 部门 １８４ 项惠民资金纳入“民生监督云”，群众扫码可查，三年发现异常数据 １１．２ 万条，问责 １８２１ 人，挽损 １．９７ 亿元；国务院“互联网 ＋ 督查”平台四年收留言 ６２０ 万条，解决问题 ８３ 万件，多名厅级干部因“随手拍”被查。
激励与退出方面，为“跟我干”卸包袱，让“躺平者”付代价。深圳出台容错办法，为民服务改革中“出于公心、程序合规”的失误可免责，某街道干部试点“物业城市”遭投诉，澄清后将满意度从 ６０％ 提至 ９２％；连云港建“躺平干部”数据库，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满意度低于 ７０％ 者，实行“黄橙红”三级处理，２０２２ 年 ９ 名处级干部被调岗。
（二）主体修炼：新时代党员干部“四维锻造”‘同时，新时代党员干部也需要进行“四维锻造”。
政治维度，要在“国之大者”中校准坐标。中央党校学员参观《复兴之路》，在“南京大屠杀”展板前落泪后，更需思考：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老旧小区装电梯，还是农民工讨薪——唯有将“国之大者”转化为“民之盼者”，宗旨才不致抽象。
情感维度，要用“脚板”丈量“心板”。黄文秀把扶贫日记写在山路上，牺牲当晚仍发“山洪预警”，换来群众“自家闺女”的认同；北京“小院议事厅”让干部、居民、规划师同坐板凳，推动 ６００ 个项目零上访——情感认同建立后，群众便从“被服务”转为“一起干”。
能力维度，要从“万金油”到“专门家”。上海杨浦要求 ４５ 岁以下处级干部持“社区规划师”或“社会工作师”证书；深圳邀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做“政策体验官”，对民生政策“灰度测试”——新时代服务需专业能力，而非“拍胸脯”。
作风维度，要让“跟我上”成“肌肉记忆”。空军试飞部队铁律：新机首飞、高风险课目，领导先上。和平时期亦需如此：写材料先调研、拆迁先搬家、信访先接访。杭州“小清松”ＡＩ 系统分析 １２３４５ 工单，对“敷衍答复”亮黄牌，让态度问题无处遁形。
（三）技术赋能：拓展“跟我干”的新场景 杭州“城市大脑”日均 ６．１ 万件事，８０％ ＡＩ 自动派单，用时从 ３．６ 天压至 ３．６ 小时；贵州“扶贫云”把 １２００ 亿惠民资金上链，群众扫码可查；深圳行政大厅“情绪识别”监测微笑度，投诉量降 ４２％。
然而，技术利维坦也在悄悄反噬：窗口人员戴口罩规避识别，方言投诉被归为“无效工单”导致 ６２ 起纠纷延迟 ４８ 小时。制度必须给算法加三道“民主闸”：
１、数据归属闸——人脸、声纹、情绪原始数据法定归群众本人，调用需“一次一授权”，拒绝“一次采集、全生命周期裸奔”；
２、可解释闸——ＡＩ 派单结果须同步生成“可读报告”，用 １５０ 字以内白话告知群众“为何这样分、如何申诉改”，把黑箱变灰箱；
３、被遗忘闸——群众可在政务 ＡＰＰ 一键“擦除”本人非敏感投诉记录，防止“闹访标签”伴随终生。同时设立“算法伦理快速听证团”，由人大代表、律师、程序员、居民抽签组成，４８ 小时内可暂停上线并提交市委网信办复核，避免“技术正确、政治错误”的新型官僚异化。
【２．０ 补丁：技术民主的熔断机制】
三道“民主闸”仍可能遭遇“规模过载”“数据美容”“情感造假”三重反噬，需再嵌入三层“熔断补丁”，让算法始终运行在“人民主场”：
１、协商规模熔断——当参与人数超过邓巴数 １５０ 人，系统自动触发“分层代表制＋区块链抽签”，用可验证随机函数（ＶＲＦ）从户籍库抽取 ３０ 名“楼层代表”（楼层、年龄、性别、是否租户四维均衡），链上存证、全程直播，既防“人海拖垮”，又保“微观代表性”。
２、数据美容识别算法——若某社区 １２３４５ 满意度在 ３０ 天内方差骤降 ５０％ 以上，且 ９５ 分以上的“五星好评”占比突增 ３ 倍，系统自动标记“异常社区”，触发“审计飞检”：市大数据局联合纪委、第三方审计机构直插现场，２４ 小时内完成 ５０ 份电话回访、１０ 份入户面访，一旦查实“刷好评”，扣减该区全年绩效 ２ 分，并在政务大屏公开致歉，让“刷单”成本远高于收益。
３、情感劳动人类学测评——每季度随机邀请 ２０ 名社区人类学研究生担任“神秘顾客”，以“办不成事”窗口咨询、方言投诉、老年人刷脸失败等 ６ 类高频场景进行暗访，用“眼神温度、回应节奏、是否蹲下身子”三维量表打分，结果与 ＡＩ 微笑度交叉验证；若两者差异超过±１５ 分，立即对窗口人员启动“回炉培训”，并扣减当月绩效 １０％，防止“皮笑肉不笑”的技术性表演。
【群众带干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场景】
１、成都社区合伙人——锦江区 １１ 个老旧小区 ８４２ 户居民自发成立“电梯自治社”，按楼层阶梯筹资 ３２００ 万元，政府仅提供“立项备案绿色通道”与 １０％ 贴息，剩余资金、选址、招标、运维全由居民“一户一票”决定，干部角色从“拍板”变为“站台”，半年内加装率从 １２％ 提升到 ９３％。（本次加装全程启用“协商规模熔断”：当一次居民大会到场人数达 １８０ 人，系统链上抽签产生 ３０ 名“楼层代表”，直播投票，３ 小时完成方案选定，避免“人海拉锯”。）
２、上海弄堂自治金——黄浦区每年下放 ３００ 万元“无门槛微基金”到 ５５ 条弄堂，居民自行组队申报“猫道改造”“共享厨房”等 １１７ 个项目，街道只审“安全红线”，不限“用途细节”，带动居民自筹配套资金 １∶１．４，形成“群众提案—居民筹资—政府配款—第三方评估”的闭环，干部从“给钱”转为“给规则”。
３、广州“微改造”居民议事会——越秀区旧改中，政府把“规划桌”搬到骑楼街，让 ８３ 名居民规划师与区住建局副局长“同席画图”，居民否决了企业提出的“大拆大建”方案，保留 ４７ 棵老榕树，自主设计“榕树下的社区客厅”，项目建成后租金溢价反哺公共空间维护，政府、资本、居民 ４∶３∶３ 分成，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可计算模型。
以上案例表明，“跟我干”可以是一条“群众在前、干部垫后”的反向赛道：人民先提出公共品需求，干部再提供制度接口、风险兜底、资源补位，让“自组织”成为治理效能的增量变量。
把目光投向全球，这条“反向赛道”并非孤例。多国政党在“让群众先跑”与“为公众托底”之间的得失，恰为中国方案提供了可资镜鉴的坐标系。
【全球镜鉴：让群众先跑，为公众托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每周夜间接访 １９ 点至 ２３ 点，连续两年被投诉则取消提名，得票率长期超 ６０％。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１９２９–２０００ 年执政，后期与资本绑定，对群众诉求“推拖绕”，２０００ 年下台后反思：“对群众关门，人民就对我们关选票门。”
北欧社民党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把服务变成法定权利，避免人情依赖，成就百年大党。
【政企边界负面清单：让市场归市场，公共归公共】
１、政府购买服务“七不准”——不准将法定基本公共服务打包给营利企业；不准用“特许经营权”垄断 １５ 年以上；不准把“群众满意度”外包给第三方暗箱测评；不准以“招商引资”豁免企业违建；不准捆绑收取 ２０ 年以上高额物业费；不准制造隐性债务；不准把投诉率纳入企业履约考核。
２、ＰＰＰ 退出“双钥匙”——群众钥匙：每 ３ 年满意度低于 ７５％ 即可启动退出；政府钥匙：企业利润率超中标约定 １．５ 倍，即触发“超额利润分享”，５０％ 用于减免居民费用。
３、公共利益评审团——任何涉及公共空间的项目须组“５＋２”评审团：５ 名抽签居民＋２ 名独立专家，拥有一票否决，全程直播。 招商 ＫＰＩ 与群众 ＫＰＩ 同权重——“企业落地投资额”与“居民获得感指数”各占 ５０％，后者由 １２３４５＋区块链账本＋线下议事会三维合成，阻断“资本俘获”。
【展望未来：构建“跟我干”的长效生态】
价值生态——“人民至上”融入血脉。将“为人民服务”纳入国民教育：中小学开“红色德育课”，大学思政课加“基层实践”，公务员培训设“宗旨实操”；社区建“党史长廊”，乡村设“初心驿站”；《公务员法》增设“宗旨专章”，定惩戒标准。
制度生态——打造“需求—响应—迭代”闭环：建立全国“宗旨履行度”国标，年发蓝皮书，末位约谈；推广“群众参与式预算”，民生项目群众提案、票决、监督。 数字生态——“区块链”赋能“链上群众”：惠民资金、项目、干部作风全部上链，群众扫码可查可评；政务 ＡＰＰ 设“民生任务榜”，群众报名参与，记贡献换积分。
文化生态——重塑“官箴”与“乡约”：干部上任手写“为政誓言”公示，每年“宗旨述职”；城乡制定“新时代乡约”，评“最美志愿者”，造“人人服务、人人受益”氛围。
１９４９ 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７０ 多年后，“赶考”仍在继续，考题仍是“为人民服务”是否写进群众心坎。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从“跟我上”到“跟我干”，是执政理念的深化：前者是危难时的担当，后者是和平期的共创。它不是口号，是黄文秀的扶贫足迹，是张文宏的“党员上”，是干群共改小区的汗水。
越是接近复兴，越要防“给我上”的官僚幽灵。每个党员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就能让延安窑洞的宣示，变为 １４ 亿人的美好生活。如此，民族复兴巨轮定能扎根人民大海，穿越风浪，抵达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