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平度大泽山的沟壑间，老人们至今还会说起那口被拆了又重修的水井。八十多年前，就是在这口普通的农家水井里，一枚银元的失踪与重现，像一滴水珠折射出整个抗战年代的民心向背。当周清令带着岳父拆到三米深的井底，从石缝里抠出那枚锈迹斑斑的银元时，他擦去硬币上的淤泥，阳光恰好落在齿状的边缘上，晃得人眼睛发酸——那哪里是一块银元，分明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坚守的信义与尊严。

　　1940年的胶东半岛，秋风已经带着刀割般的凉意。周清令家的土坯房里，煤油灯的火苗被风裹着，在墙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西海银行行长刘建平带来的骡马刚在院外卸了货，麻袋与木箱落地的闷响，让墙角的鸡笼惊起一阵骚动。当周清令掀开麻袋，看到黄澄澄的金条与白花花的银元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时，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旱烟袋——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财，却比扛着锄头下地还要沉。

　　“这些是八路军的命根子。”刘建平的声音压得很低，指尖在木箱上轻轻敲了敲，“部队打仗要枪要弹，老乡们过冬要粮要棉，全靠它们了。”周清令看着对方眼里的红血丝，想起前阵子在村口见过的八路军伤员，腿上缠着渗血的布条，还在帮老乡挑水。他攥紧了粗糙的手掌，掌心里的老茧硌得生疼：“刘行长，我周清令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就认一个理——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兵。这东西放我这，除非把我骨头碾碎了，否则一根毫毛也丢不了。”

　　王秋香在灶房里烧着水，耳朵却支棱着听着堂屋的动静。她把刚烙好的玉米饼子用布包好，塞进刘建平的挎包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从炕洞里掏出个油纸包。“这是俺攒的几块盐巴，”她把纸包往刘建平手里塞，“你们带着，万一遇着难处，能顶一阵子。”昏黄的灯光下，这位平日里泼辣能干的妇救会长，眼眶红得像灶膛里的火星。

　　藏钱的法子是两口子合计了半宿才想出来的。金条银元不怕潮，王秋香就翻出陪嫁时的红油纸，一层层裹得密不透风，周清令则在菜园子的水井壁上凿了个凹槽，刚好能放下那两个木盒。放进去那天，他特意在井口盖了块青石板，上面压了半筐红薯，又在周围种上几棵菠菜——谁能想到，这生机勃勃的菜园底下，藏着支撑抗战的“金库”？

　　北海币的保存更费心思。王秋香把家里装咸菜的陶罐全腾了出来，用草木灰把币纸吸干水分，再裹进防潮的油布。周清令则在果园深处挖了个新的地瓜井，井口伪装成粪堆的模样。“鬼子鼻子灵，闻着钱味就会来。”他蹲在地上用树枝比划，“咱得让这些票子藏得比地里的花生还严实。”

　　那些日子，周清令常常在夜里惊醒。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远处狗吠的动静，都能让他猛地坐起来。他会悄悄摸黑到后院，借着月光看看井台上的菠菜长得好不好，又绕到果园摸摸粪堆的温度——只有确认那些“家底”安然无恙，才能重新躺下。王秋香知道他的心事，有时会递过一块烤地瓜：“放心睡，天塌下来，有咱两口子顶着。”

　　1942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第一场雪落下来时，屋檐下的冰棱能垂到膝盖。周清令刚把最后一批玉米秸垛进柴房，就听见村口传来枪响——日伪军一百多人突然围住了韭园村，马蹄声踏碎了雪地里的寂静。

　　“清令，快！”王秋香从屋里冲出来，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把井口盖好！”周清令几步蹿到后院，心脏像被一只手攥紧了。水井就在柴房旁边，平时只用一块石板盖着，此刻石板缝里还能看见油纸的边角。他急中生智，抱起旁边的苞米秸往井口堆，刚堆到半人高，就听见院门外的砸门声。

　　“太君，来了来了！”王秋香已经撩起围裙擦着手迎上去，脸上堆着笑，“这大冷天的，快进屋暖和暖和，俺这就烧水。”她把两个端着枪的伪军往屋里让，眼角的余光瞥见周清令正弯腰往灶膛添柴，柴房的门虚掩着，刚好挡住后院的井口。

　　日军小队长挎着军刀在屋里转来转去，皮靴踩在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的目光扫过墙角的粮囤，又落在炕头的破棉絮上，突然指着后院问：“那里的，什么的干活？”周清令手里的火钳“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王秋香赶紧接话：“嗨，那是俺家的菜园子，冬天就荒着，就一口破井，打水用的。”她一边说一边往锅里添水，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两个伪军还是闯进了后院。周清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看着他们踢了踢堆在井口的苞米秸，又用刺刀捅了捅旁边的柴草。其中一个弯腰想挪开石板，王秋香端着刚烧开的水从屋里出来，故意脚下一滑，热水溅在伪军的裤腿上：“哎哟！对不住对不住！这水太烫了……”趁伪军跳着脚骂人的功夫，周清令已经抄起墙角的扁担，假装要去挑水：“太君要是渴了，俺这就去打水。”

　　伪军被烫得不耐烦，挥手把他推开：“滚开！”转身跟着小队长去了别家。当院门“哐当”一声关上，王秋香才靠在门框上滑坐下来，后背的棉袄已经被冷汗浸透。周清令掀开苞米秸看了看，石板还好好地盖着，他扶着妻子站起来，两个人的手都在抖——刚才只要伪军再往前走一步，再捅一下柴草，藏在井里的金银就会暴露，整个村子都会遭殃。

　　那天下午，日伪军把村子翻了个底朝天，抢走了几家的粮食和牲畜，却没能找到他们要找的“八路的钱财”。当夜幕重新笼罩村庄，周清令和王秋香来到后院，对着那堆苞米秸深深鞠了一躬——这堆普通的柴草，此刻像一座守护着希望的山。

　　1943年的春天来得迟，井台上的冰刚化尽，西海银行就派人来了——要取走所有的金银货币。周清令摇着辘轳往上提木盒时，手心全是汗。当木盒露出水面，他的心猛地一沉：盒子底部烂了个洞，边角的木板已经朽成了碎片。

　　“少了……少了三块。”王秋香数完银元，声音都变了调。周清令把木盒里的银元倒在簸箕里，一枚枚数了三遍，确实少了三枚。“肯定是掉井里了。”他咬着牙，把辘轳摇得飞快，一桶桶井水被提上来，倒进旁边的菜畦里。井水映着他焦急的脸，随着水位下降，井底的淤泥渐渐露出来。

　　“我下去找。”周清令脱掉棉袄，系上绳子就往井里下。井壁湿滑，石头上长满了青苔，他每往下挪一步，都能听见石块松动的声音。到了井底，淤泥没到膝盖，冰冷的水顺着裤腿往上渗。他弯着腰在泥里摸索，手指被碎石划破了也没察觉，直到摸到两枚冰凉的硬币——是那失踪的银元！

　　可第三枚呢？周清令在井底转了三圈，把每一块石头都摸了一遍，连石缝里的青苔都扒开看了，还是没有。“上来吧，清令，”王秋香在井口喊，声音带着哭腔，“咱再想想办法。”他爬上来时，浑身冻得发紫，手里紧紧攥着那两枚银元，像攥着两颗滚烫的心。

　　接下来的三天，两口子几乎没合眼。他们把井周围的土地翻了一遍，又沿着排水沟找了两里地，甚至把家里的粮囤都搬开了，那枚银元却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拆井。”第四天早上，周清令红着眼睛说。王秋香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俺去叫爹来帮忙。”

　　岳父带着锤子和撬棍赶来时，太阳刚爬上树梢。三个男人从井口开始拆，每拆一层石头，就趴在井边往下看，用长杆在石缝里探。拆到两米深时，岳父的手被砸伤了，血滴在石头上，他摆摆手说没事：“八路军的钱，一分都不能少。”拆到三米深，井已经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周清令正要往下跳，突然看见最后一层石头缝里，有个银白色的东西闪了一下。

　　“找到了！”他伸手进去，指尖触到那枚银元的边缘，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抠出来。硬币上沾满了泥浆，依然能看清“中华民国三年”的字样。三个人坐在井边，看着这枚失而复得的银元，谁都没说话，只有山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像在轻轻叹息。

　　第二天一早，周清令揣着那枚银元上路了。三十多里的山路，他走得飞快，布鞋磨破了底也没觉得疼。当他把银元交到刘建平行长手里时，对方正在给战士们发饷，一枚枚硬币放在粗瓷碗里，发出清脆的响声。“刘行长，你点点，一块不少。”周清令的声音有点沙哑。

　　刘建平看着他冻裂的手和沾满泥土的裤脚，听着拆井找银元的经过，突然说不出话来。他把那枚银元放在手里掂了掂，又递给身边的战士们传看，最后举起来对着太阳：“同志们，你们看这枚银元！它在井底待了三年，却比任何金子都亮堂！因为它里面装着老百姓的心啊！”

　　许多年后，在平度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那枚银元被放在特制的展柜中。玻璃罩外的说明牌上写着：“1943年，韭园村村民周清令为归还一枚失落的银元，拆井三尺。”参观者走过时，总会停下脚步——这枚普通的“袁大头”，边缘已经磨损，表面布满锈迹，却比那些镶金嵌银的展品更让人动容。

　　它让人想起那些藏在炕洞里的粮食、缝在棉袄里的文件、埋在菜窖里的伤员。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无数个周清令这样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希望：他们不懂什么叫金融，却知道“八路军的钱不能少”；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却把“信义”两个字刻在骨子里；他们或许分不清大道理，却用拆井寻银的执着证明着——民心从来不是抽象的词语，而是具体到一枚硬币、一口水井、一次生死相托的信任。

　　大泽山的那口井后来被重新砌好，井水依然清澈，映着天上的云卷云舒。当地的老人说，喝这口井的水，心里踏实。因为他们知道，那口井里沉睡着的，不仅是一枚银元的故事，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用坚守与信义照亮的前路。就像那枚硬币最终会生锈，但它满含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褪色。

　　如今，当我们谈论金融安全、信用体系时，或许该想想那口被拆了又修的水井。真正的财富从来不在金库的保险柜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民心所向，便是最坚固的金库；信义所存，便是最可靠的货币。这，就是那枚井中银元告诉我们的道理——它穿越八十多年的风雨，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清脆而坚定的回响，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坚守、信义与民心的准则，永远是不可动摇的价值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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