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学路（上） 
1940年12月，我出生在尚志市马延乡红星屯一贫苦农家。刚满周岁那年除夕夜，母亲猝死离我而去，父亲身患肺痨自身不保，我和大我几岁的两个姐姐，先后被镇里的姥姥和大姨接替抚养长大。我读小学、中学就是在群山环抱、大河穿城、火车飞鸣的美丽山城一面坡镇度过的。
在两地四校读完小学
1948年2月，我8岁时，买卖人出身的姨夫送我和长我2岁的二姐一同进了土改后政府办的新学校“慧星小学”。二年后，改为“尚志县第二完全制小学校”，简称“尚志二完”。从此，我从“一个人、两只手……”学起，迈上了漫长地十余年求学路。
尚志二完，是全镇唯一的小学校，校址是原伪满时的“国高”（即国民高等学校），有一幢三层明亮的教学楼、一个宽阔的大操场。入小学后，囿于姨家房庭院落、靠姐姐们背抱牵手长大的我，能在课堂上与同学们高声地颂文唱歌、课间时和学友们尽情地蹦跳玩耍，那高兴的劲儿有时睡梦里都笑出了声。更让我高兴、深印肺腑的是1950年夏，我和二姐一起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第二批，我省首批），每当周末，和同学们一起高唱着《东方红》和“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歌、迈着齐整的步伐，到校外“支前”宣传、提灯游行欢庆开国大典、慰问志愿军伤员、防空演习以及为给志愿军伤员扩建医院，一冬两次搬迁学校等社会活动，在我幼小心灵中深深地烙上了“五爱”（爱党、爱领袖、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红色烙印。
1950年秋后，年迈的姨夫母投奔儿子迁居沈阳市了。我们姐仨靠还未成年的大姐做点女工和农村的伯父送些柴米接济度日。在那困苦日子里，我和二姐仍坚持着上学读书。翠年的5月5日，小镇突发一起反革命杀人案，一夜之间潜伏敌特张立业，用利斧砍死砍伤11名无辜居民和3名志愿军伤病员。当年拥军支前模范小镇居民一时沉浸在惊恐中。天不黑家家户户就关门闭户，窗户上挂棉被……。乡下的伯父闻讯，在6月5日，赶着老牛花轱辘车把我们姐仨接到了他住的偏僻山坳小村西安屯（隶属一面坡镇）。我和二姐也就转入了这个仅有40余农户的农村小学校。
这所农村小学位居屯中心，全校就一名从沈阳来的中年教师叫郎佐山，教1-4年复式，共30余名学生。校舍是3间筒式泥草房，每间用插板隔断，村民开会和学生上课两用。我们姐俩插班的四年级，有12名学生，都是土改后翻身农家的大龄子弟，年大的长我4、5岁，个子高我一头多。这些淳朴善良的同学像待小弟弟一样关爱和呵护我。除了上课，他们常带我在小河沟里洗澡摸鱼、到芦苇甸用马尾织套捉山鸡、野兔和登山采摘臭李子、山丁子、山葡萄、圆枣子、核桃等城里罕见的酸甜美果。郎老师还带领我们四年级同学上山采摘大叶杨树苗，断成小段，插在校园周边、平整操场和组织跑赛等有益活动。很快，我就乐不思蜀，爱上了这山水秀丽、鸟语花香、鸡鸣狗吠的小山村。
我在西安屯小学只读了一年，升入五年级念高小时，合到九江村小学校了。这是一所稍大的完全小学校。一排泥草房、六七名教师和工友，校长叫李荣生，郎老师仍是我们的班任。全班40名学生来自临近的3个村6个屯的农家子弟非常团结、和睦。我们姐俩和一名叫彭绍文的男生是少先队员，很是令人羡慕。
我们到九江村小学上学，每天往返10余华里山路，自带午饭。每天早早地来到屯东头集齐后，男女生结帮搭伙夹着自家缝制的软布书包，拎着用白线网兜装着的钢笔水瓶，奔跑在东山岗崎岖的土路上。阴雨天，每个男生顶着麻袋片，女生则用外衣蒙头（当年没有塑料制品，又买不起雨伞和油布）。冬季，戴着大狗皮帽子、穿着靰鞡或棉胶鞋，裹着空心棉袄，迎风踏雪，早晚两头见不到日头。为了买纸、笔等学习用品，夏季的周末，我和二姐与其他女生一起揽活，帮劳力弱的人家间玉米苗和在齐肩高的黄豆地里拿大草。一天挣5角钱（东北流通卷）；有时还跟随邻家叔婶挎筐鸡蛋，步行20余华里，到一面坡镇里蹲市场。解放初期，农副产品很便宜，一个鸡蛋只值4-5分钱，我一次挎50-60个鸡蛋，叫卖半天能卖二、三元钱，能买好几张大白纸（自订笔记本）和铅笔、钢笔尖、橡皮，剩余的钱给家买点油盐醋碱等用品。
1953年国家实行学制改革，由冬季入学改为夏季入学。这样，我们六年级只念了半年就毕业了。当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各项事业大上，小学文凭就算“文化人”了，很抢手。许多大龄同学都投亲靠友进城找事做去了。目不识丁的伯父母大半辈子深受睁眼瞎之苦，又怜惜我和二姐个矮体弱，就让我俩报考中学，继续上学读书。
伯父卖牛供我读初中
建国初期，尚志县只有一所中学，全县的考生要分别集中到县内5个大镇统考。九江村小学靠一面坡镇最近，被划到一面坡考区。从九江村到一面坡镇20余华里，若是乘坐火车只有一站地，车票2角钱。可当年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为了省钱坚持徒步去赶考。
1953年7月的一天，郎老师带领我们25名报考中学的学生，每人背个简单行装，踏上露水淋漓的山间小路。那天，我和二姐跟随大家翻越了二座荆棘丛生的山岭、趟过二道齐
胸深的大河，近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热，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湿透衣衫，整整走了小半天才进到镇里。我们住在一所新开办的小学校的教室，桌凳一併就当床；吃饭到小集市，买张煎饼卷“驴马烂”。考场设在铁道北的铁路小学。我们从驻地到考场要穿过三条横街区，过一座三十余米长的铁路天桥。中午还得跑回驻地小市场“打尖”，下午再折回考场。我们当年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投考的中学。
8月，中学录取发榜，九江村小学考中6名。超出当年全县 6:1的录取比例，是全县升学率高的小学校之一。
初始，我虽然考中了，可中学发给九江村小学校的录取通知单中却没有我。当时，二姐也落榜了，她投奔沈阳的大姨家了。我长的又瘦又小还没锄把高，下田种地不顶“半拉子”，在郎老师的帮助下，我和一名叫柴玉昌的落榜生一起回校跟新的六年级重新复读了。周末，本屯考生张德全跑回屯告诉我，中学录取的大红榜上有我的名字，学校让我去报到。原来，因我曾在一面坡“尚志二完”读过书，录取通知书拨到“二完”校了。突如其来的一场惊喜，结束了我的回头复读路。
当年，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座落在一面坡镇东郊蚂蚁河的南岸上，校名叫“尚志中学”(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而命名的)校园北邻大河，南面大山，环境非常幽美。一幢“飞机”型的红砖平房教学校舍、四栋(每栋4大间)洁白的学生宿舍，东、西两个宽敞的大操场。庭院内星罗棋布着数十株粗大、伞状的杨柳树，一座假山、一眼泉水和一条小溪，沿着河岸还有美丽的林荫小路。学生们夏季游泳、划船，冬季溜冰、登山、打雪仗……校领导和教师的学识、资历都很高。校长刘冶，后他调黑龙江省温春农校后，钟离蒙接任。钟校长是位年轻的“老革命”(后调到北京，在国家历史研究所任职)教师多为解放前的大学生。俄语教师是位年轻美貌的俄罗斯女侨眷，叫安德妮娜(1955年初回前苏联，建设共青城)。全校共17个班。初一6个班(即第18-23班)我在第19班，班主任满怀英，教数学;初三时班任王宏谋(湖南人，黄埔军校最后一期毕业生)教语文。我的个儿最矮，全班56名学生我排1号。
学校有一间 30余平米的图书阅览室，藏书非常多。古典四大名著、中外小说、诗歌、青年修养论著及革命英烈故事等应有尽有，成为学生们课余的知识宝库和精神食粮，激励着青年人健康成长。那时，学校除了抓主科教学外，还很重视体音美课。每个学生必学1种以上乐器、学会1-2种体育技能。校学生会和团组织的工作也异常活跃，经常协助学校领导组织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校园生活。每月至少看一场电影；一、二个月开展一次班级文艺联欢会或学年歌咏比赛；春、秋两季开全校田径运动会；课余经常举办篮球赛、登山比赛。此外，春季还到校外绿化造林；秋季攀登大山采摘山葡萄、圆枣、核桃等野果卖给果酒厂，积攒班费或资助特困学生。有时，学校邀请校外篮球队来校做表演赛，铁路的火车头队来的最勤，与我校教师队实力相当、互有胜负。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全校师生列队到火车站欢迎抗美援朝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及请战斗英雄讲打“美国佬”故事的活动。
初中的三年里，我和大部分镇外来的农村子弟一起住校。每月的伙食费7.5元，主食高粱米或大楂子豆饭，副食炒绿豆芽或白菜炖土豆。每周改善一次伙食吃面包(或白面馒头)、苏伯汤，外加一块炸咸刀鱼；每个月的杂费支出(买文具、牙具等)省着花也得二、三元。那时，每个月能拿出这十来元供学生，职工户家庭都很紧巴，对平时见不到现钱的农业户家庭就更拔劲了。好几位同学都中途辍学了，我同屯的好朋友张德全念到初三时，就因无钱交学杂费而缀学了。为保我念中学，伯父伯母狠下心每年卖头二岁小母牛(每头50-60元)；此外，因我是幼小丧母、父亲病残(1955年春去世)的“孤儿”，初一、二年时享受国家三等助学金待遇，每月3元；到沈阳入工厂学徒的二姐时常在信中夹 1-2元来补贴我，就是这样，七凑八凑地保住了我三年的读书费用。
那时，我看到伯父母起早贪晚的在田里耕作，紧衣缩食地供我读书，很是心疼，平时很少花钱，从不吃零食。必买的学习用品或添置衣物，都是挑最便宜的。为了省钱，宁可买几分钱的片剂冲泡钢笔水用，也不买几角钱成瓶的，从没买过自来水钢笔，用的蘸水钢笔也只买钢笔尖，笔杆是用木棍自制的。平时穿的鞋是李婶做的布鞋;唯一的一双球鞋(为练中长跑和参加运动会)和一把口琴是写信跟二姐要的。每逢周六周日回家都是爬山越岭走20余华里山路，不坐火车，省下2角钱车费，补贴生活费用。1954年冬，我与德全一起徒步回屯，我的脸和双耳被刺骨的寒风冻的红肿，是德全的母亲张婶用雪给揉搓好的。
三年艰苦的学习生活磨练了我的毅志，学校和党、团组织的教育指明了我进步的方向，中外革命英雄(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吴运铎、丹娘和保尔等)的光辉事迹感召和激励着我。使我稚幼的心灵聪慧了，懦弱的性格坚强了，学业上也不断长进，各门功课多在四分以上(五分制)，每次学校运动会都在中长跑项目上拿一、二个冠军，为班争光。我渐渐地成了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的热心人。1956年4月30日，初中毕业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戴上了光灿灿的团徽。
7月中旬，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初中毕业文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