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 战争岁月纪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1年2月，正在湘西执行剿匪任务的47军接受命令，撤离湘西。2月中旬，进驻长沙、湘潭等地集结。3月中旬北上，抵达鸭绿江边重镇安东（今称丹东）。4月11日，我随47军第一批部队入朝。抗美援朝期间，我任47军卫生部军药科科长，主要职责是在战火纷飞的运输线上为全军领取、运送、保存、发放药品和医疗器械，保障全军将士的战地救护和防疫医疗。
武汉买药
1950年初，我们做入朝准备，卫生部刘部长让我到武汉去买盘尼西林。他交代：十两黄金买20件，一个师发五件，军部留五件。黄金不要随身带，在路上太危险，他把黄金汇给中南军区药材处廖处长。我去武汉找廖处长，药买好了不要带回来，等我们入朝路过武汉时带上。领命之后，我来到汉口，挑来挑去，挑了一个最大药房进去了。我说：你们这里有盘尼西林吗？伙计一看我穿得土了吧唧的，估计也买不起，待答不理地说：你要多少支？我说：你有多少支？他神神秘秘地说：我有20多支。我说：我要20件，20支就免谈了。一件是100支。掌柜子听见了，马上从里屋出来，说：老总，账房请！沏茶、上烟！就把我请到里屋了。他说：你要这20件，武汉市也不一定能凑齐，你能不能缓一缓，容我三天时间，我帮你凑起来。我说：不行！军事行动不能延误，我就走了。后来，在中南军区军药处廖处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买全了20件盘尼西林。廖处长说：刘运通现在成财神爷了，有这么多钱买药。我说：刘部长可不是财神爷，是我们军长从老家底里批了十两黄金来买药。廖处长还对我说，朝鲜战场十分残酷，让你爱人留在中南军区工作吧，等你回来，我把她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没同意，我爱人也不会同意。
从沅陵到丹东
1951年2月，我们军整建制五万多人，分别乘车、船从湘西紧急撤离。军卫生部大部分人都是坐船沿着沅江、湘江抵达长沙的，我和卫生部机关是坐车离开的。军里有一个汽车营，但是运力不够。司令部就把参谋们都撒出去，站在各个路口，不管是政府机关的车，还是老板的车，不管是拉桐油的车，还是拉茶叶的车，一律征用。车上的物品都掀到路边了，运输部队去长沙。打起仗来，战争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在长沙整训了一个月左右，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做物资准备。从长沙上火车，经停武汉、郑州、天津、锦州等站抵达安东（今称丹东）。离开长沙时，湖南省省主席程潜宴请我们军的团以上干部，鱼翅、干贝、茅台酒、泸州老窖，特别丰盛。到了武汉就是热干面，给每个车厢发了几大箱饼干做第二天的口粮。郑州送的饭很不错。天津吃的最糟糕，给我们吃发了霉的大米，每人一块红腐乳。我们卫生部几个科长自己花钱，下了馆子，上的木耳炒肉片，几乎全是木耳，看不见肉，那时候木耳便宜。到了锦州，东北人实在，猪肉炖粉条特别香，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一袋子炒面和小咸菜，当做第二天的口粮。一到丹东，就感受到了浓烈的战争气氛。火车刚停下来，我就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卸车，把我们带的那些药品和医疗器械，装上汽车营派的汽车拉到仓库。结果，还没等卸完车，美国鬼子的飞机就来了。
我们到达丹东后做入朝前的准备，卫生部给每个科发了一个捷克仿照德国蔡司公司的相机。有一天，我拿着照相机在镇江山公园（现在叫锦绣山公园）照相。那时候丹东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从镇江山山顶看鸭绿江大桥很清楚，我就照了几张像。刚照完，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给我敬了个礼，让我把相片交出来。我说：你凭什么没收？他给我看了证件，是丹东市内卫部的。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鸭绿江大桥，现在是战争期间，任何人不能把相片带出去，你的胶卷必须曝光。我只好把胶卷给他，他直接拉开曝了光。那时候，围绕着鸭绿江大桥四十公里都有高射炮的火力网，一拉警报，高射炮就开火，要是看见敌机飞到大桥上再开火，就来不及了。
入朝前，我们在丹东住了半个多月。尽管当时不许随便议论，不许散步战争恐惧，但还是有人说对面的战斗如何惨烈，有些传说也很邪乎。我们把身上带的钱全花光了。当时觉得过去就是死，留着钱干嘛！街上有卖小虾和国光苹果的，我们就买着吃。那时候，我们住在丹东的九道沟子，每天晚上尹海、刘羽两口子，邀上我们两口子到街上去吃馄饨，吃着吃着，鬼子的飞机就来轰炸了。但是大多数人心里并不害怕，也不怕死，还是士气高涨。也有害怕的，我们一个师里的卫生干部，坐着汽车过鸭绿江，马上就要过去了，从汽车上跳下来了，就是不入朝。后来，军事法庭判了死缓，估计因为他是老红军就轻判了，要不是红军，这临阵脱逃就得判死刑。后来，我到沈阳军区总医院，看到他在那里扫马路，劳动改造。
入朝作战
入朝前，凡是带解放军标识的衣服、物品，必须留在国内。刚开始啥标识也没有，后来才发了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标识的衣服。从沅陵出发时，团以上干部发了一套黄呢子衣服，过江之前我放在留守处了，换成了老棉袄。解放战争期间，军机关是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入朝前进行了编制调整，成立了后勤部，卫生部和供给部归后勤部管。卫生部原来的医政科、保健科、药材科、防保科、兽医科、总务科都归后勤部管了。
我们47军是1951年4月开始分批入朝的，我是4月11日第一批入朝的。记得那天下午，我骑着一匹马快马加鞭就过去了，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步行，也有坐车的。当时，平壤已经炸成废墟了，远看就剩几个大烟囱，近看还有一些破旧的房子，还有人在那里做生意。1951年5月1日，我和尹海是在平壤度过的，找了个山东小馆，喝了点酒，吃了点水饺。过江以后，我们就到了临津江西岸，接替65军的防务，打了“天德山月夜山”阻击战，47军就擅长打阻击战。那时候，阵地上只有简单的工事，部队伤亡很大。1951年底和39军换防，从阵地上撤下来搞整训。1952年11月，47军奉命第二次开赴临津江东西两岸，接替志愿军第39军防务，执行坚守防御作战任务。第二次上去，就开始挖坑道了，很大程度的减少了伤亡。1953年4月，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移至谷山地区，作为志愿军总预备队，准备支援正面战场一线作战，是一军上去接替我们的。一军是西北野战军的，干部资格真老，好多连排长都是老红军，不要说美国的新式武器了，就连我们的新式武器他们都没见过。幸好，很快停战了，也没打什么大仗了，要不可得吃大亏了。
尹海、周焰在朝鲜
危险的运输线
在朝鲜两年多，我任47军军药科科长。每次移防到一个新地方，或者到志愿军后勤领药，或者到前线各个师送药，第一次都是我亲自去。沿途炮火连天，运输道路特别危险，但是必须这样做。我这样做了，说话就有底气了。我去了，科员们个个都轮着去，大家都很积极，没有任何人讲条件、偷懒。
有一天晚上，我从前线坐汽车返回军里，在公路上遇到一只狐狸，车灯一照两眼发绿。我和司机说，开过去把它压死。司机关了灯，等狐狸跑了再走。又过了一段路，遇到一条蟒蛇横过公路。我说：压它！压它！蟒蛇肉特别好吃，压死了咱带回去吃。司机又停下车，关了灯，等蟒蛇过了马路。他说，今晚上不吉利，太不吉利了。司机是二野解放南京时俘虏的国民党汽车兵。我说：你不要讲迷信，没什么不吉利。他说：就是不吉利，你不信，我信！今天咱走着瞧。果然没走多远，碰上了美国鬼子的飞机，飞得很低很低，看到我们的车，就开始机枪扫射。第一次扫射，没有打着我们，转了一圈又回来扫射，正好探照灯亮了，一枪打中了我们的汽车，直接打在司机的心脏上，司机当场就死了。我坐在副驾驶位上，就在他身边。幸亏我还懂一些驾驶知识，油门、刹车什么的。我看司机脑袋一歪，方向盘往右边一打，再打，车就要翻了。我用左脚赶紧踩了一脚刹车，车就停在路边上了。我就站到公路上拦车，拦下一辆我们军的车，告诉他司机牺牲了。那辆车的司机下来看了看，他还认识那个司机。他用钢缆把那辆车拖着回到军部。战争就是这么无情，子弹稍微偏一点，牺牲的就是我。
误入前线
抗美援朝时敌机对公路的轰炸很厉害。志愿军一般都是夜间行车，隔三到五公里设置一个防空哨，发现敌机，防空哨就示警，车辆就关闭车灯，缓慢行驶。敌机过去了，车辆又打开车灯快速通行。有一次，我坐车从前线回军部，走着、走着就发现没有防空哨了。我对司机说：这个不对头呀，怎么没有防空哨了？司机也觉得不对头，问我怎么办？我说：咱们等等看，不要再往前开了。司机说：不能等，等在这里要是鬼子的照明弹亮了，咱们没地躲、没地藏。我们就慢慢地往前开，看着越来越荒凉了，司机就下了车，看到路上连车辙印子都没有，肯定是很久没有跑过车了。正在看呢，来了我们军的两个侦察员，掏出枪来，大声说：不许动！哪个单位的？问了口令，我们给了正确回复。我说：我是卫生部军药科科长，到前线去送药返回。他们说：你们不是想叛变吧？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离前线阵地不到200米了？那两个侦察兵上了我们的车，把我们送到后勤部汽车营。司机和我商量，这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咱们确实是迷路了，但是说不清楚，我也同意了。结果后来，这件事还是被我们后勤部长知道了。他问我为啥不汇报？我说：司机提出来不说，我也同意了。部长说：他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心里有顾虑。你都团级干部，回来应该向组织汇报。我赶紧说：接受部长批评。部长说：以后要小心点，千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太危险了。你们要是碰不上咱们的侦察员，再往前走200米，到了前线阵地把你们扣押了，那可真说不清楚了。当时部队成分很复杂，常有解放兵通过前线叛逃。
险闯炸弹阵
我们刚入朝的时候，军里有一个师的任务是在顺川修飞机场。修了不到一公里，美国飞机就来轰炸，炸的乱七八糟。最可恶的扔定时炸弹，那些定时炸弹有时十几分钟炸，有时一天炸，有时一周炸，根本修不成，最后就把这个任务放弃了。因为机场里面有大量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为了安全起见，人民军把飞机场的出入口都封锁了，两头放了岗哨，还设置的栅栏不让通行。1952年冬天，美国实施细菌战，苍蝇、蚊子在雪地里爬。我带着车回沈阳领防鼠疫、霍乱的疫苗，到了朝鲜回军里时路过那个飞机场。我们
1953年4月，全志愿军药材科长供应会议
从飞机场插过去十几分钟就到军里了，要是绕路要多走一天一夜。司机说：咱们还是从机场走吧。我说：人民军不让过。司机说：咱们冲过去。这些司机都是从国民党俘虏的老兵，车开的很好，但是没有纪律观念。我想了想，防疫要求很紧，一天一夜和十几分钟比，还是冲过去吧。离机场还有一公里，我们停下车来，检查了一下车况，然后开足马力，就朝着大门冲过去了。人民军就在我们后面朝天开枪，我们也不停车，一口气跑了十几分钟，就冲出了机场。出了机场，回头看看那么多的定时炸弹，想想都后怕。我们相约这事回去以后谁也不能说。过了五六天，我们王磊部长找我，说：你们这次从沈阳回来怎么走的？我说：坐汽车啊。王部长说：我知道你坐汽车，走的什么路线？我心想坏事了，部长知道了，还是实话实说吧，要不然罪加一等，我就老老实实交代了。王部长说：司机是个二百五，你这个科长也是二百五。看你们平安回来的份上，这次就不处理你们了，下次再犯，决不轻饶。我们后勤部部长、政委，看着像老农民，都是正文八经的大学生。我们后勤部属于有文化的单位，大学生不少。
震聋致残
在朝鲜第二次上前线时，军里要求我们机关科科长都要到前沿阵地体验生活，我就到了马友岭。当时美军的飞机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轰炸，造成的伤亡最大，还有就是宣传。美国飞机在我们阵地上飞，我们就爬到洞口露出头来看。飞机上坐着一个女的，带着国民党的船型官帽，飞得很低，朝地下喊话：共军弟兄们，你们受骗了。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也不知道害怕了，就站在阵地上看。
有一次，突然一个炮弹下来，特别响，懵的一下我就啥也听不见了，用手一摸，血就顺着耳朵流下来了。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后来知道是耳膜被震破了。有一次，我和防保科吴科长说起这事，他说：你这个可以评残，就给我评了个三等残疾。刚开始，凭着三等残疾证书每年可以领15元钱，连续领三年后，证书就作废了，我就把残疾证书保存起来了。
80年代干休所成立了，所长告诉我残疾证书还有用，又拿到北京军区去换了个新证。换证的时候，看我证书上的致残理由写着：抗美援朝时被美国飞机炮弹震穿耳膜，就把“工伤”改为“战伤”。现在坐火车、坐飞机等都有优惠，每年还有一些费用。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作者简介：周焰，原47军卫生部。本文为其遗作。（上图为周焰1951年4月在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