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入史册的破冰之旅
十二
9月13至14日，北京／东京
针对台湾记者提出的采访“三原则”，中新社表示“尊重他们的意愿”，并明确了5点具体的接待事项：
一、将礼节性活动压缩到最低限度，全程只由总社宴请一次；
二、除他们提出要求协助联系若干采访对象（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厦门前沿何厝村）外，不主动提出其他采访建议；
三、不派全程陪同，在各地也不派记者参加他们的单独采访活动；
四、对外国、港澳记者同他们的接触，不作任何干预；
五、对他们提出的旅行要求（主要是预订机票和宾馆）尽管多次变更，都尽量设法予以满足。
李永得、徐璐办理入境手续的同时，也与中新社东京分社建立起了关系。当天，他们在东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第二天即乘中国民航班机进入大陆，并告之大家将由中国新闻社来接待他们。
这天，尽管是星期天，但中新社东京分社同北京总部的电话一直接连不断。总社港台部的同志为两名记者预定了旅馆房间，向中旅社提出了准备接待的要求，并研究了如何帮助台湾同行进行采访。晚上，中新社发表了台湾两名记者将于近日来大陆采访的消息。
14日刚上班，中新社几个部门在几乎不间断的铃声中接到100多个电话，大多是来电询问两名记者的行程。上午，东京分社给北京总社发来急电，说李永得、徐璐向日本当局申请再入国签证遭到拒绝，他们能否按时到达没有把握。对此，中新社一时不好明确答复，不确定因素太多，也不好答复。
正当中新社权衡的时候，东京传来消息：李永得、徐璐已经登上前往北京的中国民航CA93O航班。
十三
9月中旬，台北报界
台湾实行“报禁”“出版禁”三十多年了。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有关政策，进而出现了某些松动的迹象。
1987年6月25日，台湾“新闻局”广电处函告岛内3家电视台：从7月1日起，废除“新节目播出前必须送审”制度。台报界说，这是“报禁即开”的一个征兆。
过后不久，69岁的台湾《中国报道》周刊发行人钟树南（译音）对法新社记者说，他希望成为“公开访问大陆第一人。”
在台湾报界、杂志界跃跃欲试，争创“第一”的竞争面前，《自立晚报》率先果断派员进入大陆，希望一炮走红，争取报纸的好销路。
此次大陆行的首篇特稿，刊登在9月15日《自立晚报》第一版上。这份报纸强烈的吸引了读者，销售量猛增。该报发行部经理说，“第一版两小时就售光了”，“还有三百多人打电话到报社办公室，要求订购我们的报纸。”
对这次石破天惊的“探亲采访”所产生的影响，台湾报界是清楚的。他们自然不会“坐观其效”，也不甘于人后，纷纷跃跃欲试。
反应最先的是台湾《中国时报》（台湾三大报之一）。他们指派该报驻港办事处主任江素惠女士于9月12日飞赴内地，抢在《自立晚报》记者之前进入大陆。江女士在内地逗留了两天。期间，她访问了厦门及鼓浪屿等地。
其实，“第一”的桂冠也不是《中国时报》，而是《台湾时报》。该报记者李祥于9月上旬悄悄从香港进入大陆，并于9月14日发表了他在广州市的采访报道，刊登在时报第一版的显要位置上，统冠以《本报记者采访大陆的报告》《广州实况报告》大标题。同时，还刊登了广州市场的照片，报道了“共青团团员跳迪斯科”等等街头景象和生活状况。李祥于13日回到香港。
台湾记者对大陆进行采访，并公开发表署名专题新闻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十四
9月14日18时40分，上海虹桥机场
李永得、徐璐搭乘的中国民航越洋西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进入上海市。按惯例，飞机将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
在市区上空盘旋准备降落之际，李、徐二人迫不及待地从飞机弦窗鸟瞰大陆。事后，他俩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真实地看中国大陆，虽然天色太晚、无法看得清楚，但终究还是真实的第一眼。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这些想象源于小时候读过的历史地理教科书上。”
飞机即将降落时，李、徐二人的心情是兴奋中带点紧张，继第一眼看到中国大陆之后，即将以自己的双脚第一次真实地踏上这块 38年来魂牵梦萦的土地。
飞机缓缓停稳，他们随乘客一起步入候机大厅。对四周的景物、大厅的装饰、陈列的商品、服务员的衣服等等一切都感到新鲜，处处驻足流连。
为确保李、徐二人的安全，CA930航班在上海又进行了一次客货安检。毕竟是进入首都的飞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特别是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放松。
CA930航班在上海停留了3小时30分钟，直到深夜22时多才飞向北京。
十五
9月15日晨，北京首都机场／长城饭店
1时10分，飞机顺利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也就是现在一号航站楼。当年，还没有二号航站楼，更没有三号航站楼。
李永得、徐璐走下飞机。
陈佐洱微笑着说：“欢迎你们，等了你们38年了！”
“我见到台湾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并未深思熟虑，却是真情流露。”陈佐洱事后回忆说，“在首都机场苦等的4个多小时，加深了这种期待。”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句话被台湾同行说成是“统战语言”，并赫然写进了他们到达北京后发出的第一条消息里。
一时间，这条消息成了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和多种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评论的热点，国内各大媒体内部也炒得很热。有人说他：“阶级立场不对头，怎么38年等台湾人？”有人则认为，他说的甚为巧妙，含意深刻。可谓莫衷一是。陈佐洱撰文说，“后来，据说是小平同志拍板说‘讲得好’，我那颗忐忑的心才算定下来。”
其实，两名台湾同行在自己报道中说的话也挺意味深长。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不管怎么说，两岸新闻同行在北京的第一次握手已经载入史册，同行见面的“开场白”也成为人们的精彩记忆。
李永得、徐璐下飞机后，并没有走一般旅客办理入境手续的出入口，而是在陈佐洱、张处长等人的陪同下，直接奔向“已准备好的会见记者的场所。”
五十多名中外记者蜂拥而上。
“请谈谈此行的感想好吗?”二人立足未稳，日本共同社记者就伸过了话筒。
“将从早晨开始迅速进入采访。”下身穿兰色紧身裤，上身着米色外套，不失端庄、漂亮的徐璐答非所问，她显得有些紧张和难为情。“其实，是我们来采访的，反倒……”
身旁的李永得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总算到达了北京。总之，很高兴。”这天，他身穿一套藏青色西装，系一条斜纹红领带，显得稳健，潇洒。“让台湾人能尽早访问大陆是此行之目的。”
其实，他们此行的目的，吴丰山、陈国祥已有明确的论述。吴丰山说：“本报一向主张建设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鉴于台湾目前情势，“基于传播事业之立场，有义务告诉民众有关大陆资讯。”
陈国祥14日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说：台湾最近将要宣布开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旅行探亲，我们记者前往大陆为他们探路，以便让民众了解更多的大陆情况。
有记者问：（你们）“是否同中国领导人会见?”
徐璐回答道：“这次是为家人团聚而进行的采访，同领导人没有关系。”
关于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李永得说:“由于什么地方都还没有参观，因此暂时还难以回答。”当有人问到因服务态度不好而闻名的中国民航的感想时，他幽默地说：“机组人员非常亲切，不象传说中的那样差。不过，在管理方面似乎有改进的必要。”
有记者问：“你认为中国有报道自由么？”二人同时一愣，还是李永得反应快。他略显不快地看了一眼提问者，反问道:“你在北京采访几年了?”言外之意，你应该了解这一点。
李、徐二人对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都尽可能地坦诚作答，只有对牵涉海峡两岸的政治问题，才巧妙地予以回避。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他们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各新闻媒体驻北京记者抢镜头的拼劲，与台北相比较毫不逊色。他们散发出的热劲，和机场的沉暮气氛不大搭调。令人印象深刻。”
陈佐洱也是感慨良多。他说：“我也是‘老记’了，但在改革开放不太久的1987年，还从未见过同行间这样互相热烈采访的场面。”
从此时起，两名台湾同行的身份便成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的新闻对象混合体，一夜名闻世界。他们事后称，在大陆的14天（实际13天），一直是在中外记者追逐的“天罗地网”中进行采访的。
连续几天，李、徐二人在“紧绷的神经”里度过“紧张的行程”，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在陈佐洱的提议并挡驾下，首都机场的记者“互访”活动于3时30分左右结束，之后送他俩去北京屈指可数的五星级酒店，东三环路旁的长城饭店。
李、徐二人乘坐的“的士”沿着首都机场路飞奔起来。
那时的机场路不宽，黄线两边只能通过一辆车，白线路边是大片的槐树。车灯照着一排排槐树和槐树下的道路，犹如一条不见尽头的隧道。
路上，陈佐洱及时切入正题，问他们此行准备采访什么，有何要求，中新社会尽一切努力来协助他们。三人在车上进行了简单沟通，气氛甚为融洽。
陈佐洱出生在上海，在福建长大，既可以用上海话跟徐璐交谈，又可以用闽南话与李永得沟通，家乡方言把彼此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车过北京有名的牛王庙立交桥，往左一拐，不一会儿，就到了李永得、徐璐下榻的地方——长城饭店。
陈佐洱给李永得、徐璐安排好房间离开时，天已破晓。他回到宿舍，顾不上休息，就根据两位台湾记者提出的要求，与同事们分头一一联系采访对象的所在单位或本人。有通过电话的，有登门预约的。
曙光初照北京城。
有人形容北京象个“贵妇人”，气质雍容华贵而韵味十足，李永得、徐璐也深有此感。他们从长城饭店高楼鸟瞰市区时，发现一栋一栋造形单调的高楼正在赶工兴建时，又不无遗憾。他们说：“‘贵妇人’的气质，已被一些现代化的初级产物逐渐破坏了。”
李永得、徐璐异常亢奋，毫无倦态，计划游览北京市容。用过早点，他们就在饭店门口招手出租车。按排队顺序过来一辆车，可他们并没有上车，而是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车，猜疑第一辆车可能是大陆有意安排的“特别出租”，谨慎程度有些出乎意料。
北京的绿化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永得说：“北京街道的绿化做得相当成功，比台北市要好，但街道景观则落后于台北。”
这天中午，中新社王士谷社长、王瑾希总编辑在全聚德烤鸭店为李永得、徐璐洗尘接风。接近尾声时，陈佐洱把一份按他俩要求初拟的日程表及采访对象的电话、地址等联络办法送上，两位同行又惊又喜。按常规，记者得自己去联系采访对象，何曾受过如此待遇？要不，怎么叫“跑新闻”呢？
李永得、徐璐得到中新社提供的“联络图”后，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即与采访对象分别接上了头。 按照事先约定，陈佐洱只联系，不陪同，一概不送他们去任何一个采访点。当然，同时受命的张处长要时刻关注进程是否顺利，安全有无保障。
下午，两名台湾记者由他们的老朋友、前台湾“国大代表”张春男陪同，到磅礴坦荡的天安门广场摄影留念。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都摄入他们的镜头。
漫步在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时，李永得高兴地说:“我在台湾时就听说天安门广场很大，这里的确是民族的象征。”然后，他们混在游客中间，参观了故宫。置身于巍峨的殿宇、辉煌的宫阙，徐璐感慨万千地：“我好象走进了历史。中国的政治和历史都发生在这个地方。”当她看到许多普通老百姓正在皇帝皇后曾经散步的地方漫步时说，“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晚上，李永得、徐璐来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参观。在发回台北的消息中，他们这样写道：“街道两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装饰的商店。这些商店出售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装。”
在东华门夜市，徐璐花25元人民币在一家服装摊上买了一件鹅黄色的茄克衫。李说:“自由市场上商品丰富，不过对商品的质量我不加评论。”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