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亲水的天性,使得她在军队给水卫生研究领域如鱼得水

  晁福寰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命令是1993年5月7日下达的。一年后的7月22日,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她少将军衔。因此,她得了两项第一:军医科院43年历史上的第一个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女性,当时任职的女将军中最年轻的一位。

  晁福寰的主要成是在水卫生的研究上,是一位专注生命之源的“水将军”。

  人类自1962年11月迈出“火星之旅”后,苏联、美国、欧洲等相继发射多个火星探测器,前往地球的这个近邻寻找生命的痕迹。无论是苏联的“火星1号”,还是美国的“奥德赛”号,或是欧洲的“火星快车”,首先要寻找的就是水,有水才有生命。

  水在地球上是无处不在,较之火星得天独厚。地球上的生命离不开水。人之所以能在陆地上生存,也是因为身体内有一整套完整的储水系统。这个系统在人体内储备了大量的水,约占体重的75%。没有水,生命就无从谈起。

  水即生命。早在3000年前,中国先哲管仲与古希腊先哲泰勒斯,曾不约而同地说过一句话——水乃万物本原。祖先“逐水草而居”,生存繁衍。一个个种族的盛衰兴亡,一个个都城的繁华湮灭,无不与水紧密相联。

  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洁净的水如同弹药一样极其重要,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从冷兵器时代的刀枪戈戟到20世纪的坦克、飞机、导弹,发明成果层出不穷,但却没有制服能使水污染的细菌和病毒。如果战争中缺少洁净的水补给,那么胜利就会成为一句空活。因此,各国的军事医学研究机构都把军队给水卫生研究当作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投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女性主水、近水、亲水,因而也常常被喻为“水”。也许是天生的缘故,晁福寰在军队给水卫生的研究中如鱼得水。在前辈的指点和带领下,她先后参与了水中微生物检验、饮水消毒、苦咸水处理、水质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一个花季少女成长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给水卫生权威。

1647852143711831.jpg1647852143711831.jpg  就读于天津医科大学医学系的晁福寰,原本想当一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医生。毕业时,部队到大学招生,时任学生干部的她带头“服从分配”,使之成为4名“幸运生”之一。1966年8月,她正式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研究所报到,成为我军一名女医学科技工作者。

  幸运的晁福寰跨进研究所的大门,就遇到了幸运事——参加我军第一代饮水细菌检验箱的研究试制。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不怕苦累的工作精神,使得她进步很快。不久,领导又让她参加饮水病毒消毒剂的试制工作。她和同行们研制这种消毒剂,后来配发到边防部队,为提高部队后勤保障能力发挥了应有作用。

  晁福寰主攻杀灭水中病毒的课题。这项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中,仅仅灭杀水里的细菌是不够的,还需要杀灭水中的病毒。但是,水病毒的检验及所具备的条件要求高,一般的卫生学实验室无法完成。因而,晁福寰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为水中病毒的检测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方法,使一些实验条件不高的实验室,也能完成水病毒的检测。目前,这种方法已在军内外饮水消毒研究中广为应用,受到同行的称赞。

  部队拉练行军野外驻训,需要一种简便的水检测装置。晁福寰带领研究人员深入寒区、海岛、沙漠戈壁、热带丛林等地区的部队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成功研制出了“水质细菌学检测箱”。这套由检测箱和轻便培养箱组成的水细菌检测装备,两个箱体只有录像带般大小,不足5公斤,可随身肩背,交直流电两用,为部队基层水质细菌学检验提供了便利手段,解决了边远部队水质细菌学检查的难题,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同时获得军队和国家科技进步成果奖。


  平常心对待职务晋升,一门心思干事业

  晁福寰以她突出的科研成绩和很强的领导能力赢得了组织上的信任,1986年底她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下达任职命令的那天,晁福寰很诚恳地告诉上级派来谈话的人:“我本没想当领导,既然上级和同志们信任我,我就做做看,我若做不好,可以马上换掉我。”她觉得自已一直做科研业务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一定适合当领导干部。“既然当不好,还占着领导的位置干嘛呢?”

  晁福寰把“上去”和“下来”的话都摊开谈了,她觉得自己还是喜欢搞业务。对群众的信任和组织上的安排要不负重托,如果不适合做领导工作,就不应该占这个位置。

  以一个学者的胸怀看待职务的晋升,以一个学者的智慧谋划研究所的建设。人们很快发现,晁福寰好像对副所长的工作很熟悉,进入“角色”的过程很短。她称职地做着副所长工作,同时也没扔掉科研工作,坚持参加课题组的研究。

  晁愿福寰刚上任,就随军事医学科学代表团应邀访问了美国陆军成学研究与发展部及美三军军医大学和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她很重视这次出访机会,所到之处无不详细探询,从编制体制到研究范面,从选择课题到小组分工,都进行了考察了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感到美国军事医学科研目标很明确,围绕士兵健康与安全开展的科研项目比较多。科研人员经常深入训练现场,有的还担任部队的训练教官,传教急性高山病人快速撤离现场的正确办法,现场演示克服战场疲劳确保睡眠的技巧。美军的这些做法,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启示。

  外出参观访问,加强横向交流,使晁福寰看到了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军队军事医学研究的差距,真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要加快科研管理上的改革,鼓励和支持新技术的应用,向管理要人才、要效率、要成果。她希望自己为改革做些努力和探索,“到位”不“越位”,在副所长的岗位上有所建树。

  也许是命运对晁福寰的偏爱,担任副所长不久的她,在一年多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

  为适应部队卫生防病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了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40多年来,该所坚持以军队卫生学为方向,以应用研究为重点,针对平战时部队相应的卫生保障措施,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并在人体营养学、环現生理学、环境卫生学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思想薄弱环节。晁福寰决心在所长这个岗位上有所作为,发扬成视,解决问题,为部队的卫生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任职会上,晁福寰把自己的“任期目标”明明白白地公布给全所同志——成果目标、人才目标、学科建设目标、科研条件保障目标、技术开发目标、基建和生活保证目标、政治工作目标……林林总总,思路清晰,实在明确,具体可行。为让群众监督领导,她把自己放在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她在做什么,她要去做什么,全所上上下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事情一件件做下来、一件件落实好,不讲大话,更不哗众取宠。

  晁福寰用心血写成任期目标,又为目标的实现花费着更多的心血。任职期间,她的工作实绩和工作能力有目共睹,赢得了“深入实际,工作踏实;勇于献身,敢于创新;作风朴实,讲究效率”的考评结论,研究所的全面建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面对取得的成绩,晁福寰的朋友曾对她开玩笑说:“你还能升官呢。”她听后连连摇头:“升什么?我当这个所长已经到顶了。如果不称职,都不用别人撤,我自己会主动下来。”她认为,带领大家做好所里的工作是所长职责使然,称职是基本要求,更是应该做到的,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晁福寰很谦虚,谦虚使人进步。1993年,组织上任命她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7月,她晋升为少将军衔。


1647852416545298.jpg  不平凡人生的平凡家庭。夫妻彼此生活默契

  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从一个军内普通的科技人员成为一名女将军,万众瞩目,曾有人猜测晁福寰有什么背景,会有什么来历?其实,晁福寰以及家人都没有人曾经显赫过,出自寻常的平凡人家。

  晁福寰母亲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父亲是天津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的普通干部,而与她在同一个所工作的丈夫更是“劳动人民”出身,她不可能借谁的余荫。相反,她的父母和家庭都给了她全力的支持,支持她从事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支持她要做就做好的想法。独生儿子出生仅两个月就被送到姥姥家哺养,满地跑时还不认识爸爸妈妈,对出差归来的爸爸妈妈叫叔叔阿姨,让晁福寰夫妇俩哭笑不得。

  晁福寰原籍湖北,在天津出生长大。5岁半上学时,由于身体不够健壮,就有意识地参加体育锻炼,结果进了业余体校田径,读高二时被作为体育苗子集中到天津市第60中学。但高中毕业时的她并没有走向冠军之路,而是考取了天津医科大学。她说:“我喜欢学医。”由于学习成绩好,她成了所在中学唯一一个被医学院录取的学生。

  爱人徐其寿与晁福寰一样,同样属于“事业型”。他对家庭生活要求不高,衣食住行都从简,从不为此浪费时间,也不觉得自已委屈。在天津时,两人从相恋到结婚,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只有“泡”实验室的记录。即使是星期天休息,他们俩也很少全天闲暇在家,总要去实验室转转。一天不去实验室,心里就觉得空空的。

  晁福寰调北京一年多时间里,夫妻俩仍过着“牛郎织女”生活,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北京,彼此照应不了,却也生活默契,双方都没觉得对方有什么不好。妻子没因为没收到生日礼物而怨丈夫不体贴,丈夫也没有因为床单脏了、衣服没及时洗而有怨言。他们都十分支持对方的事业,在家庭生活中达到了一种从简和谐的境界,数十年如一日,实在难能可贵。

  对于儿子,晁福寰和爱人难免“顾此失彼”。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全靠自己努力,她们夫妇俩没有怎么管,不是不想管,是确实没有精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家三人分居三地,夫妇俩忙自己的事业,儿子忙自己的学业。每当想起这些事,夫妇俩对儿子都有一份内疚,感到无以补偿。儿子户口从天津迁进北京后,有了女朋友,后来结婚,夫妇俩有空就下厨房忙碌,让儿子儿媳吃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感受“迟到”的父爱和母爱。

  为人母、为人妻的女将军,注定要比普通女性付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