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社会大学里影响我一生的三位党员 
走出高等学府，融入社会课堂，告别了导师教授，结识了人生榜样。
值得庆幸的是，我参加工作伊始，遇到了县委老书记、大山里的老妈妈、茹苦的抗联战士，他们让我此生难忘。
一、即将离休的县委书记
我大学毕业是在文革后期，回到家乡延寿，县里安排我到政府机关上班。先是在劳动科做文秘，一直到1973年。那一年国家逐步恢复群团组织，延寿县先后召开了团代会、妇代会。在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县妇女联合会委员。转年，在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妇联副主任。按当时的惯例，新提拔的干部要等待上级考核批准，县委领导要找谈心谈话，指导工作，确立方向。和我谈话的是县委刘书记。这位老书记自称是“土八路”，他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延寿县的领导，深受群众的拥护和尊重。他说他即将离休，这是最后的一班岗。我在延寿长大，父母也在县委机关上班，在我上大学时，这位老书记的故事听过很多，人也不陌生。但这次，我将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级干部，要承担起妇联工作，怎样干才能干好，我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这位老领导要和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干部谈什么，走出象牙塔的生活，步入社会大学，这里没有课本，却有知识，没有专家教授，却有熟悉社会的先生。
轮到我谈话时，老书记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我进屋，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看着我说：大学毕业生能来延寿县政府机关上班的没几个，你要开好这个头啊。接着老书记打趣地问我：大学什么样？大学大学，很大吗？我一一作了回答。老书记说：你们这代人是赶上了好时候，无忧无虑从小学到大学，学的知识一定很多吧？我不知如何回答，我说总觉得有学不完的知识。老书记又问我学的啥？我说中国语言文学，简称中文。老书记点支烟：中文，就是中国字，我这一辈子就是中国字不行，斗大的字装不满几箩筐，写句话憋一脑袋汗。希望你们用中国字写下中国事，写一写咱们延寿县。比如，你们妇联，从抗日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延寿县就有抗联女英雄，土改好干部，新中国的好领导。妇联的工作就是关心她们，帮助她们，用中国字写写她们，你这个妇联主任要接近她们，学习她们……
这是我步入社会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县委书记讲话，我原想县领导一定是给我讲政策、讲理论、讲方向，我回忆了一下，是又似乎不是。回家后，爸爸妈妈问我老书记讲了些啥？我告诉了他们，爸爸说：这是老书记的领导风格。我后来仔细地琢磨老书记的话，顿然觉得这位老书记句句都在理，句句都在提醒我要干好妇联这项工作：“妇联的工作就是关心她们，帮助她们，用中国字写她们……”，我知道，老书记的字不在笔下，在心里。
大概是我到妇联上班一个多月以后，县委办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让我随老书记下乡，还说七八月份雨季，戴好雨衣雨靴。
那时县里就有一台吉普车，司机师傅每天都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我早早来到车前，司机看看我：第一次下乡？我点点头。司机笑了，继续擦他的车。
老书记从楼里出来了，他戴着草帽，背个黄色的旧书包，手里拎着水靴，穿了一件褪了色的衣服，鞋是通常的农田鞋，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一番：好！以后下乡穿套旧衣服。上车。
这天真的是细雨淋漓。
司机发动车：走哪条路？
老书记：东道，走魁星村，到那里你就回来，张书记要去哈尔滨，你去送他。
司机停下车：上太平川雨天路不好走，您岁数大了，还是走西道吧。
老书记扬了扬手里的雨靴：早有准备！开车！
太平川！我知道，几年前国家投资在那里建了个国营牧场，场址在和宾县交界处的大山里。县里到那里基本没有路，所谓西道是一条日本建开拓团时留下的简易公路，已经冲毁多处，但总比从东道进山走泥泞山路强，司机没办法，我们上了东道，直奔魁星村。
魁星屯是六团镇的一个村，机动车到那里就无法走了，我们把车停在村边，细雨中，我和老书记准备进山。当时我们那套装束我记得清清楚楚，背着背包，穿着水靴，随手捡了一根木棍。
老书记和司机挥手告别，和我说：走。
其实，从魁星村去太平川还有一个振兴村，我们要走三五里路才开始进入太平川。过了振兴村，我已经大汗淋漓，抬头一看前边是茂密森林，再往前走脚下已没有了路，只见森林里有一道缝，树少，好像有人走过的痕迹，老书记说：是冬天人们进山拉烧柴留下的爬犁道。
沥沥雨中我看看这个县委书记，此时就是一位领我进山的老者，他怕我累着，遇到一棵倒树让我坐下休息，还给我讲进山的规矩，我听得很新鲜，好像不觉得累了。也许是第一次进山，还觉得好玩。
休息了一会儿，老书记薅了一把蒿草递给我：一会儿不欢迎你的小动物（山中的蜢虫）就来了。
真的进了山里，那蜢虫向你袭来，咬你一点也不客气！
我们在密林里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登上了一个山顶，雨停了，太阳从云里出来，往前一看，哇，前面是一个大川，川里见牛羊，见房屋！老书记站下了，双手叉腰，说：看见了吧，这里几年前是一片大荒原，经过几年的奋斗，已经是一个著名的种畜场。
场里的路好多了，老书记脱下水靴随手薅一根藤条，把水靴绑在一起，搭在肩上，挽起裤腿，很是兴奋：走，到了。
进了场区，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县委书记和人民群众的那种亲切感，打招呼的，前来握手的，互相打趣的，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我过去听说干群间水乳交融，今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了。
吃过饭，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了，听老书记和场里书记场长说话：这丫头大学刚毕业，要好好摔打摔打。
场长和场书记说：行，今晚上就让这个姑娘和老王太太住一起。
老书记笑了：我们这个大学生妇联主任到现在她也不知道我领她进山干什么！
二、大山里的妈妈
太平川种畜场书记是位转业军人，据说他打过的仗遍及全中国，从海南转业到红色草原牧场，是国家在延寿县建种畜场时调过来的。晚上，这位军人书记送我去老王太太家。出了场部要走几里路，一路上他给我简单的介绍了建场经过，讲了这个大山里的发展前景，我最难忘的一句话是：经过我们垦荒队员的努力，在祖国的版图上终于出现了“太平川种畜场”的名字。
我们过了一条小河后，前面出现了一片残墙败瓦，他说：这是日本开拓团旧址，太平川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赵尚志带领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今晚你去见的老王太太就是个老抗联，她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解放前打日本，解放后是省地县三级劳动模范，你会在她那里上一堂生动的人生教育课。
过了日本开拓团遗址转进一条大沟，在一片浓林背后看见了一个很别样的小房子，它的特别处是在房子的大山墙上开了门窗。书记说：这就是“马架子”，当年闯关东的先民们建造的。我顺着他的指向又看见一片栅栏，听见了羊的咩咩叫声，还有两条威武的大狗。书记说：这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了，不愿休息，愿放羊，是场里的羊倌，今晚你就住在她这里，好好听听她的故事。
这一夜，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山里睡觉，外面山风呼啸，有时还夹杂着不知是什么鸟的叫声，屋里照明的是大山里的松明子，点得很亮，只是黑黑的烟灰在屋里散发出松油味，满屋飘荡。
前半夜我们几乎没有睡意，她给我讲她的身世，讲几十年的大山里的生活，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愿意离开大山，直到这里建立种畜场。一切自然又平常，就像是一位老妈妈在聊着家常话。
接着，我让老妈妈给我讲一讲战争时期大山里的故事，之后，我听到了这位大山里的妈妈为抗战、为捍卫新政权贡献一生的往事。
老妈妈本不姓王，为纪念逝去的丈夫，改为王姓。她和丈夫都是辽宁朝阳人，说起来和赵尚志是同乡还有点亲戚。朝阳人在历史上反抗斗争的精神就很出名。当年，赵尚志父亲赵子复聚众打死县里税捐局税捐员（这个故事历史上有记载），他们两口子就参与其中。九一八事变后，孙朝阳举旗抗日，两口子为躲避朝阳县令追杀，来到宾县又加入到朝阳队，后来发现朝阳队只是一伙“文明胡子”，两人很后悔，于是在太平川大山里独自生活，以采参养蜂为业。1934年以后，赵尚志游击队来到太平川，一家人和赵尚志见了面，从此，丈夫参加队伍打日本，妻子留在大山里，根据赵尚志的安排，负责起特殊的任务，在外人看来是规规矩矩的大山里的养蜂人家，但暗地里，抗日军的伤病员在这里都得到了精心的治疗，抗日军打完仗在这里休息，情报人员在这里得到日伪军信息，抗日军的军用物资也在这里得到了秘密保护。当孙朝阳被害之后，是她第一个给赵尚志送去情报，马上接管了孙朝阳在大沟里的秧子房，后来秘密建成了三军被服厂。
那天晚上我听得睡意皆无，时而坐起来，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我问老妈妈：日伪军进山“扫荡”、并屯、搜山，那这里没来过鬼子？
老妈妈说：何止是来过？我险些把命搭上。我忘了是哪一年，反正是日本建开拓团的前一年（后来我问了党史办，建开拓团前一年是1939年），县里日伪军来人勘察，要建开拓团，看见山里有炊烟升起，几个日伪军找到我家，我家的狗发现有人，叫声惊动了我，我跑进山里，躲过一劫。过了几天，延寿县警察大队长常万祥（外号常罗锅）领着几个日伪军人，包围了我家，把我抓住，日本人把我绑在树上打我，一个日本人问我赵尚志在哪里？我不说，常罗锅说：太君知道你和赵尚志是老乡，还知道这山里有抗日军的被服厂，你说了，太君会给你好处。他的一句话让我计上心来，我假装被打的受不了，答应去找被服厂。
日本鬼子很高兴，一直向常罗锅竖大拇指，常罗锅得意忘形地让我领着去找“被服厂”。开始绑着我，走到现在场部的东边，那时是深不见底的漂垡甸子，夏秋之季，不论是人或野兽，如果有哪一步走错，那就是灭顶之灾。到甸子边，我说，找被服厂就走这一条道，常罗锅一看四处都是茂密森林，问我咋办，我说你绑着我，我怎么领你们走？他们给我解开绳子。我心想：兔崽子，你们去死吧！于是我说：排成一队跟着我脚印慢慢走。日伪军十几个人真听话，鬼子让伪军打头，常罗锅看出鬼子的坏心，但不敢反驳，就这样开始走进大甸子，开始一段我故意让他们进来，到了深处，只有我能出去，那漂垡甸子里全是红眼哈塘，只有水面的塔头墩才可以走人，这群王八蛋哪见过这没顶深渊！在他们自顾不暇时，我很快的出了大甸子，钻进树林，骂他们：王八蛋，走啊！我在这哩！常万祥一看中计了，忙喊：退回来！退回来！能退出几个我不知道，不过从他们的鬼哭狼嚎中我知道，那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抗日军大部队去下江以后，赵尚志告诉我，开拓团里已安排了咱们的人，抗日军没走，周主任还在我们这里，你这里就是情报站。
这时开拓团已建成，他们种水稻，玉米、大豆。第一年秋天，开拓团收完了粮食，落雪之后入库，准备调往日军前线。一天晚上，给开拓团烧水的老贺头来我家，交给我一张纸，告诉我今晚上周主任要有行动，你把这张纸交给他。半夜里周主任带队伍来了，我交给他那张纸，周主任一看说好极了，大嫂，你等好消息吧。原来那是一张开拓团平面图，这天夜里日本鬼子一年的辛苦一把火全化为灰烬！
后来，接着有开拓团军车被抗日军劫走，又有守备队员被杀死，“红部”（开拓团在道口建红房子）被连窝端……这其中，都是老贺弄来情报，我再设法转给周主任的。
日本投降后，这里划归长发区，土改工作队长是毛华初，那时没人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儿，他来看我，我想搬出大山，他同意了，但他又说：这里还有个任务，民主新政权刚建立，日伪土匪很多，这里已成了土匪窝，国民党建军师长王兴武就在这里活动，我们要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大嫂最合适……我明白了，告诉毛队长，我不走了。后来，县独立团在邹政委（邹问轩）带领下剿匪，就是我带的路，打垮了土匪，可惜跑了王兴武，几年之后才把王兴武抓回来。
再以后，长发区组织了开荒队进大山里开荒自救，我是队长，初级社我又是领头的，一直到高级社、人民公社，我就一直没离开这大山，直到建种畜场，我又成了场里大羊“官”。
……
老妈妈娓娓道来，经历生死时也波澜不惊，只是在任务完成或敌人被消灭时还难掩兴奋之情。
这位大山里的妈妈，从未提及自己是省地县三级劳动模范，在她的眼中只有大山，大山里的革命斗争，大山里的建设发展。也正是这许多山里人的奉献，才有了山外城市的繁荣发展。
这一夜震感心灵的畅谈，鞭策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干好自己的工作，对得起大山里的妈妈。
她叫王静——我至今也忘不了的妈妈。
三、抗联妈妈的人生
大约是在1974年，延寿县妇联接到汤原县妇联一封信，求援提供一位女党员的信息，她叫张佩珊，曾经在汤原古城岗、半截河等地当过小学老师，后又参加汤原游击队。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我和党史办查阅了相关材料，了解到了这位女抗联战士的一些基本情况。1946年，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听说张佩珊在宾县山里，自己曾经骑马进山寻找，但无果而归……60年代初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访华提出要见张佩珊，但因交通不便也未能实现……
张佩珊在哪里？我就这样回复汤原的同事吗？我有些不甘心，我提出去一趟玉河乡朝鲜屯，虽然大地主李云岗人已不在，但还有后人、邻居等，不能没有一点信息。县里领导同意我的计划，支持我去玉河乡朝鲜屯。结果喜出望外：张佩珊在宾县万春镇！
接下来就是去见张佩珊，把国家的政策和各级领导对她的关怀告诉她，并听取她的意见。延寿县妇联和县民政部门决定由我和民政局的同志先同宾县有关部门打招呼，然后两县共同去万春镇的大山里去见张佩珊——李英根！
我们终于到了万春镇，见到了李英根。她已是中年妇女，头发有些花白，稍有些憔悴。我们的到来，她先是惊讶，了解情况后她搂过儿子，放声大哭，后又止住泪水，告诉儿子：你爸爸的战友没忘我们母子！
之后，母子回到了玉河乡长胜村朝鲜屯。
我们把这个寻找结果分别以文件形式向汤原县妇联、黑龙江省民委发去详细报告。汤原妇联向我们表示感谢，并要来拜访这位抗联战士；省民委李敏副主任打来电话，声音哽咽说安排好工作就来延寿。我清楚的记得他们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县宾馆的会客厅，见面后是难以抑制的欢喜的哭声和紧紧的拥抱，接着李敏紧紧搂住了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
后来，对于张佩珊的经历，我们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李英根，别名张佩珊、张英华。1915年5月20日生于朝鲜，8岁随父亲迁到延寿县玉河乡永胜朝鲜屯，父亲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作为家庭的独生女儿，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李英根受其叔父李寅健革命思想影响，读国高时偷偷逃离家庭，追随叔父和后来成为金日成时期的朝鲜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崔庸健，在北方辽阔的大平原，开始了为驱逐日寇而战的斗争，后由金策（朝鲜开国元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教过学、做过秘书、厂长、书记…… 她曾是抗联老战士李敏的恩师。1937年经冯仲云介绍，同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结婚，因怀孕，调入六军被服厂任党支部书记。1940年7月，张兰生在德都县朝阳山被土匪头子董林科率领大批日伪军包围，在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张兰生牺牲时，李英根怀孕7个月，还在被服厂留守，尚不知晓这个噩耗，直到孩子出生后她才知道这个消息，她发誓，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大，无论如何也得给丈夫留下一个后代。李英根于1940年9月生下一个男孩。李英根是个坚强的女子。1940年12月29日，北方的寒冬大雪纷飞，乌云压日，一个经不起拷打的朝鲜女工向敌人说出了抗联被服厂的地址，得知消息，她带领被服厂的几名女同志迅速转移，谁知大雪封山，在行走中迷了路，被敌人抓住。当时，还带着2个多月正吃奶的孩子。日本侵略者把她交给了合江省的宪兵司令部，对她严刑拷打，但她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回答就一句话：我是有孩子的妇女，只管做衣服，其它什么都不知道。敌人对她用尽了酷刑。坐过老虎凳、顶着烈日跪过砖头、卧过铡刀、灌过辣椒水……英雄的妈妈遭受了太多的蹂躏。1943年夏天，李英根患了伤寒病，拷问不出来结果的宪兵队把她们母子一脚踢出佳木斯监狱。此时，李英根已经奄奄一息。监狱附近有个朝鲜人经营的旅社，老板看她娘俩实在太可怜，就收容了他们，还治好了李英根的病。后来，在延寿的外公知道了她们母子的消息，把她们接回到家里，这时，儿子已经快5岁了。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母子的生活才算稳定。虽然母子回到了外婆家，可是，外公不要吃闲饭的，他非要把李英根嫁给有钱的鲜族人，妈妈怕孩子到人家受气，说什么也没答应，后一直居住在宾县山里，有年冬天特别冷，他们拉着爬犁拾烧柴，没有棉花，只穿着空心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乌拉草，经常是把鞋穿漏了，脚冻得流脓。母子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坚强地生活着……
李英根回到朝鲜屯后焕发了青春，不久被选为生产队长、村妇女主任和县人大代表。
李英根恢复了党籍，她交纳党费那一天先找到我，在组织部，她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小心翼翼的打开，把钱倒在桌子上，大家的眼睛湿润了：桌子上的钱是一分、二分、五分、一毛……最大面值一元的。
她说，这是我在山里采山野菜、榛子攒下的钱，我没有收入，但我知道我是党员，这是我的党费。
不久，我调出了县妇联，在省里从事中小学教育教研工作。后来，我在国家出版的《龙江抗日烽火》书上，看到了一篇文章《留得清白在人间》写的就是李英根的事迹。
李英根，舍命保护革命后代，在被误解的时候，坚持党的信念，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对党和政府充满坚定的信任，无怨无悔，她是一个坚强、平凡而又伟大的抗联妈妈。
1.刘书记 2.张佩珊（李英根）3.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右二）来看望张佩珊（李英根），左一是.张佩珊（李英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