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转瞬千年。当历史的时针指向了华夏大地的夏商时代, 如滹沱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的历史时光,在滹沱河流域,留下了怎样的脚印?演绎了怎样的历史大剧?

透过商文化的起源、发展,我们触摸到了一个王朝的背影。 

先商的发祥地  商王朝从这里走出

无论是历史典籍,还是考古出土文物,都证明石家庄的新石器时期文化,最终发展为商文化,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商文化的源头,石家庄区域是商汤祖先的发祥地。早在4600多年前,先商民族的祖先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地区,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先商文化,一直延续发展到商朝乃至西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商的祖先,正是从滹沱河流域由北向南,逐渐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商族,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娥氏女,简狄生契。对于契的出生,商族后世将其神秘化。商族崇尚玄鸟(燕子),于是,契的出生便和玄鸟挂上钩。《史记·殷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而在《诗经·商颂·玄鸟篇》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来传颂这个故事。
  在一些历史典籍中,记载了契出生的地望。战国时期赵国记载黄帝以来的史事的史书《世本》记载:“契居蕃。”据一些专家学者认定,“蕃”即今河北省平山县古“蒲吾”(亦作“番吾”)。(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商族的先祖就居住在滹沱河中下游交界处,今石家庄西北平山境内的黄壁庄水库一带。这里在汉代设“蕃吾”(也作番吾)县。
   契的儿子叫昭明,还是《世本》记载:“昭明居砥石。”砥石在哪里?郭沫若先生认为,昭明所居之砥石,应在河北省元氏、高邑、赞皇一带泜水(今槐河)、石跻水流域。(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156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关于“商”的名称来源,丁山先生在他的《商周史料考证》中论证:“商之为商,得名于滳水。”“滳”古读为“漳”,滳水即为漳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契称玄王,可能含有北方之王的意思。“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省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3卷226页。)

由此得出结论,从滹沱河畔的黄壁庄,到滹沱河南的高邑、元氏至漳河一带,就是商族的发祥地。
  这一结论,被分布广泛的商文化遗址所证实。

早在1954年冬在石家庄市区发现的市庄遗址,经鉴定为先商文化遗址,距今约3500年。这是河北省最早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址。(《石家庄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603页;《唐云明考古论文集》89页。)时隔不久, 1956年在位于市区北杜西南,又发现了同类遗址,考古工作者试掘和调查,采集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根据出土文物特征,推断此处遗址为先商遗址。(《石家庄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603页。)

之后,这样的发现越来越多。1989年河北省文物复查队先后在井陉发现了石桥头先商遗址、南良都先商遗址、微新庄古遗址,威州西街先商、早商遗址等。这些遗址虽然没有正式发掘,但是发现和采集到了大量的文物遗存,有半地穴房子,有磨制的小石斧和使用痕迹的残石铲、石镰等石器,有少量的鸡、猪骨骼,以及大量的陶片。早在1976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北胡庄遗址,2010年河北省文研所、石家庄市文研所和鹿泉文保所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从地层年代以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北胡庄遗址为距今4000到3600年的先商遗址,推断这一带应该是个聚落遗址,是个人类长期居住点,从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先商时的人们以农业为主,另外也打猎。居住的房屋有半地穴,也有的是地面建筑。这是石家庄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多的先商遗址。(《燕赵晚报》2010年5月6日)1610074241297091.jpg                                 鹿泉先商遗址挖掘现场

2010年4月,省文研所、石家庄市文物局等组成考古队又发掘赞皇南马村先商遗址,不完全统计,出土的陶片有上万件,还出土了石铲、石镰、骨锥、骨簪等小型器物200多件。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这一带是距今3500或3600年到4000年间的先商遗址。(《燕赵晚报》2010、8、31)

目前在石家庄区域内的滹沱河流域先后发现先商遗址几十处。这是商族入主中原之前的聚落旧址。先商遗址的发现,为学术界关于商之先世起源于河北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后逐渐向东、向南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新的物证。历史典籍记载和考古证明,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先商民族的发祥地。早在4600多年前,先商民族的祖先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地区,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先商文化。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禹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建立夏朝,夏文化兴起之时,在黄河以北的滹沱河流域,正是先商文化勃兴之际,一直延续发展到商代乃至西周时期。

正是在这里,商族发展壮大,不断扩张,由北向南迁徙。对于商族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和《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在滹沱河流域,契居于“蕃“,即今滹沱河中游和上游交界处的黄壁庄水库一带。而契的儿子昭明则迁到了滹沱河南的“砥石”,即今元氏、高邑一带。到昭明之子相土时,又迁于商,其地在今豫东商邱。昭明之子相土是一个曾经大启疆域的君长,《诗经·商颂·玄鸟篇》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是他的后裔对他功业的颂诗。
  这就是说,先商祖先在相土时代,从滹沱河流域南下了。他们从滹沱河流域由北向南,逐渐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商王畿北部的重要地区
  

先商祖先走了,商文化会从滹沱河流域一并南迁而销声匿迹吗?

商文化起于滹沱河流域,也植根于滹沱河流域,虽然商族中心南移,但是,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石家庄一带仍是商族奴隶主贵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是商王畿的重要地区。文献资料记载了商代历史和这一带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商王直接统辖的区域,即所谓的王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常山即恒山,位于曲阳县西北,现大茂山。由此可知,商末王畿的北界应达到冀中。而石家庄滹沱河流域一带,正是处于这一范围。
  一系列考古资料佐证了这一结论。截止1975年河北第三次文物普查为止,在海河水系的漳河、滏阳河、滹沱河、大清河、永定河和滦河流域曾发现过商代遗址共有100多处,石家庄地区则是商文化遗址比较密集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这一地区商代文化遗址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按考古学分类,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和晚商三个大阶段。早商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分布范围包括石家庄地区的就有二里岗型和台西型。特别是台西型,是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晚商文化,从晚商遗址的分布地域看,大体同早商文化相似,石家庄也是重要地区。目前,在石家庄区域已发现的商代遗址近百处,其中主要的有市区内的八家庄、棉纺三厂、北杜村、张营,正定县的新城铺、小客,藁城台西、前西关、北龙宫,赵县的双庙、宋村、王西章,无极县甄家庄、中郝庄、北后坊、东后坊,井陉县的西元村、威州西街、贾庄、横北、沈山寨、微州新庄、南良都、天长镇、段庄、马林寺,元氏李村、北正,赞皇寨里、小北岭,平山冶河、郭苏,灵寿北寨、西木佛,栾城寺下,高邑西邱,鹿泉南任村将台湾、北胡庄,新乐中同村等。特别是在藁城前西关、正定新城铺、赵县双庙遗址,以及平山、灵寿、辛集等地的商代文化遗址发现带有族徽、族名的青铜器,说明这一带是奴隶贵族的聚集区,与商王室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是商王畿北部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灿烂的商文化  

石家庄商文化遗址发掘出的文物所揭示的商文化,从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到房屋建造、水井开凿;从制陶、冶炼、酿造、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到粮食、林果种植业标示的农业文明,扬起了人类文明的旗帜,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早在商代已进入了文明时代,是华夏较早进入文明的地域之一。
  一、农业
  商代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商人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提供着重要的生活资料。滹沱河流域有深厚的农业文化传统,肇兴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到先商和商朝阶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农作物种类繁多,除了粮食作物黍、稷等,还有多种经济作物。如台西遗址发现的桃仁、李、枣、草木樨、大麻等。
  除了种植业,畜牧业也很突出。在商族部落的早期经济生活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畜牧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的生产门类。在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时期,滹沱河流域就产生了家畜养殖。先商在昭明时代,已开始游牧生活。在典籍《管子·輕重戊第八十四》中,管子和桓公对话时说到:“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是说,商的先王建造牲口槽(皂)和牲口棚(牢),驯化、饲养牛马,由是社会开化。相土时代,商族人养的牲畜活动范围到达河北北部的易水流域一带。这时,商人的食物,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在石家庄发现的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批骨器和角器,还有家畜的骨骼,为先商和早商较为发达的畜牧业提供了物证。
  二、手工业
  冶炼。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在商代,冶铸青铜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青铜铸造业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业。从石家庄市市区、正定、平山等地发现的多处4000多年前的先商文化遗址,到赵县、新乐、正定、藁城、无极等县广泛发现的藏有商朝奴隶主贵族铭文青铜器的遗址,发现大批铸造精美、形式多样的商代青铜器,足以证明这一带是中国最早冶炼青铜的地区之一。据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五期)一文披露,仅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就发现青铜器193件,器形有鼎、鬲、斝、觚、爵、瓿、罍、镞、钺、矛、戈、戟、刀、钁、凿、锯、笄形器、匕、舌形铜饰、铃、鐏、钮扣、箭、鱼钩钻等26种。
  除青铜器外,也发现了对金属铁的使用。1972年从台西商代遗址挖掘出土一件铁刃青铜钺,还发现了铁矿石和经冶炼的铁矿渣,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冶铁实物。证明早在3400多年前石家庄一带的先民己经开始了铁的冶炼和使用。1610075874388318.jpg        台西出土铁刃铜钺_  

制陶。无论是先商,还是早商和晚商文化遗址出土的遗存器物,陶器在数量上占大宗,说明在商代,这一区域制陶业仍然是重要的生产门类,成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陶器种类增加,既有大量的生活用具,有用作炊器的鬲、鼎、釜、甗、鬶等,有用作食器的豆、碗、钵、杯、盂、簋,用作盛贮器的盆、瓮、大口尊、缸等。除此之外,还有纺轮、网坠、弹丸、压锤等陶制生产工具。尤其是出现了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白陶。白陶在商的早期主要以酒器为主。在台西遗址发现了14片白陶残片,器形有簋、器盖两种。还发现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我国瓷器起源和历史提供了新的物证。在和台西相距不远的南杨庄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了原始瓷器,颜色为棕色,而台西发现的原始瓷器棕色的占三分之一,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了相互的渊源关系。这就纠正了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发现的白陶、原始瓷器来自东南沿海输入的结论,滹沱河流域应是瓷器发源地。(参见唐云明:《试论藁城台西商文化遗址中的陶器》《唐云明考古论文集》180页)

                             1610075991284698.jpg藁城台西陶鼎

纺织。在商代,滹沱河流域的纺织业有新的发展。在台西遗址出土了不同形制的陶纺轮,还有与纺丝有关的绢纺纺锭,说明当时已使用了纺车。(参见唐云明:《试论藁城台西商文化遗址中的陶器》《唐云明考古论文集》186页)同时在一些商代文化遗址,发现了纺织品实物粗麻布、 平纹绉丝纺织品彀,说明在商代,滹沱河流域的纺织业已有了很高的水平。

酿酒。商代,酿酒已较普及,并有很大的发展,从台西遗址文物遗存和出土器物,可以窥见一斑。在台西遗址既发现了成套的酒器,也发现了酿酒作坊,在内发现大批盛酒器具及大量酿酒用的植物种仁,诸如桃仁、李、枣、草木樨等植物种仁,尤其是出土了8.5公斤酵母的残壳,表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人工培植的酵母。足见当时的酿酒业的发达。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19世纪90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醉的酒精制作技术。
 1610076051111818.jpg 台西出土的酿酒作坊酒曲

建筑。在商代,这一地区的房屋建筑已从半地穴式向地面建筑演变,并呈现出成规模、多功能的居落。台西遗址发现的建筑基址最具有代表性。台西遗址共发掘房址14座,除两座“半地穴式”房屋外,其余都是以木材为梁架、夯土或土坯混筑墙壁的地面建筑。房址平面多呈长方形,间数不等,有单间、双间、多间之分。地面建筑的基址,平面有长方形、凹字形、椭方形和曲尺形等几种,有的单间,也有的双间或三间连在一起的。所有地面建造的墙壁,下半部是从地基上筑起的夯土墙,上半部则用土坯垒砌。土坯之间抹有草拌泥。居室内部,地面相当平坦,有的曾经烧烤,有的柱穴底部还垫有石块作为柱基。屋顶形式以硬山式、平顶式和斜坡式为多,有的房屋山墙上开有小型“风窗”,开后代建筑物上使用“风窗”之先河。有的房屋墙基底部在建房前用云母粉事先划定轮廓线,表明在建造前事先经过设计。有些房屋在建造时使用了人牲进行奠基,多者达8人,这是我国建筑史上使用人牲的最早例证。在这些房址中,已确认有一至两处礼仪建筑和祭祀建筑。1610076300596248.jpg                                  台西房屋布局复原图

与房屋建筑相关的是,台西遗址中发现两眼水井,结构保存完好,井内尚遗留有汲水时落人井中的陶缸、木桶等盛水用具。这为研究我国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漆器、玉石器的制作。我国漆器起源早,到商代漆器制作工艺已较为进步。在台西商代居住遗址,历年发掘都可见零星的漆器,在遗址有,墓葬内也有。漆面乌黑发亮,表面花纹多样,纹饰绚丽多彩,有的镶有绿松石,有的贴金箔,足见当时的漆器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对此,考古专家评价说:“这种镶嵌、贴金箔的工艺水平,可以说是超过了安阳殷墟。”(唐云明:《藁城台西与安阳殷墟》,《唐云明考古论文集》243页)

商代玉石器制作工艺也达到较为高超的水平。台西居住遗址发现有数量不多的玉器、松石和玛瑙器共32件,它们大都是用来佩带或镶嵌的饰物。墓葬遗址所出玉石器共39件,器形复杂,有斧、石钺、镰、玉戈、人面形玉饰、斧形玉饰、玉刀、石磐、玉笄等26种。有的玉器制作较精细,玉质器身较薄,通体打磨光滑,有的上下两面阴刻方格纹。  
    三、商业贸易
  最早在先商时期,就开始了产品交换活动。相土时代,商族人经常赶着牲畜到河北北部的易水流域一带交易。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商族“以贝为币”,和有易进行贸易。两族之间还曾发生过战争。居住在这一带的有易部落经常抢夺商族人的牛马,并杀死商人的首领,为此引起部落间的战争。商族为了保护其贸易,其后裔上甲微曾联合河伯灭掉了抢夺其牛羊的有易之君绵臣。到商代,这一带的青铜工具、丝织品、牛马羊等牲畜以及陶器、漆器甚至奴隶都进入交换领域。(梁勇:《石家庄史志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131页。)

四、医药

在台西遗址,还出土了堪称中国和世界之最的医药实物——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和我国最早的中药品。出土了药用的桃仁、郁李仁、杏仁等植物种仁,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医药实物。尤为可贵的是,遗址出土了石质砭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3400多年前的手术刀,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台西遗址出土的“砭镰”和桃仁、郁李仁等药用植物种仁,反映了我国商代医药学的发展水平。1610076462239773.jpg       

台西出土石砭镰

五、文字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包含三个重要因素,即城市、文字和大型礼仪建筑。在石家庄滹沱河流域商文化遗址中,出土发现的青铜铭文、陶文,反映了这一地区商代文明的状况。
  正定新城铺发现有铭文的青铜斛和爵;藁城台西和前西关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壶和鼎;在赵县双庙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斛;在平山县出土了带有“正”字的铜爵;在辛集市发现了带有奴隶主姓名的青铜卣;在无极县发现了带有“甲戎”奴隶主族徽铭文的青铜器。这都是这一地区最早的成熟的文字,是商代文明的标志。在台西遗址发掘中,共获得有刻划文字或符号的陶器残片79件。它们在时代上早于安阳殷墟,从表现内容看有人名、地名,也有数字。

台西:滹沱河流域城邑的发端

先商南下,商族中心南移。昔日的先商发祥地,在繁盛的商王朝,仍然是王畿重地,藁城台西遗址的发现,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台西遗址位于藁城市台西村东北,1973、1974年进行两次发掘,揭示了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考古学命名为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该文化类型以台西遗址为代表,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北省境内,北抵拒马河一带,南与邢台地区相邻,集中展示了河北中南部商文化的面貌,在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台西遗址的考古文化意义
  台西遗址规模较大,在发掘中,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共发掘房址14座,清理墓葬112座,清理灰坑133个,是继殷墟之后,商代考古的重大成果。
  台西遗址出土文物共3000余件,种类丰富,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漆器、骨器、原始瓷器、甲骨、植物种仁、医疗器械及酒曲实物等。其中青铜器180件,有礼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器形多样,有鼎、鬲、斝、觚、爵、罍、瓶、匕、刀、戈、矛、戟、钺、镞、鐏、甲泡、凿、锯以及饰物等20余种。这些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绮丽,显示出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这对于商代青铜器研究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材料。台西的商代墓葬可分为第一、第二两期。第一期墓葬早于殷墟时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研究台西青铜器可以对殷墟青铜文化的来源和演变提供有益的启示。
  遗址中房址的发现,以其进步的形制和建筑材料、建筑工艺,特别是手工业作坊的发现,是商代考古的重大成果;台西遗址中发现的两眼水井,为研究我国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台西遗址的另一个具有特别考古价值的发现,是1972年出土的一件铁刃青铜钺,这一发现,对研究我国冶金发展史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在遗址中还发现了铁矿石和经冶炼的铁矿渣,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冶铁实物。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考古成果表明,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
  还有一项创造了世界历史文化之最的是出土的酿酒实物。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较普及,在甲骨文、金文和一些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实物资料却异常稀有。台西遗址发现的酿酒作坊和酿酒用的植物种仁,尤其是酵母的残壳,填补了这一缺憾。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19世纪90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醉的酒精制作技术。
  在台西遗址,出土了石质砭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3400多年前的手术刀,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遗址中出土的药用桃仁、郁李仁、杏仁等植物种仁,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医药实物。
  在台西遗址,还出土了多项在考古学上有开创意义的文物——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绉丝纺织品和世界上最早的脱胶麻织品,以及漆器残片、刻有文字的陶器残片。
  这一切,都显示了台西遗址不同凡响的文化意义,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命名了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台西型,以台西遗址为典型代表,其范围广大,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北境内,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南至邢台一带,北抵拒马河一带,甚至扩展到冀西北。
  同时,台西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滹沱河流域历史和文化传承发展有重要作用,用充分的物证,揭示了石家庄历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遗址出土文物中的多项中国和世界之最,奠定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再一次证明了滹沱河流域为中心的石家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二、滹沱河流域最早的城邑
  关于台西遗址的性质,从发掘起,一直是历史界、考古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不少专家、学者和研究者认为,从台西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范围的大小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看,台西可称得上商代北方一重镇,应该是商王朝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是目前石家庄境内发现并确认的最早的城垣遗址。参与台西遗址发掘的唐云明先生,在他发表于《华夏考古》1988年第二期《台西遗址漆器的渊源及遗址文化性质的探讨》的论文中,对台西遗址的性质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台西遗址,“根据历年来所获的资料,我们认为有可能是被文献中漏掉的诸侯一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对此,他列举了四点理由:
  一是台西遗址、墓葬都有漆器发现,尤其遗址出土的一些,其工艺水平为安阳殷墟所不及,如果不是诸侯一级的都邑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二是台西墓葬中发现了一些丝织品,在一个殉有一个奴隶的小奴隶主墓中,觚上居然裹有丝织品5种之多,特别是还发现了连安阳殷墟还没有发现(也许未做鉴定)的平纹组织的“穀”,这种高级丝织品显然不是一般遗址能找到的。
  三是台西遗址出土的白陶,虽然数量不多,器形和纹饰都远不如安阳殷墟,但白陶在商代出土的地方也屈指可数,“多被统治阶级所占用。”这也说明台西遗址并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有着“统治阶级”的存在。
  四是在1973年,与台西遗址接壤的故城村东西向的一道沟内发现过一段地下夯土墙,从遗址所获遗物看,有可能是商或东周城址,联系郑州等地发现的商城大多是板筑的夯土墙,这段夯土墙是商城也不是一点可能性也没有的。
  根据唐云明先生的分析、认定,再联系台西遗址房址中,已确认有一至两处礼仪建筑和祭祀建筑,应该可以肯定,台西是商代的重要都邑。自然,这是目前石家庄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城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