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战役胜利后,原计划我们是到广州再转乘火车北上到河南洛阳地区。6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切计划都打乱了。为了战争的需要,上级要求把全军朝鲜族指战员都集中起来,全部送到朝鲜人民军,军里还准备了纪念册、纪念章等物品,有些单位已经开了欢送会,就等着集中开拔了。但在战争年代,情况真是千变万化,纪念册拿在手中了,部队却又取消了集中。火车开到武汉后,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向西走,而是继续向北开,也没说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坐在火车上胡乱猜想,大部分人觉得可能是到东北。随着列车驶过山海关,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测,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了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当时叫安东)。    

        我所在的40军绝大多数是东北人。从四保临江开始,一直打到海南岛,从东北到海南再回到东北,虽然只有几年的功夫,但同志们对家乡的思念越发强烈。不少人都以为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回家娶老婆生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了,可到了东北却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十分浓烈。特别是到了丹东后,看到江对面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洲,每天无数次地被美军飞机空袭,更让人气愤的是美国飞机还经常入侵到我国的领空,造成我国边民的伤亡,到处是一片硝烟滚滚战火纷飞的景象。刚到丹东时,我们军械修理所被安置在鸭绿江边的一栋小楼里。上级看到形势严峻,考虑到我们的安全,就命令我们马上撤出。结果,在我们撤出的第二天,小楼就被美帝飞机炸毁了。虽然我们有惊无险,但同志们的愤怒一下都爆发了出来,纷纷表示: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我们要跟随大部队开赴朝鲜,狠狠打击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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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9月,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暨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40军经过层层选举,最终推举赵兴元、张英旺、徐佩林、乔恒志和我五人,进京参加了代表大会。这是我一生最最光荣、最最难忘的经历!我们在会议期间,就得知朝鲜战事非常紧张,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而我所在的40军将第一批出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激动。因为我就出生在朝鲜,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朝鲜还有我的亲人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是否还活着?对他们,我同样有义务有责任和入侵的敌人战斗!于是,我谢绝了组织上安排我大会之后出国考察学习的机会,于10月10日回到了丹东,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我回来时部队已经开始换装,冬装颜色是草绿色的,战士的棉衣上下都加上一道道缝线,目的是压住棉花,适合摸爬滚打。为了识别,干部服装的袖口两侧和裤缝中间还加上一道红杠。为了不暴露目标,志愿军入朝人员不允许携带有汉字的物品,只许带洗漱用品及衣被等必须用的东西。10月19日夜里,我们由丹东的宽甸进入了朝鲜境内,做为志愿军战士的我,由此渡过了在朝鲜的800多个日日夜夜。

        朝鲜战争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由13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发动的战争。他们依仗联合国的名义,依仗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对朝鲜进行肆无忌惮惨无人道的侵略暴行。他们不管见到什么目标,哪怕是手无寸铁的百姓,都狂轰乱炸、投掷汽油弹。朝鲜的城市不见了,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房子,到处都可以看到惊恐不安的老百姓,顶着包袱背着孩子牵着牛逃向深山,期中也有不少被打散的朝鲜人民军人员,朝鲜的乡村更是一片惨淡荒凉。如此惨烈的战争破坏,在我们国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也不太多见。

        我们军械修理所到了朝鲜战场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与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略有不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军队的装备非常落后,我们军械修理的设备和零部件来源也极度匮乏,那时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开展军械修理工作十分困难。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我国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部队的装备除了汉阳造、沈阳造的,还有缴获来的美式的日式的苏式的~~五花八门,什么武器都有,但与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比起来,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点点,我们只能说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对我们做军械修理的来说,有一点让我们比较开心,就是不用发愁没有军械修理用的设备和零部件啦,战场上被打坏的汽车呀枪支呀大炮呀遍地都是,我们只需要到处找找,拼拼凑凑拆拆卸卸,很快就能修理出能用的枪炮和汽车供部队使用,这种方便使我们的军械修理保障工作,有了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很大提高。我们和部队当时共同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飞机,没有制空权,坦克也很少,所以白天只能眼看着老美肆虐横行,我们只能到了天黑再行动,用一句形象的话说:白天是老美的天下,黑天了是我们的天下。但是,夜间行动对部队是可以的,但对我们做军械修理的问题就大了,因为没有光亮和照明我们就无法工作,而且机器设备运转噪声也大,我们因此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和艰险。有三段经历一直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找部队去,却险些成了敌人的俘虏

        美帝国主义依仗着有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朝鲜实施不分昼夜的狂轰滥炸和肆意破坏。朝鲜的工业基础原本就很薄弱,战争爆发后几乎全部被毁灭,尤其是电力工业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是做军械修理的,工作时要用车床铣床刨床等,都需要用电做动力,还必须有照明,可我们到哪里去找可供使用的电源啊。条件就是这样,可我们的工作必须进行。我就照搬了在辽沈战役时我的发明创造,把修理时必须用的设备都安装到汽车上面,用汽车发动机做动力源,解决了照明和给设备供电的问题。我们就开着这样的移动工程车,或是紧随部队,或是到需要的前线或后方执行军械修理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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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作时机械设备运转起来时噪音很大,还要照明,为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一般都躲进山沟沟里,并设立一个防空哨,发现敌机来了就放枪,听到枪声我们就立即停止工作,敌机一走我们再接着干。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免成为美军飞机的轰炸目标。有一次,我们刚到朝鲜三八线连川一带,还没来得及隐蔽好,就被敌军发现了。敌人一下子来了四架飞机,连轰炸带扫射,很快就把我们的通讯设备及一部分工程车打坏了,我们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战场上比较混乱,常常敌我交叉,为避免出现意外,我决定马上找部队。我和同志们将没被炸坏的工程车和设备隐蔽起来,带着6名同志随身携带轻武器就走上了寻找部队的路。记得第一天晚上地面有雪,能看清道路,我们走得就稍快一些,大概走了60多里,可第二天我们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怎么看到很多大部队和我们走的是相反方向呀?开始还以为是正常的部队调动,后来一打听,是部队在后撤!可我们找部队心切,还是按照原来的地址方位继续向前走。结果是越向前走,听见枪声炮声越近越紧,敌人的探照灯好像都快打到眼前了。我开始犹豫起来:是不是我们真的走错了?这时,迎面有十几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我上前细问,原来他们是我军的最后一支侦察部队。他们问:你们干什么去呀?我说我们去找部队呀。他们问是哪个部队?我说是40军呀,他们一听急了,说40军早就撤走啦,敌人马上就过来了,你们赶紧往回跑吧!我往远处一瞧,远处真是有大批敌军往这边来了!二话不说,我带着所里的6名同志撒腿就往回跑。天快亮时我们跑到一个很高的山下,我观察看地形不错,山上石头又大又多,藏起来不容易被人发现。我就招呼同志们迅速爬了上去。刚找到一个大石缝躲藏起来,敌人就成群结队追过来了,飞机声大炮声汽车声人喊声夹杂在一起,枪弹的呼啸声撞击声搅得人不得安宁。整整一白天,我们躲在石头缝里一动不敢动,一口水都没喝,好在敌人一直没有上山。我们猫到了天黑,敌人开始后退了,我们才从大石缝里钻了出来,抓紧宝贵时间下山,继续去寻找部队。我们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儿,一个晚上一股作气,跑出了 120多里地!快到天亮时,遇到我军的一辆吉普车,上前一看,我们都乐坏了,原来是我们军械科派人来找我们来了!


                运送牺牲烈士的遗体回国

        1952年秋天的一天,我接到后勤部首长的一个命令:前方部队急需硫酸,要我马上派人到大后方(就是辽宁的沈阳)去取货。可我们所人员不多又分散执行任务,一时半会找不到司机,我一想,还是自己去吧,虽然我不是专业司机,但多年从事修理技术工作,我的驾驶技术相当好。于是我就自己亲自开着车,连续跑了两天两夜,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刚从前线返回,我又接到通知,说军首长(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同志)让我马上到军部去。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当时的军部设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我一路进去,看到路旁摆放有牺牲同志的遗体。李主任见到我说:全云白同志,考虑到任务的重要性,你又是我军的战斗英雄,勇敢聪明,驾驶技术又好,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去执行这个重要任务。这些牺牲的同志都是我军团以上干部,你要把他们看作比任何物资都重要,一定要安安全全地将这些同志的遗体送回祖国去”。李主任告诉我到丹东后,政府有专人负责接收,他还给我派了两名战士作警卫和助手。我看到军首长那严肃而信任的目光,明白这个任务的份量有多重了。

        我来到烈士遗体面前,看到他们躺在那里,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难受!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我们将烈士的遗体小心翼翼抬上车,连夜向祖国的方向开去。那天晚上,月亮又高又亮,如果没有战争,那天的夜色真的很美。我想,也许是老天在为牺牲的烈士送行,祈祷他们一路走好吧~~我开着车在凸凹不平的路上行驶着,不久敌机跟上来了。他们好像察觉了什么,一个劲儿地投放照明弹,夜空被照得通明,敌机不停地扫射,路上很多汽车都被打坏了。我急得出了一身汗,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圆满完成任务。我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使出平时练就的一手好驾驶技术,冒着生命危险,加足马力猛劲向前开。敌人投照明弹时,我就借着光亮开快车。敌机俯冲下来时,我就关上车灯让他们不好找到我。就这样,我们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天就要亮了。我知道敌机马上要大批出动了,而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隐蔽。绝不能让这些牺牲了的同志遗体再受到任何伤害!焦急万分之时,我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座被敌机打坏了的草房子。我急中生智,让两名战士下车,加大油门,把车一下子倒进草房里。草房轰然塌下,把整个汽车覆盖住了。我们三人再把草房加以伪装,然后赶紧跑到附近的山上隐藏起来。这一天,我们三人没吃没喝,心里一直惦记草房子那边的情况。等到天黑了我们赶忙下山,紧张地扒开汽车上面塌下的草房子,看到汽车和烈士的遗体都安然无恙,心头的石头瞬间落了地。我们迅速地做了简单的清理,又开着上车上了路。凌晨两点多钟,我们终于安全地到达了丹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冒着敌机轰炸 带伤运送伤员

        1952年的初春,天气还十分寒冷,我们军械所接到命令,让我们到四边里一带执行军械修理任务。我带着所里二十几位同志,开着三辆移动工程车就出发了。我知道那个地区是交通要道,往南去汉城,往西去开城,往东去连川,往北去平壤。由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地区是敌机24小时封锁区。敌机不但数量多,而且还飞得特别低,地面上的目标很容易被发现,出发时我就和同志们说:这次去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天快要亮时,我们把汽车开到一条山沟里隐蔽起来,想抓紧时间做点饭吃。谁知刚把火点着,就被敌机发现了,几架飞机轮番俯冲轰炸,我和同志们赶紧就往山上跑。我和两名同志想躲进一个很小的山洞里,还没等钻进去,敌机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有一颗猛然打中一名同志的头部,顿时头颅炸裂,脑浆四溅。又一颗弹片把另一名同志的头皮掀开了,鲜血直流。我还算幸运,只是军帽被打飞了,满脸满身都溅满了牺牲的和受伤同志的血。我想敌机肯定发现了我们,不能再躲藏在这个小山洞了。乘着敌机轰炸的空隙,我扶起那位受伤的同志赶紧向别的山洞转移。可没走几步,又一颗火箭弹飞来,在我们旁边炸开了,一个很大的弹片插在旁边也在寻找避身之处的另一名同志的臀部,他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疼得嗷嗷直叫。我们的身边仿佛是一片火海,山沟里散在的老百姓的草房一个个也被打着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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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少有的敌机轰炸空隙,我迅速跑下山去察看我们的工程车。一看,三辆工程车全被打烂了。怎么办?在朝鲜,丢掉被打坏的汽车是常有的事,我们有修理技术啊,所以我们几人等敌机飞走后,赶紧到附近废车上找零部件,把工程车修好,就近掩埋好牺牲的同志,再把受伤的同志扶上车,我亲自开着一辆马上撤退。敌人的探照灯扫来扫去,照明弹一个接一个挂在空中,夜晚就和白天一样明亮。负责防空同志一个劲儿地打枪,大声喊:“有敌机,快隐蔽!”并且严肃地警告我们:不许开车灯!我何尝不知道开灯行车不安全啊,可车上有受伤的同志急需救治,否则他们会有生命危险!我也顾不上许多,开着车灯猛踩油门向前冲,嘴里还一个劲地念叨:不能停车,不能停车~~敌机追着我们的汽车打,一直追了70多里。我们跑到一个狭窄的山沟里,两面是山中间是路,地形还挺好,我趁着敌机攻击的短暂空档,下车想看看车况,加点油,再转到后面看看伤员情况怎样,谁想两个大飞机马上又追了过来,投了六七个照明弹,借着光亮又开始一阵疯狂的扫射。我一看再往前走不可能了,就和另外一个司机赶紧往不远处的小洞洞里钻,可洞太小啦,我们俩只是上半身钻了进去,下半身都露在外面。我们后来自嘲说:真是顾头不顾腚啊。

        这时,敌机又一阵扫射,我们其中的一辆车被打着火了,整个汽车成了一个大火球,根本无法靠近。我一看旁边装有伤员的车离得不远,非常危险,情急之中来不及多想,我立即奔了回去,想把车挪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可那晚来的飞机几乎都是大飞机,飞机中间是一个大口径的机关炮,两侧安有四挺机关枪,扫射时就跟下雹子一样。车上还有伤员啊!我不顾一切爬上驾驶室,发动汽车使劲往前开,敌机就追着我打,不一会儿,汽车一个劲地往左跑偏,再一会儿,方向盘也把持不住了,没办法我只好停下车,这才发现我的胳膊上被插上一块炮弹皮,鲜血直流,右手大拇指被弹片斜着削掉一大块,前胸和腰部也都中了彩。我顾不上自己的伤,赶紧看汽车,原来是6个轮胎被打爆了4个,水箱被打穿了20多个窟窿!怪不得它跑不了呢!还没等我缓过神去看伤员,敌机又上来了,没办法我只得掉头拼命往远处山上跑。两三个照明弹挂在天空,我眼看着车上装的两大桶汽油被打着了,轰的一下汽车燃烧起来,不一会儿就爆炸了。

        敌机飞走后,同志们陆续聚集了过来。我们都以为两个伤员在大火中牺牲了,大家围在已被烧毁的汽车前抱头痛哭。这时,从山路下来一支友邻部队,他们问:山上有人在喊叫,是不是你们的人啊?我一听马上和同志们一起跑上山,一看,大家全都乐了,原来这两位同志没有牺牲!原来,他们身上盖着厚厚的蓬布,当敌机把汽车油箱打着时,两人拼命把蓬布掀开,用尽力量从车箱滚落下来,然后再拼命爬上山。山坡很抖,他们又负伤了,只能用两手抠着山石和泥土往上爬,两个手指全都是血。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活着!我们高兴极了,马上扎了两副担架把伤员抬上,一路小跑往野战医院赶。路上看到路边有一辆废车,我们几个一齐动手很快修好了,开着车把伤员送到后方医院,让他们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为此,部队给我记了一个三等功,还发给我5元钱(那个时候负伤一次给5元慰问金)。这两位同志后来被送回到丹东,我回国后还去看望过他们,现在(2000年)还健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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