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千里”寻根

我姓朱，名：千里。女孩子取这么个有特性的名字，一定事出有因。我是七十三年前（1943年8月28日）出生在新四军转战途中的江苏盱眙黄花塘野战医院里。听妈妈说，她从怀孕到生下我，先后走了几千里路，为了记住战争年代的艰辛，妈妈和爸爸商量为我取名“千里”时，有血性的新四军爸爸当即应允：“这个名字好，就叫朱千里！”

我的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尤其父亲朱传保，红军时期就投身革命，先后经历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建囯后的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5年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

军人的后代，一出生就注定跟随父母转战南北，千里是红军的后代、新四军的后代，多少年来，我都梦寐以求地盼望去看看我的岀生地，可这个愿望总是没有时间去实现。六十八年了，一直没有机会走到生我的盱眙黄花塘。

（左图：2011年11月11日作者重回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

2011年11月，接近古稀之年的我等来了机会，部分新四军后人经网络牵线千里寻根，来到魂牵梦绕的黄花塘等新四军老根据地，重走父辈走过的路，追思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不忘来路，寻根之旅，我朱千里也在其中。 

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北京新四军后代组织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活动。沿着当年父辈的足迹，我们重走了新四军在鲁南、苏北根据地和遗址，重温新四军的光荣历史，追思父辈们为创建新中国所作出的丰功业绩，瞻仰并祭奠了革命先烈的英灵，心灵再次受到一次洗礼。

走在父母亲曾经走过、战斗过的地方，我感慨万千，仿佛嗅到仍未消散的硝烟，看见父辈们与敌寇厮杀的战场，站在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遗址上，我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因为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感恩之地，感恩父母在那样的艰苦年代赐予我生命。

（右图：1943年底，摄于在淮南抗大九分校）

父母生前曾念念不忘我的出生地，一直没有机会故地重游而留下遗憾。此次鲁南苏北行对我来说是难忘的寻根之旅，了却了我的夙愿，也了却了父母生前的遗愿。

在盱眙黄花塘，我又忆起妈妈常给我讲的一件件往事：

我母亲叫钱骏，是江苏如皋人，出身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医生），她幼年丧母，家境一般，高小毕业后家里就不能供她继续读书了，就跟着家中从医的长辈干活，初步学会了一些消毒、打针、包扎等医护常识。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黄桥决战的胜利在苏北造成极大的影响，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行动，一时成为青年人的普遍向往，母亲于1940年10月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在一师三旅卫生部当医务员。参军后，她刻苦学习医疗知识，努力救治伤病员。虽然新四军的战斗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她却感到革命大家庭特别温暖，精神上很愉快，在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我父亲朱传保是江西吉安人，出生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僱农家庭，他幼年丧父，没有上过学，七岁就去学徒，学过裁缝和篾匠。工农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吉安地区后，怀揣着翻身求解放愿望的他，作为家中的独子，瞒过母亲，毅然于1929年8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上了井冈山。

父亲先后参加过中央苏区1—5次反围剿，后因头部及身体多处负重伤未能随主力部队长征，在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的领导下，在闽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任福建永定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组成了新四军，他任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营长。曾随粟裕、钟期光选调组建的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韦岗战斗。新四军挺进苏北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半塔集自卫反击战、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斜桥伏击战、石港攻坚战、谢家渡战斗等。

1941年，我父亲在一师三旅七团当参谋长，当时的团长是严昌荣，政委是彭德清。该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陶勇旅长、卢胜政委夸他们特别能打险仗、恶仗，多次受到军部通令嘉奖，并被陈毅军长授予“老虎团”称号。

（左图：1945年春，与父母在宝应独立团）

1942年，我父亲已30岁了，组织上很关心老同志的婚姻问题，就给我母亲做工作，介绍母亲与父亲相识。

他们向母亲介绍说：朱参谋长是个工农干部，打仗勇敢、为人老实，就是文化程度低点。我妈妈只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刚20岁），不想过早结婚、生孩子，怕影响自己的工作。

母亲恋爱过程也很特别，当时，妈妈在司令部门诊部工作，爸爸在团里，不能经常见面。有一次，妈妈收到爸爸托别人带来的一封信，开头写着：“亲爱的侬……”，分明是苏南人的口吻！妈妈一看就气得不想谈了。心想：哪有恋爱信还让别人代写的？原来，这是团里的文书怕我爸爸的字写得不好看，好心帮忙写的，不想反而弄巧成拙了。后来经过组织再三做工作，加上妈妈经常听到领导和同志们夸奖爸爸如何如何好，终于同意与爸爸结婚了。

1942年9月25日，这天正好是中秋节，那天日本鬼子为报斜桥之战的惨败之仇，纠集200多日军和100多伪军，由大队司令保田中佐亲自指挥，从南通地区的三余镇出发，企图利用中秋之机对七团实施突然袭击。在粟裕师长和刘先胜旅长、吉洛（姬鹏飞）政委的亲自指挥下，七团指战员凭着机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一举歼灭保田中佐以下日寇110多人，活捉18人，取得了辉煌战绩。这一仗就是震撼苏中战场的谢家渡战斗（又叫二窎战斗），解放后被我父亲写成回忆文章《痛歼保田大队》刊登在《星火燎原》第6辑上。

妈妈在谢家渡战斗中带头抢救、运送伤员，表现也很突出。中秋节后，严团长亲自为我父母主持了最简朴的婚礼，营以上干部全都参加，父母亲可谓是战火中结下的姻缘。

婚后，父亲被调到一师三旅敎导大队任大队长，继而又到抗大九分校任三大队大队长，母亲也随之调动。

后来抗大九分校从苏北迁移到江南溧水地区办学，那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她跟着部队昼夜行军、跋山涉水，经常一夜要走100多里路。

到江南后不久，情况又紧张了，敌人想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在苏南的骨干力量。因此，上级决定抗大九分校撤回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父亲带着部队突围出去了，母亲被组织上安排就地“打埋伏”。

后来，母亲在打埋伏的老百姓家也经常遭到敌人搜查，母亲只好再转移。曾经找到友邻部队，跟着他们在高淳的石臼湖上漂泊了三天三夜，几经周折后到了茅山地区，遇到16旅的张开荆参谋长，他是我父亲三年游击战时的老战友。他说，老朱临走时拜托过他关照一下钱骏同志。在我母亲离开江南时，他个人给了我母亲200块伪币，说一路上留着备用吧！后来每当我母亲提起此事都很感激。

（右图 1962年哈军工寒假回南京）

她随交通员过江到苏北后，又走了许多路才到达淮南抗大九分校驻地与我父亲团聚，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母亲快临产时，又是自己走了80多里路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的，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想像！

母亲生我可是吃了大苦头，我是第一胎，头又特别大。生了一夜也出不来，疼得她直哼哼，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生下我。医生将我抱给妈妈看时把她吓了一跳，我的头被挤得长长的，像两个脑袋。

住在隔壁治病的乔信明首长被我母亲闹得一夜没睡好，早上还过来看我母亲。他说：“女同志生孩子、当妈妈不容易啊，母女平安就好！”妈妈说：“不好意思，影响首长休息了。” 

    妈妈曾跟我说过，军部医院有个“大鼻子”医生，他来查房时说：“这个孩子很漂亮啊！”妈妈还说过，张茜阿姨生孩子后没奶，她的孩子还吃过我妈妈的奶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孩子就是“陈丹淮”。去年听丹淮说，那个大鼻子医生叫罗生特，是奥地利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日，是新四军队伍里的“白求恩”。这次在黄花塘看到他的照片，倍感亲切!

    父亲曾告诉我，在我出生的第二天他就赶到医院来了，并自豪地说：“你的第一块尿布还是我洗的呢！”父母在商量给我取朱千里的名字这时候的事。

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体育比较好，在南京市、江苏省中学生运动上“三项全能”名列前茅，短跑成绩更为突出。熟悉我的同学就开玩笑说：“那可不，她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锻炼了，跑了几千里路呢！”

    由于我父亲从小没有上过学，参加革命后才在部队里学了一点文化知识，所以他经常敎育我们子女要好好学习。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为此，我在学校刻苦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文娱部长，团委会群众文化委员。1961年高中毕业时，被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学习。196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通信器材厂工作。1976年由于工作需要，被调到空军某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为空军的新装备发展研究工作了近40年，一路走来，兢兢业业工作，直到2005年退休。

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与父辈衣钵相传，虽然没有像父母那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但我用毕生精力为军队科研作贡献，在军事科学领域默默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九次。我撰写的论文在1996年、1998年两届全国军事通信学术会议上被评为优秀论文，我主编的几个国家军用标准在我退休后仍在使用。为我国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为此还获奖立功，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时，那些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新型战机上，就安装着由我负责研制的新一代电台。当机群掠过天安门上空时 ，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好像自己也在天上默默地飞，正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现在，我可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您的女儿朱千里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而且弟弟妹妹们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很出色。我们不会忘记您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光荣传统传承给子孙后代，让他们在茁壮成长中发扬光大！ 

我非常感谢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的同志创造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能让我“千里”来寻根，共圆千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