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迎来七十华诞,我们七十开外的人随着共和国的步伐成长,不,是在祖国的怀抱中一步步成长。
   当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新中国诞生时,我的家乡——云南尚未解放,我及家人还一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被刘邓大军追剿南逃的国民党残军边逃边洗劫途经城镇,我家也未幸免。解放军进城了,人们是何等的高兴啊!我父亲参加舞龙队耍起水龙,我和其他孩子们拿着小红旗随解放军队伍跑来跑去。
   解放了,我家分到了粮食,父亲有了工作,我背起妈妈缝的书包,走进了新学堂;1954年建立少先队,我第一批入队并当中队长,第二年,我被选为大队长。在我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家“大树”顷刻倒塌,我父亲突然病故,全家陷入悲痛、绝望之中,因为已无经济来源。地方政府见我家生活无着落,遂照顾我裹足的母亲到商店当售货员,用26元的月薪养活我5弟兄。我作为家中老大,暗下决心,小学毕业就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毕业时,学校决定把学习成绩优秀的八名学生保送上县一中,其中有我。班主任老师找我、找我母亲做工作。为让适龄孩子都能上学,政府还发给救济金。要不是在新中国,我这样的家庭不要说能上学,怕人都养不活。
  上初中后,让我申请助学金,我不要。为解决学费、减轻家庭负担,我开始了半工半读。利用放学后时间到盐厂、火药厂或火车站做小工。考入省城师范学校后,利用周六晚上到滇池码头当搬运工,在昆明上学三年,利用寒暑假一面参加省国防体育无线电代表队训练,一面四处打工。半工半读虽然辛苦,但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精神。自1958年底入团那天起到师范毕业,我一直担任团支部支委、支书,从而,直接得到党组织的教育培养。
   1962年,中印边界形势紧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省教育厅同意可破例到师范学校征兵,正在乡下进行毕业实习的我立即回校报名,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到陆军第13军直属通信部队后,我虽是个新兵,但组织上为了培养我,赋予我身兼三职的重任:连团支部副书记、革命军人委员会副主任、俱乐部副主任。一年后又加班长一职,我全身心投入连队建设中。在连队期间,通过参加严格的通讯兵训练和军事大比武活动,掌握了保卫祖国必要的军事通信技能;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等英雄人物事迹,尤其是雷锋精神在我脑子里深深扎下根,使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大熔炉,磨练了坚强意志,奠定了人生的政治基础。
   1964年秋,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到中国度假,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他准备仿当年法国勤工俭学的方式进行“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也可以半工半读”的试验,希望中国派给他12名学生,他将亲自组织试验。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即表示赞同。周总理考虑到越南正在进行抗美斗争,随即指示高等教育部从部队选调8名男生,从地方大学选调4名女生。我有幸被选中并被指定为班长,带着通通换上学生装的12名战士、学生,来到了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越南,在胡志明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战争环境下的半工半读试验。我们分别分在河内六个工厂里边学习、边劳动、边对空作战。由于美国飞机每天都要数次轰炸河内,敌机即将临空的警报声一响,我立即随工厂民兵一道持枪爬上厂房楼顶作战工事,对着俯冲下来的美机开火,当然用步枪是很难击中飞机的,只为形成低空火力网。环境十分危险,也因为此,生活异常艰苦,每天两顿饭,顿顿空心菜,一个月才能吃上一点肉。胡志明每一或两个月就把我们和负责我们学习、生产、生活的越南工人一并叫到主席府亲自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之后陪他老人家一起用餐,就此给我们改善伙食。三年学习期间,胡主席十三次接见我们。我们这批特殊的留学生经受了危险和艰苦的考验,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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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几个军人分到总参谋部,短期训练后即分别派到驻越南使馆武官处和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开始了战时的军事外交工作。我在驻越南使馆武官处负责掌握我国援越部队的作战、施工情况和总的涉外工作,还负责我国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具体工作,并参加武官处的作战值班。武官处作战值班24小时不间断,尤其敌机轰炸前后一个小时最紧张,既要接听记录北京发来的敌机轰炸预报并及时转告越方,又要接听记录越方报告的敌机轰炸情况和前线作战情况,并立即翻译整理报北京。往往这个时候,别人可下防空洞,而我们须坚守在值班室。美帝越战期间曾专门轰炸中国使馆一次,宴会楼被炸塌,幸好使馆人员无伤亡。我先后在越8年,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激烈、残酷,看到了我援越部队和越南军民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我也因

[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我国于1965至1972年间先后派出32万工程、防空部队援助越南。图为1968年元旦刘崇裕(前排右二)代表使馆到我援越高炮支队慰问]

到援越部队了解情况或去扫墓等3次遇险差点丧命。面对生死考验,“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只能给党、给军队增光而决不可抹黑”的信念强烈地支撑着我,我写下了人生的第一份“遗书”,轻装投入战火硝烟之中,较好完成了任务,同时也培养了自己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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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参机关工作的十几年间,尽力做好组织交予的业务工作或政治工作。利用组织干部学习“党政干部基础课”的机会,我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概论》、《写作》等十门课程,以提高自己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此间,经历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带着家人加入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行列;粉碎“四人帮”,我参加了欢庆的队伍;唐山大地震,我受命组织大院家属和孩子自建防震棚等救灾工作;还经历了1989年的动乱,我提笔撰文,批驳一些自由主义谬论,维护党和军队优良传统和政治工作原则。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还兼职做计划生育工作,被授予总参、全军乃至全国的“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九十年代,已是大校军官的我再次受命赴越南、老挝任副武

(清明节刘崇裕副武官(前)到我援越部队烈士陵园祭扫)

官、武官,积极为恢复和发展中越、中老两军友好关系开展了大量的军事外交工作,尤其参与接待了我国党、国家、政府和军队领导人对越、对老的访问;在老挝还组织抓获了一名军队外逃贪官。鉴于我为密切中老两军关系做出的贡献,老挝国防部还授予我“友谊勋章”。此期间,还奉命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任兼职教授,为4个研究生班边编写教材边授课;同时参与培训驻香港部队干部、赴俄罗斯军事留学生,还举办了多场学术报告,受到学院领导和学员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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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退休,但为党和国家继续奉献的观念不能退休”。为发挥余热,我接受本部和国防部外办返聘,五年多来,分上、下午分别在两个单位上班,查资料、办研讨,组织编撰了《新中国五十年军事外交》和大型战备资料等,分获科研成果一等奖。获总参“优秀退休干部”奖励。
  移交地方安置进入安立军休所后,蒙老党员们的信任,先后十年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按上级要求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和理论,在楼厅建起宣传橱窗,交流学习心得和展示书画、摄影等作品,活跃楼宇文化生活;组建自愿参加的“老党员先锋队”,每月举办一次“学雷锋活动”,为老同志义务理发、磨刀、缝补衣物等,受到市军休办“先进党支部”的表彰。[1997年刘崇裕武官(中)举行建军70周年招待会,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左,现任老挝党主席和国家主席)朱马里破例出席招待会并致贺词] 

       同几位老同志一起发起成立“安立军休所科普协会”,从军休干部的需要出发,四处邀请北京市一些知名的医学专家、教授到我所讲解各种老年病的预防和治疗;邀请社科院、国防大学等单位教授来讲解世界地区热点问题和我国周边安全;邀请律师来介绍老年相关法律知识等,六年来举办讲座四十多场,深受军休干部和家属的欢迎,我作为协会秘书长做了一些具体组织工作。为军休所建设再出把力,接受军休所安排,担任所军休干部合唱队队长,将分散的大小六个合唱队整合成一个150人的大队,聘请老师、建活动规则和活动计划、组织长年的歌唱活动的同时,组织编创节目参加所内外演出,活跃了军休干部和家属的文化生活。教育青少年、传播红色基因是我们老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遵照习主席的指示,我随“科普协会青少年教育小组”走向社会,对部队青年官兵、大、中、小学生、社区工作人员等义务讲革命传统故事,我主讲的有十场,从而教育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承担家务,教育孙儿辈,服侍家中病人是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退休结束返聘工作后,买菜、做饭、搞卫生、接送孙女上幼儿园和小学等承担了全部家务;老伴因膝关节病后加脑梗坐轮椅至今十一年,我推着她上医院诊治、上超市采购、上公园散心。我无怨无悔,只求病人开心、儿女们上班安心!
  我虽已是七十七岁之人,社会工作和家务繁忙,但自身的政治、形势学习不间断,还利用空余时间,写下学习心得二十余篇、回忆文章十数篇,把我经历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还经常应邀参加军队单位的研讨会,提供观点和资料。
  回忆人生,我清醒地感到:之所以从一个穷苦孩子能成长为大校军官,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和教育培养;之所以能顺利工作并做出一些成绩,个人奋斗诚然重要,但主要是社会主义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之所以退休后得以安度晚年,是党和人民对我们一生奋斗的肯定和奖励,并为我们提供了晚年必需的生活保障。我们怎能不更坚定地跟党走、怎能不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