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第一个马年
我出生在1942年的春天,啼哭撞开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春天。母亲说,产房窗棂外,是老石门破碎的天空,偶尔有日本铁鸟掠过,在云层留下伤疤般的白痕。老石门电灯公司内线电工的父亲的怀表停在凌晨三点——那是我出生的时辰。
襁褓中,我的世界是母亲低声哼唱的河北小调: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要媳妇干啥,点灯说话,吹灯睡觉……好听的儿歌,混合着远方隐隐的炮声。这个属马的孩子,睁开眼看见的第一片黄土地,远处的滹沱河正淌着血,却仍倔强地呼吸着。
我的童年,家里很穷,房屋一间,地无一垄,祖辈从苦海盐碱地的衡水来到石门,以打工维生,生活捉襟见肘,每每家无隔夜粮,系城市赤贫。
我五岁那年,1947年11月12日石门解放。深夜闻听枪声响,大军攻城志必得。朱总聂帅杨成武,大石桥下激战多。后闻“小罗”,我军战斗英雄罗纪造捉“老罗”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捷报歼敌两万多。守敌残部全缴械,师长刘英也被捉。
载歌载舞庆胜利,劲旅入城百姓乐。一帮孩童看进城,大军叔叔递白馍。接连几日民欢腾,肃奸反特不曾停。几日蒋邦又空袭,百姓罹难死伤多。
少年不识愁滋味,空袭刚过捡弹壳。风云儿女情切切,报名参军血热热。产业工人加油干,开足马力援全国。
电业工人送光明,主席写信又叮咛。一城解放民情奋,柏坡贺电又高歌。
1954年,第二个马年
十二岁的我穿着母亲新制的蓝布学生装,脚蹬白球鞋,带着红领巾,参加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我和另外九名小学男女同学站在烈士墓前代表全市少年儿童献花打队礼。那时大街小巷挂着崭新的五星红旗。昨夜,母亲用米浆把我的衣领熨得笔挺:“新中国了,你要挺直腰杆读书。”
清晨的雾气里,我听见城建工人的劳动号子,像苏醒的巨兽在喘息。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油墨香还沾在指尖,我已能磕磕绊绊读魏巍叔叔《谁是最可爱的人》。语文老师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红领巾。”我把这句话写在日记本扉页,纸页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高中毕业那年,我弃笔从戎,走进军营,成为铁道兵第三师13团一名战士,走上高高的大兴安岭,栉风沐雨,趴冰卧雪,砍路影,伐大树,肩挑手提修路基,凿山洞,参加东北铁路大会战,荣立三等功、学雷锋五好战士荣誉称号。
次年八一建军节前,我在火线中被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原始大森林两棵樟子松中,面对鲜艳的党旗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66年,第三个马年
1965年,我被团部推荐,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学院,经集训考试,被铁道兵学院录取为工程系桥梁专业十五大队学员,时年23岁,圆了我的大学梦。
入学离开了火热的东北铁路大会战,我回到石家庄的铁道兵学院。1965秋季开学后,铁院师生停下课程,奉命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在河北省束鹿县,也就是今天的辛集市农村参加四清,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和乡亲批斗四不清干部。
期间发生邢台大地震,我们立即参加旧城片抗震救灾,到1966年中央516通知发布,我们撤回铁院,停课闹革命,先去革命圣地煽风点火,大串联归来,学院已沦为造反重灾区,在动乱中我迎来了自己第三个本命马年。
在军校本来的书香气息荡然无存,我会想起大兴安岭的战斗岁月。秋天,根河的马车上堆满金黄的麦捆,远处的白桦林像大地竖起的琴弦。我的手掌结满硬茧,指缝里嵌着黑土——这是铁路施工颁发的勋章。
文革断送了我们这一代军校学员的未来。那年,我把军校录取通知书压进箱底,选择沉默。我在信中告诉大兴安岭老部队的首长和战友:“这里需要造反者,而不是工程师。”深夜,我给恋人写信:“这里的斗批改比战场多,多名战友死于武斗非命。”信未寄出,因为明天要开始新的战斗。
马年将尽时,我回望千里外额尔古纳冰河上看见自己的倒影——脸庞粗糙,眼神却亮如冻土上的晨曦。
1978年,第四个马年
十年动乱结束,七十年代我回到地方,在企业锈蚀多年。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历史问题一一解决。我的大学学历和干部身份被承认,这一年我已36岁。我站在恢复高考的考场外感慨万分。那年国家百废待兴,省交通厅发现我是路桥专业大学生,发商调函,可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婉言谢绝;随后科学的春天来了,市科委科协又抛出橄榄枝,雪花落在商调函上,像时光撒下的标点。
科委的暖气片嘶嘶作响,我在调研处耍笔杆子,笔尖划过调研报告的声音如春蚕食叶。随后我调到市科协出任科协普及部长,办起我市第一张科普报纸——石家庄科技报。
1985年随着经济改革大潮到来,我又创办全国第一张《企业家报》一时风靡大江南北。那一刻,我突然想起1954年那个读《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少年。
黄昏,我骑车穿过中山路,街灯次第亮起,像一条苏醒的光龙。新华书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等待《莎士比亚全集》重印上市。我买了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写着:“献给我重生的年代。”
1990年,第五个马年
我48岁,我在深圳的工地上迎来马年春节。塔吊的阴影切割着晨曦,打桩机的声音是这片土地的心跳。作为首批南下采访的老记者,我的新闻采访稿件正在变成纸媒的头条新闻。
除夕夜,工棚里,天南地北的工友用家乡话拜年。我给家中的母亲打电话,她耳背了,大声说:“家里装了电话,真方便!”
窗外,第一支烟花在夜空绽放,照亮了远处“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这个马年,我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奔跑在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上。
1992年春天,我报和香港商报联合在港举办河北食品博览会,第一次将河北优质食品承德露露、衡水老白干等一系列产品通过香港媒体走向世界。
1994年秋天,我参加石家庄新闻代表团去东瀛日本采风,去友好城市长野回访,见证了岛国经济高度发达,传媒产业依托高科技赢得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
2002年,第六个马年
六十岁,我退休后的第一个本命年。儿子教我使用刚买的电脑,屏幕幽蓝的光映着他年轻的脸。“爸,这是电子邮件,瞬间就能传到美国。”我笨拙地敲击键盘,给当年大兴安岭的战友发去问候。
下午,市老年大学开课,我选了英语课。高中时我学的是俄语,这一次我要选修英语,让自己和世界接轨。我还选修书法,第一次在宣纸上写唐诗名句,墨迹晕开,像岁月的涟漪。
秋天,我和妻子连同战友四家伉俪坐上第一趟嫩林铁路列车。大兴安岭的樟子松清香扑面而来时,妻子轻轻握住我的手。三十年多前结婚时我说:“以后带你看遍我从戎戍边的北疆山河。”
这个承诺,用了大半生才实现。
2014年,第七个马年
72岁,我在医院的体检中心迎来第七个本命年。CT机嗡嗡作响,像时光的纺车。报告显示一切安好,医生笑说:“您这身体,还能再跑几个马年。”
回家路上,地铁穿过城市隧道,智能手机上跳动着世界的新闻。老战友发来他在纽约拍摄的地标打卡照,背景是自由女神像。我回复:“1963年,我们在极地漠河,想象不到今天。”
退休后在中国文明网、河北文明网等多家网站开设老兵专栏,在石家庄图书馆大讲堂,在几十家社区大讲堂为公众讲党课,内容不外是家乡人说家乡事、石家庄走出英雄铁道兵。荣膺河北省委宣传部命名宣传系统优秀志愿者。
黄昏时翻看老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从泛黄到数码。每张照片后都藏着一匹马奔跑的蹄声,嘚嘚,嘚嘚,穿过七十二年。
2026年,第八个马年
此刻,即将84岁的我坐在书房飘窗前。曾外孙在膝下跑来跑去,漳州水仙花在青瓷碗里抽出新芽,阳光把老花镜镀成金色。第七个马年即将成回忆,第八个马年正在门外轻轻叩响。
七个马年,七次轮回。这匹老马曾驮着战火中的啼哭、军旅者的热望、改革者的勇气、暮年者的从容,在祖国的版图上踏出一条蜿蜒的足迹。
从山河破碎的天空到嫩林铁路的雪原,从北大荒的麦浪到深圳的塔吊森林——我的皱纹里刻着山河变迁的年轮。
窗外,孩子们的笑声掠过。又一个春天正在到来。我摊开宣纸,写几句豪言。想象这一次的骏马,它不再奔跑,而是静静伫立,回望来路,眺望前程。
墨香氤氲中,我忽然明白: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一匹马,驮着自己的岁月,汇入民族奔腾的长河。纵使蹄声渐缓,长河不息。
第八个马年,你好。我,我们,还在这里。在这片我们奔跑过、深爱过的土地上,继续见证,无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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