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与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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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文化治理的两种镜像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文化始终是维系社会存续、推动文明进阶的精神纽带，而文化治理范式的更迭，往往镌刻着时代的精神印记。在诸多文化治理实践中，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与贯穿封建王朝的文字狱，构成了两组极具张力的历史镜像——前者为开放包容的典范，后者专制禁锢的标本；前者以激活思想活力为旨归，后者以压制多元声音为目的；前者推动了文化的勃兴与社会的进步，后者导致了文明的萎缩与活力的枯竭。
“双百方针”以“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为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执政党对思想自由的尊重与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与之相对，文字狱作为“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其本质是封建皇权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思想垄断的专制工具。两种范式看似分属不同历史时空，却共同指向文化治理的核心命题：如何处理思想多元与社会统一的关系？如何实现文化发展与政权稳定的平衡？
厘清两种文化治理范式的本质分野，剖析其历史生成逻辑与社会效应，既是对中国文化政策史的深度复盘，亦为当代文化强国建设中如何构建包容有序的文化生态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基于此，本文将从历史语境的生成差异切入，通过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探究两种范式对文化发展、学术进步与社会演进的不同影响，最终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治理经验。
二、历史生成：两种范式的语境逻辑与动力机制
任何文化治理范式的产生，都深植于特定的历史土壤，是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双百方针”与文字狱的分野，首先源于其生成语境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二者截然不同的动力机制与价值取向。
（一）“双百方针”：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思想解放诉求
1956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向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历史节点，国家建设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而文化领域的教条主义与官僚主义却成为阻碍发展的桎梏——学术问题被简单等同于政治问题，不同观点被随意贴上“反动”标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这种“思想僵化”的局面，与社会主义建设对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的迫切需求形成尖锐矛盾。
“双百方针”的提出，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回应，其生成有着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与明确的价值指向。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传统文艺的革新指明方向；1953年，针对历史研究的教条化倾向，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将“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并列，确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动力，在于通过思想解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通过自由争鸣推动真理的发展，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正如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所强调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这种对思想自由的制度保障，彰显了执政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治理自信。
（二）文字狱：封建皇权的思想垄断与统治焦虑
文字狱的生成，根植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属性，其核心动力是皇权对思想统一的极端追求与对统治合法性的深层焦虑。自南宋初见端倪，至明清臻于极致，文字狱的演进始终与封建皇权的强化进程同频共振。明代文字狱多源于皇权的猜忌与文化隔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对文人的文字表述常怀警惕，动辄以“贼”“僧”等谐音字罗织罪名，本质上是通过暴力震慑巩固新生政权的思想基础。
清代文字狱则在皇权专制的基础上，叠加了民族矛盾的复杂维度。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清廷始终面临“华夷之辨”的思想挑战，统治合法性的缺失使其对异质思想更为敏感。从顺治朝的函可《变记》案，到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再到乾隆朝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文字狱的打击范围不断扩大，惩罚手段愈发残酷。其生成机制已形成完整的链条：皇权的思想控制需求为导向，官僚体系的邀功请赏为推手，“失察连坐”制度为约束，模糊的法律条文为依据，最终形成“人人自危、户户避祸”的恐怖氛围。这种以压制思想为核心的治理范式，本质上是封建皇权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背离，是统治焦虑在文化领域的极端投射。
三、实践形态：自由争鸣与暴力压制的分野
“双百方针”与文字狱的本质差异，在实践形态上呈现为“自由争鸣”与“暴力压制”的鲜明对立。前者以疏导为手段，为文化发展提供宽松土壤；后者以堵塞为路径，用恐怖氛围扼杀思想活力，两种实践形态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文化发展的不同走向。
（一）“双百方针”：宽松语境下的文化勃兴
“双百方针”的实践，以“尊重差异、包容多元”为核心特征，在文化艺术与学术思想领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文艺创作领域，创作者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涌现出一批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的作品。杨沫的《青春之歌》以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为线索，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图景；梁斌的《红旗谱》以冀中农民的革命斗争为核心，展现了底层民众的觉醒与抗争；老舍的《茶馆》以市井百态为切口，浓缩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正是因为“双百方针”为创作者提供了“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
在学术思想领域，“双百方针”的推行打破了单一学术观点的垄断，催生了自由争鸣的学术生态。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成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标志性事件。在“全盘学苏联”的时代背景下，摩尔根学派被贴上“唯心论”的标签，相关研究与教学被强行取缔。青岛座谈会召集了摩尔根派与米丘林派的核心学者，通过15天的平等讨论，最终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于光远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摘掉唯心论的帽子”，这种对学术自由的尊重，不仅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研究，更为整个学术界树立了“通过争论探求真理”的典范。在历史学领域，郭沫若与范文澜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争论——郭沫若是“战国封建说”，范文澜是“西周封建说”——并未引发政治打压，反而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成为学术争鸣的佳话。
（二）文字狱：恐怖氛围中的思想窒息
文字狱的实践，以“暴力压制、株连扩大”为核心特征，通过残酷的刑罚与广泛的株连，构建起“万马齐喑”的思想牢笼。这种压制首先表现为对文化典籍的浩劫——清廷在修《四库全书》期间，以“禁毁违碍书籍”为名，销毁图书3100余种、15.1万部，抽毁图书400余种、6786部，销毁数量远超收录数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因记载农业手工业技术无涉反清却遭禁毁，直至近代从日本回流；《军器图说》因提及“火器乃夷虏所畏”被彻底焚毁，直接导致清代火器技术停滞。除了销毁，清廷还对典籍进行系统性篡改，将“夷狄”“胡虏”等字样替换为“外国”“远方”，删除明末忠臣事迹，通过篡改历史强化统治合法性。
文字狱的恐怖更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与人格摧残。庄廷鑨《明史》案中，已死的庄廷鑨被“戮尸枭首”，其父在狱中虐毙，作序、校阅、刻印、售卖者70余人被杀，200余人流放；吕留良案中，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子孙、门徒或被斩首或被流放；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中，“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被解读为“讥刺满人、反清复明”，徐述夔被剖棺戮尸，子孙7人处斩。这种残酷的株连制度，让知识分子陷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生存困境。为求自保，文人要么转向考据训诂的故纸堆（如乾嘉学派），放弃经世致用之学；要么刻意谄媚皇权，用“文字表忠”换取生存空间，独立人格与思想活力被彻底摧毁。
四、社会效应：文明进阶与发展停滞的殊途
文化治理范式的选择，最终会投射到社会发展的全局，形成截然不同的文明演进轨迹。“双百方针”以思想解放为引擎，推动了文化、科技、社会的协同进步；文字狱以思想禁锢为枷锁，导致了文化衰落、科技停滞与社会僵化，两种范式的社会效应呈现出鲜明的殊途之势。
（一）“双百方针”：为社会进步注入精神动力
“双百方针”的实施，首先激活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在“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领域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地构造学领域，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学说等学派自由争鸣，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整体进步；数学领域，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世界领先成果；国防科技领域，“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科技水平跃上崭新台阶。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双百方针”所营造的宽松学术环境，离不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信任。
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双百方针”通过包容多元声音，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有效路径，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与活力。这一方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矛盾，而非简单的压制与打击。这种治理逻辑，既保障了思想自由，又维护了社会统一，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便“双百方针”的实施曾遭遇挫折，但它所蕴含的“尊重规律、包容差异”的核心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遗产，为改革开放后文化领域的复苏与繁荣提供了理论指引。
（二）文字狱：沦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桎梏
文字狱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是系统性与深层次的，其消极影响贯穿文化、科技、社会等多个维度。在文化层面，文字狱导致了文化传承的断裂与思想创新的停滞。清代知识分子被迫放弃经世致用之学，转向脱离现实的古籍考据，虽然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思想领域却陷入“万马齐喑”的死寂状态，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在科技层面，文字狱构建的“思想连坐”机制，让民间技术交流网络彻底崩塌，科技研究成为皇权垄断的特权，普通知识分子不敢也不能涉足。康熙禁止汉人学习天文，钦天监专用满人，导致中国天文学停滞200年；火器技术因相关典籍被销毁而逐渐落后，最终在近代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
在社会层面，文字狱催生了普遍的恐惧心理与奴性文化，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创新精神。官员自称“奴才”求自保，百姓避谈国事免灾祸，整个社会陷入僵化保守的状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时曾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帝国的思想，如同被禁锢的囚徒，缺乏活力与创新”。这种创新力的萎缩，并非源于民族天赋的衰退，而是文字狱所营造的恐怖氛围，扼杀了探索未知的勇气与变革的动力。当西方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中国却在文字狱的枷锁下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最终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沦为被动挨打的境地。
五、历史镜鉴：当代文化建设的路径启示
“双百方针”与文字狱的历史对比，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路径启示。两种范式的实践经验表明：自由包容是文化繁荣的前提，专制压制是文明衰落的根源；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才能实现文化与社会的协同进步；信任知识分子，才能激活思想创新的活力。
其一，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尊重规律、包容差异”的核心原则。“双百方针”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顺应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艺术与学术的多样性；文字狱的失败之处，在于它违背规律，试图用暴力消除思想差异。当代文化建设，应坚持“双百方针”的核心思想，营造宽松包容的文化环境，鼓励不同艺术形式、学术观点的自由争鸣，让文化创新的活力充分涌流。
其二，文化治理必须构建“制度保障、法治护航”的运行机制。“双百方针”的实施需要制度保障，确保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与学术自由；文字狱的泛滥，源于法律条文的模糊与权力的滥用。当代文化建设，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思想自由的边界，用制度保障文化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避免权力对文化领域的随意干预。
其三，文化发展必须坚守“以人为本、赋能民众”的价值取向。“双百方针”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调动其创作积极性；文字狱的本质是将人视为统治对象，压制人的思想活力。当代文化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地位，让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注重培养创新型文化人才，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六、结论
“双百方针”与文字狱，是中国文化治理史上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它们分别代表了“包容”与“禁锢”两种价值取向，走出了“繁荣”与“衰落”两条不同的文明路径。“双百方针”以其“尊重规律、包容差异”的核心思想，激活了思想活力，推动了文化勃兴，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精神动力；文字狱以其“暴力压制、思想垄断”的本质特征，扼杀了创新精神，导致了文明停滞，成为封建王朝衰落的历史桎梏。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深刻表明：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自由的思想环境与包容的社会氛围；民族的文明进阶，离不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对创新精神的鼓励。在当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坚持和完善“双百方针”，吸取文字狱的历史教训，以“尊重规律、包容差异”为导向，以“制度保障、法治护航”为支撑，构建宽松有序的文化生态，让文化创新的活力充分涌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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