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

       1938年初，胶东大地抗战斗争风起云涌。寒冷的夜晚，文登县大水泊村一间瓦房里，传出一串坚定的声音：“王二——到！”“王三——到！”……

暗夜中的响亮呼点，仿佛吹响一曲集结号，刺破夜幕，传向远方。

        一

       1月下旬，胶东小县荣成，冰封雪裹。

       位于城南的民众教育馆里，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编排的《血洒卢沟桥》即将上演。傍晚时分，李淑媛和蔡玉君正在对口台词，突然接到一封交通员送来的曹漫之的信，俩人看后喜出望外，当即匆匆离开了剧社。

       原来，中共荣成临时县委书记曹漫之等领导埠柳乡起义后，率部加入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曹漫之担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他想到之前培养的几个进步骨干，便写信让她们前往第三军驻地文登县大水泊村参军。

       李淑媛和蔡玉君都是荣成人，早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6月，俩人相伴回到荣成，进入河山话剧社从事抗战宣传。投身抗战第一线，一直是她们梦寐以求的期待。

       可怎么跟家人说呢？俩人商议决定来个“先斩后奏”，等落下脚再给家里捎个信儿。翌日，她们顶着凛冽寒风跋涉20多公里，赶到大水泊时已近傍晚，眼前的一幕令俩人心花怒放：这边的抗战舞台剧演得慷慨激昂，那边演练刺杀的吼声直冲云霄……她俩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胶东“苏区”吗？

       报名处的军人看过曹漫之的信后，热情地把她们安排到一座瓦房的西厢房里等候。俩人心里怦怦跳，正隔着窗棂向外瞅的当口，又一个姑娘进了屋，说她叫王爽兰，从荣成崖西镇来。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姑娘裹着寒风走进瓦房。

    “我叫林治惠，是文登文城镇峰西村的。”

     “我叫周文，家在威海崮山巨崖村。”

        ……

       临近午夜，西厢房里已是挤了满满的12个人。

       姑娘们互相问长道短时，两个军人进了屋。先前给她们登记的军人，指着身旁的年轻战友介绍说：“这是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其恩同志，来看你们啦。”

       听姑娘们挨个自报家门，吕书记说：“你们冲破重重阻力来参军，很了不起！抗战斗争是艰苦残酷的，希望你们经受考验，勇挑重担！”

       这个夜晚，窗外朔风呼啸，但12个围坐八仙桌前的姑娘，却一个个脸庞红扑扑的。投身抗战洪流的邂逅与憧憬，令她们禁不住热血澎湃。

       得知李淑媛与蔡玉君最早到来，而且有着参加革命1年多的经历，姑娘们都称她们为大姐。此刻，李淑媛回味吕书记的那番话，对大家说：“姐妹们，咱也学着地下党的同志起个化名，没人知道咱们的真名，不就牵连不上家里人了吗？”

       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众姐妹的一致拥护。可取什么化名呢，李淑媛沉吟片刻说：“咱就取胶东的大姓，以‘王’字为姓，不问年纪大小，以先来后到大水泊的时间为序，从一到十二地叫，外人还以为咱们真是一个爹娘生的哩。”

       蔡玉君首先赞成，说你比我大一岁，自然是你来做老大啰！

       姐妹们无异议，李淑媛大蔡玉君1岁，俩人分别起名“王大”和“王二”。接下来依次是：“王三”王爽兰，“王四”林治惠，“王五”王育芝，“王六”荣修春，“王七”于潜，“王八”杨桂芬，“王九”刘诚，“王十”梁妙吉，“王十一”周文，“王十二”刘毅。

       二

       第二天一早，“十二姐妹”脱下旗袍、花袄，换上黄军装，编成了一个女兵班，王大做了班长。白天，练刺杀、练投弹、练射击。夜晚，听敌工部的同志上党课、讲《论持久战》，学习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本领。

       这天，女兵班继续进行刺杀训练。王大下令：“王四——出列！”

       王四挺枪出列，对着麦秸秆靶子“刷刷刷”地连刺几刀，动作利索有力，枪枪不失准头。王大对姐妹们说，王四的刺杀为啥有狠劲、有准头，因为她心里装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装着杀敌报国的崇高理想。

       看到姐妹们都学着王四的样子，一个个牙关紧咬，手中的木枪仿佛变成了钢枪，把刺杀技术练得虎虎生威。那一刻，王大倏然想起了王四的苦涩身世。

       王四原名林治惠，本是文登东关的一个小家碧玉。林治惠读中学的那年，父亲擅作主张，背着女儿跟西关毕家订了婚约。丈夫小她两岁，个头还比她矮一截子。成婚一个月后，林治惠毅然剪掉长发离家出走，到南马村小学当了教员。

       不久，第三军在大水泊成立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遍整个胶东大地。林治惠得知后兴奋不已，立即辞职返回林家大院，对父母亲宣布：“我要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她爹气得胡子直抖：“你不知道丢人现眼，俺林家还要这层面皮哩！”　　

       林治惠回击道：“你们阻止我，就是破坏抗日，这个罪名拉出去就是枪毙！”她一句话把父亲给镇住了。当天，林治惠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大水泊，成了“十二姐妹”中的老四。因林治惠身上有股子泼辣劲儿，姐妹们都叫她“王四泼”。

       当晚，她在给丈夫写的第一封信中，激情澎湃地倾吐自己的感受：今天我被“呼点”了，这是我在队伍上学到一个新词儿，多么新鲜啊！在我听来，日寇的枪声，百姓的呻吟，无不是在“呼点”，唤起我热血沸腾，激励我冲锋陷阵……

       王八杨桂芬，来自蒙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杨桂芬10岁那年，就被卖到饭馆做小工，后来又被财主家买去当小妾。可艰苦就像一块砺石，让她磨出了一副能扛活的身板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十二姐妹”排名时，杨桂芬刚好排到第八。有人说“王八”的名儿不雅，可她却剑眉一扬说，管它雅不雅呢，能打鬼子就成！王八当投弹“小教头”，全班投弹成绩“蹭蹭蹭”地往上涨，连地主家小姐出身的王三，也能出手就是20多米。

       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虽然家庭出身和文化素养不尽相同，但在国破山河碎的民族危难之际，有的放下锄头，有的走出闺房，有的与富裕家庭决裂，在同一天里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挺身抗战洪流的潮头，经受灵魂与信仰的冶炼。

       三

       转眼，冰雪融化，油菜花开，战火下的胶东大地，顽强地呈现出勃勃生机。

       这时节里，“十二姐妹”接到命令，除少数几人留在部队工作外，其他姑娘们都被分配到胶东地区的民主政府，担任各级妇救会骨干。

       数月相聚，一朝分离。“十二姐妹’一边为奔赴战斗岗位而兴奋，一边又为重逢无期泪目涟涟。王四悲壮地吼了一句——“抗日不怕死，我吾以吾血卫中华！”

       不料一语成谶。一年后，王四成为‘十二姐妹”中第一个血洒战场的英雄。

       第三军转战胶东的日子里，王四多次穿越敌人封锁线，侦察敌情、传送情报。1939年初秋，王四被派往驻掖县三元乡上庄村的胶东区委党校参加培训，邻村驻扎着胶东区党委机关和《大众报》社，她时常去报社帮忙切纸张、打包裹。

       隆冬来临，大雪纷飞，日寇出动千余人展开大“扫荡”。12月10日拂晓，转移中的区委党校与《大众报》社200余人，在掖县河南村陷入日军包围。

       突围激战中，党校校长李辰之、《大众报》社长袁时若等壮烈牺牲。王四冲出包围后，突然发现还有战友被敌人机枪火力压在河沟下，当即冲回去向敌人射击。战友脱离了险境，可王四却身中数弹，鲜血染红了那片洁白的雪野。

       王四牺牲后，战友们在她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寄出的信，信中劝丈夫毕务滋“重新订一门亲事”。她到牺牲都不知道，丈夫在收到妻子第一封信，读到那句“呼点”的滚烫文字后，就毅然参加抗日游击队，8个月前就已牺牲在战场。

       另一个姐妹王九，则成为闻名遐迩的“飞车英雄”。

      1939年春，东海特委某部缴获一批日伪军武器弹药，在运往特委驻地林村途中，突然发现日军在文登台子村设伏，企图截取这批战利品。

       王九主动揽过传送情报的任务。从台子村到林村要穿过文登城，城门被国民党投降派司令丛镜月部把守。王九戴着墨镜、骑着自行车，直到城门口才不紧不慢地下车，仰着头对哨兵说：“我是丛镜月的小姨子，进城找他有事。”

       哨兵一听是司令亲戚，又见王九一副骄横无忌的作派，不敢多问就赶紧放行。王九完成任务返回时，连自行车也没下，大摇大摆地穿过文登城扬长而去。

       王九传送情报及时，主力部队在第一时间赶到增援，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武器弹药被安全送到了林村，“飞车搬救兵”的故事也传遍了胶东大地。

       王二是在延安收到王大的信，始知王四壮烈牺牲，以及王九“飞车搬救兵”的壮举。当时，她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区队长。

       王大和王二在参军第二个月时，俩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二姐妹”奔赴战斗岗位后不久，王二被调往驻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部。1939年赴延安学习并留在西北工作，其间与吕其恩结婚，1945年8月同赴东北开展敌后工作。

       抗战期间，王大转战胶东半岛，先后担任胶东妇救会会长，兼任胶东“女子中学”校长等职。解放战争爆发后改名王达，随刘邓大军南下入川。

       那晚，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成都城，王大陡然看到天空中滑过一簇流星雨。那瞬间，她想起胶东的大水泊，想起了天各一方的“十二姐妹”。那不正是抗战烽火中的一簇“流星雨”吗？她默默在心里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