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土地

       区划调整之后，我们的村庄也被剥去了古朴的衣裳，走进了华丽的城市行列。守护村庄几十年的杨树被锯断，拉走了，住厌了的老房子也被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正在返青的麦田被掀翻之后，村民们才感到一点点疼痛。他们茫然地站在村口，迎接着轰隆隆开过来的的庞大的机械。

       村子拆了一半，在运河边上戛然而止。这一停顿就是几年。废墟上长出各种花草，许多人家被安置进高楼，过起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只是没有炊烟的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的厨房内飘散出来的依旧是熟悉的乡村风味。

       搬进楼房之后，偏瘫的老父亲变得沉默起来。他每天坐在四楼的阳台上向村庄的方向望去，似乎有什么东西遗失在那里。只是暮霭沉沉的远处，除了能看见几架塔吊的尖顶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全家人还沉浸在乔迁新居的喜悦之中，并没有太多关注孤独的父亲心里有多么的悲伤。

       黑子依旧在楼下晃荡着，始终不肯跨进楼道一步。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吃的下去，它匆匆吃几口就慌里慌张地跑了。黑子是我们养了好几年的大柴狗，几乎成了家里的重要一员。搬迁之前，有人要收购，都被我们拒绝了。黑子虽然不进新家，但每天上午都会如期而至，因为它知道它的老主人每天上午都会下楼晒太阳。老主人坐在轮椅上悠闲地哼着什么调子，黑子就会趴在他的脚下，支愣着耳朵，仿佛它能听懂似的。

       那一天，春寒刚刚退去，坐在楼下的父亲忽然不见了，急坏了一家人。几个孩子告诉我们线索。原来父亲和黑子出了小区，朝着村庄的方向去了。母亲说：“那倒不用着急了，他一定又去那块地上去了。一会儿，你们给黑子带点吃的东西，一起把他们接回来。”

       母亲说的那块地，实际是父亲耕种了几十年的自留地。土地被征用之后，深翻过一次，然后又用铁栅栏围了起来。后来却没有了动静。麦子生命力旺盛，竟然能从深土里钻出来，而且长势还不错。乡亲们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偷偷地爬进栅栏，精心地伺弄起这些绿色的生命。虽然没有了地界，但他们还是熟稔地认出了自家的地盘，在原本自家的土地上，偷偷地与庄稼打起了交道。麦子们也积极地回报着主人，最后也有了一点收获。谁家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能收获几百斤粮食。这让他们激动了好几天。

       后来，他们又在栅栏内种下了豆子，点了玉米。人们都知道这些种子命运的无常，但仍然期冀还会有一季新的收获。父亲和黑子都加入耕种的队伍。我说：“那儿已经是人家的厂区，偷偷进去是违法的。”母亲说：“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他们又能把一个病人怎么样？”事实上，并没有谁来管理，于是，母亲就经常推着父亲，站在田间地头，指点着自家的庄稼。有一次，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们父亲的病似乎好多了，他竟然能自己站起来了。

       我的身上一下子充满了力量，骑了一辆电动车，向昔日的村庄飞驶而去。村庄早已化作一块开阔的土地，所有的熟悉的地标都已消失，我竟然不知该奔向何处。这是一片曾经弥漫过农民绿色梦想的沃野，大部分还在闲置，也点缀着几处厂房，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

       我终于找到了那块父亲的土地。从栅栏望去。父亲的轮椅就停放在外面，而父亲几乎是爬在土地上，为一排新长的玉米松土。父亲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劳作，他拖着一条病残的腿，一边向前爬，一边拔去几根杂草。黑子就卧在他的一边，伸着舌头，警觉地观望着，好像在为这群偷种者放哨站岗。玉米长势正旺，在父亲的手中，它们摇摆着，欢笑着，那种天人合一的快乐，夹杂着一阵微醺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