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明朝中叶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⑴。小说十分出色的语言艺术、深刻细致的写作技巧、诙谐幽默的喜剧表达、精彩非凡的作品风格、引人入胜的情节描述和大胆奇特的故事构想,都是值得称颂的。《中国全史》说,“《西游记》与以前的《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作品相比,在主题思想、人物处理、写作技巧和人物形象塑造等四个方面有着突出的优点”①。作者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浪漫奇特的构思、怪异离奇的故事、鲜明真诚的感悟和动人心绪的情节,为我们讲述了一组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而其中最感人、最令人难忘的,是它塑造出的孙悟空这个有血有肉、有精有神、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英雄主义的艺术形象。游国恩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②⑵,《中华文化五千年》中指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也风靡全世界,有着非常广阔和深刻地影响。③”1901年,美国剑桥大学教授H·贾尔斯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就专门作了介绍;1913年,蒂莫西·理查德将其译为意大利文,名为《赴天堂之使命》;之后,法、俄、美等国也都出了译本。⑶

  这个将人物的神奇性与现实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原本物性与现实人性有机融合、巧妙结合的描述方法,使它塑造的孙悟空这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非常饱满、非常动人、非常可爱、非常完美。可以说,《西游记》在对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处理上,是具有非常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极具高度美学价值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作一粗浅的分析,以供商榷。


  一

  《西游记》是吴承恩(约1510~1582)晚年完成的作品。“它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作者用小说中的人物和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其中极具反抗精神、疾恶如仇、本事了得、斩妖降怪、追求个性解放的孙悟空,正是作者心愿的投影,也是当时民心的反映,是时代呼唤的梦幻中的英雄形象。⑷

  《中国小说史》指出⑸:《西游记》全书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第二部分从八回到十二回,写唐僧的身世、唐太宗入冥并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从十三回到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成了正果。“第一部分占的篇幅不多,却写得非常精彩,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大闹三界、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理想英雄的光辉形象,为后边的取经故事打下重要基础”。第二部分在结构上起一种过渡的作用,在思想上则表现了浓厚的宗教迷信观念。“第三部分是全书的主体,由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四十一个故事组成,着重表现孙悟空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④ 从全书对孙悟空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艺术形象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不畏权势,大闹三界显神威——一个叛逆(造反)者的形象

  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所以,一旦出世,就有“一道红光直冲天庭”,也正是有花果山这样的“天然乐土、人间仙境”,才使这个采“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孙悟空得以出世。这也为他这个从自然物性转化而来的“神猴”的形象作出了铺垫。

  孙悟空出世后就生活在花果山,天生了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性格,从不认为自己低贱,而是认为自有一方乐土,“享乐天真”,“独自为王”,认为四海龙王是自己的“邻居”,河汉群神是自己的“朋友”,养成了他没有等级秩序、自由平等的观念。而且他又自认为自己本领高强,因而心高气傲,目空一切,不想“受老天之气”。从表面上看,他“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但当他想到暗中还有个“阎王老子管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于是,他不管生死定数、“六道轮回”的说教,一路打入阴曹地府,强行勾掉《生死簿》上所有猴属的名字,“躲过轮回,不生不灭”,并向十殿阎王宣告:“今番不伏你管了!”他也不理天子独尊、下不犯上之类的教义,全然不把天宫里面那些位尊势大的统治之神放在眼里,就连在天上至尊玉帝面前,他也口称“老孙”,或者只是“唱个喏”罢了。当他受到委屈、屈辱与压迫时,“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先争。”成为他反抗对付天宫等级秩序的办法。以后的大闹天宫,原由也是如此。第四回中描写孙悟空被第一次“请”到了天上,原以为要封个什么象样的官,结果知道只封了个“最低最小”的而且没有入流的“弼马温”,只是个喂马的小官时,感到自己的个人尊严受到了亵辱,“俺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活活的羞煞人”,于是愤然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走也!”呼喇的一声,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宝贝,晃一晃,碗口粗细,一路解数,直打出御马监, 经至南天门,下界去了。后玉帝第二次请他上天,给了个“齐天大圣”的空衔,仍是有官无禄,并未得到尊重,于是就有了第七回中描写的:“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即偷桃;又走至瑶池,偷肴、偷酒,搅乱大会;仗酒又暗入兜率宫,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宫。玉帝复遣十万天兵,亦不能收伏。后观世音举二郎神同他义兄弟追杀,他变化多端……”,这等描述淋漓至尽,把孙悟空大闹天宫,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孙悟空还口出狂言:“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甚至说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极端的声音。通过地府除名、龙宫借宝和大闹天庭,使得孙悟空的形象活灵活现。在孙悟空看来,无论是佛道,还是神仙,都是那样昏庸可笑,就连那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也和人世间的皇帝一样,成了懦怯无能之辈。他手下的那班文臣武将,也被孙悟空打得落花流水。孙悟空大闹三界的故事,体现了造反精神,意味深长。他打破天地、人君不可侵犯的东西,反映出人们推翻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愿望。

  第二、疾恶如仇,火眼金睛扫魔怪——一个战斗者的形象

  《西游记》通过西天取经途中经历的八十一难,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孙悟空降妖除魔、疾恶如仇、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无敌英雄的形象。在小说第三部分(从十三回到一百回),用了几乎相同的模式来描写孙悟空战胜一个个鬼魔的神奇故事。“这些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四十一个故事之间,看起来虽然没有某种明显的内在逻辑关系,也似乎有一种循环往返的感觉”。但是,故事始终以孙悟空为主线,“每个故事的情节摇曳多姿、横向展开铺叙,组成经纬交错、骨肉相连的整体结构”④,所以,读者非但不感到厌倦,却有着新鲜的感觉。更显得取经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也烘托出孙悟空的意志顽强、战斗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在第六十回中面对一望无际的荆棘林时,特别提醒道:“为人谁不遭荆棘?”也象歌中所唱“一番番风吹雨打,一番番春秋冬夏”,道出了取经途中的千难万险。在孙悟空的眼里,没有越不过的险阻,没有镇不住的妖魔,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渡越不过的难关。凭着他的大智大勇、顽强拼搏,都能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唐僧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别人胆大,还是身包胆;你的胆大,就是胆包身!”面对任何强大的恶魔,遇到任何凶险厄难,他都敢于战斗,一往无前。在战斗中,他都能随机应变,善于斗智,保持着傲视群敌的性格特征。不论这些妖精来至何处,变化成什么模样,他都能火眼金睛,辩明真伪;也不管妖怪有多大本事,有多么凶狠厉害,他一概不放在眼里。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有九九八十一难,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他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人间,就决不放过。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被封为“斗战胜佛”。之所以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是因为他武艺高强,善于斗争,亦即有勇有谋,斗智斗勇。他经常变成蚊子、苍蝇、小虫,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如智斗黄风怪);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寻找相应的对策(如大战黄袍怪);有时他又变化为妖精的母亲、丈夫或妻子去迷惑妖精(如三调芭蕉扇),常常在假假真真、虚虚实实之中,弄得妖精晕头转向,防不胜防。在他与银角大王较量时,不慎被妖魔的宝葫芦吸了进去,但他在身处绝境之中,却无半点畏惧之心;当他机智地逃离魔掌后,马上又巧妙地骗取了宝葫芦,最终将妖魔制伏。他常常去赚来妖怪的法宝,反置妖怪于死地(如计盗紫金铃)。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精(如巧胜黄眉怪)等等。特别是在“三打白骨精”的过程中,更使得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得到空前的丰满。唐僧指责孙悟空违背“不杀生”的原则,说孙悟空不受“人气”,而孙悟空则说唐僧不识“人性”。人气与人性之争,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思潮中“情”与“理”的论争⑤。最终还是奋起金箍棒,打杀了白骨精,消灭了这个妖魔鬼怪。孙悟空机智灵活,随处设计,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从而取得胜利。孙悟空这种大智大勇的英雄精神,与其为现实理想而奋斗到底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个性精神相结合,使得这一形象呈现出独特的光彩。随着他历经八十一难,在扫除众魔的过程中,自己也真正“成了大道”,实现了从“魔”到“佛”的根本性的转变。

  第三、矢志不渝,佛心难移取真经——一个拓荒者的形象

  有些学者对孙悟空的评价多认为是战斗者,认为他生性好动,做事不专心。其实,孙悟空执着追求的精神是很值得赞颂的。他一旦定下决心,总是坚定不移,奋斗到底。从他在花果山建设神山,到离开花果山出山学艺,后来又被压在五行山下,但他一直念念不忘远大的理想,这都说明孙悟空办事的执着。在取经的路上,孙悟空更是定下了护送师傅去西天的宏伟大愿。无论是道路险峻,还是困难重重,无论是妖魔鬼怪,还是高山大河,没有能够阻挡他的地方,在没有路的地方,他踏出一条路,在妖魔鬼怪出没的地方,他打开的一条通道。这就是孙悟空的事业心、责任感,是这个敢于舍得性命也要保师傅取得真经的“拓荒者”的高风亮节。就象在歌中所唱的:“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焦艳丽等认为⑥:“猴王在大无畏的探索中信念越来越坚定,最后几乎就变成了一种天命。通过大胆追求,他终于达到了一个精神觉悟的高度”⑹。当然,在五行山拜师之前,他的追求是个性的解放,是想办一番大事业,是不甘心当一个“最小最低”的、不受重用的“弼马温”,是想能“与天相齐”的真正的“齐天大圣”。但是,在五行山拜师以后,他就一心保护师傅去西天取经,他已经从过去那个心高气傲、放荡不羁的“齐天大圣”成为了肩负大唐崇高使命,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得真经这一重任的“使者”。取经,是一种事业,是一副重担,当孙悟空从认师归佛的那一刻起,他就把取经当成了坚忍不拔地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象征,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他翻山越岭,擒妖捉怪,吃尽千辛万苦,排除重重困难,从不考虑个人安危、自己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即使在被误解,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他也不会动摇。甚至被唐僧念紧箍咒、赶回花果山时,他还是“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三十回),还在念念不忘取经路上的师傅师弟们,还在牵挂师傅的安危。所以在猪八戒去“请”他时,他早就按耐不住,急急地回到了取经的路上。这种为理想和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孙悟空的一个鲜明的性格特征。

  第四、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在《西游记》中,作者对于孙悟空的个性特征描写得非常充分。从孙悟空追求个性解放和向往自由的形象描写中,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用“如意金箍棒”来衬托孙悟空。

  孙悟空一出世就过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追求“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他之所以大闹龙宫、大闹地府、大闹天宫,也正是要求打破束缚、追求解放,才走上反抗之路的。孙悟空到龙宫得到了一根可随人意而粗细长短变化的“如意金箍棒”,它“一点灵光彻太虚,那条柱杖亦如之。或长或短随人意,横竖横排任卷舒”。田同旭等认为⑤,“作者取名‘如意’也绝非闲来之笔,而是喻意人欲象征”⑺,孙悟空就是用这根金箍棒才大闹三界,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打通通往西天取经的道路。“如意”二字,正是活脱脱地显示出了孙悟空追求自由、向往解放的生动形象。

  二是用“紧箍咒”来衬托孙悟空。

  “金箍儿”和“紧箍咒”象征着封建统治者束缚孙悟空的又一大法宝。为了“管住”这个不听话的孙猴子,“收了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就给孙悟空戴上了“金箍儿”,要是“不听话”的时候,师傅就念起“紧箍咒”。其实,孙悟空虽然戴上了金箍儿,但是一直作着不懈的斗争。在戴上金箍后第一次见到菩萨时就大叫:“你怎么生法儿害我?”并以辞职相威胁。在三打白骨精过程中,唐僧一再念紧箍咒,孙悟空也几次发誓戒杀,但一遇妖魔,不论忍受多大的痛苦,也要一扫为快。唐僧要赶他走,他出的要求只是“退下金箍儿”。收红孩儿时,菩萨要孙悟空留下件东西作抵押,他指着头上的金箍说:“情愿退下,将此为当”。直到成了正果授了封号,孙悟空的第一个要求仍然是“趁早念了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念念不忘的是追求自由,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三是用“灭妖救民”来体现孙悟空。

  在一般人看来,孙悟空生性顽劣,争强好胜,喜欢打斗。其实,孙悟空“爱憎分明,对佛、道诸神桀骜不驯,对妖魔鬼怪毫不留情,而对民众疾苦却十分关心”④。如在通天河收鲤鱼精,是为了救陈家庄的孩子;在比丘国降伏白鹿精,是为了那一千多个孩童的性命;在隐雾山打死豹子精是为了救樵夫;在车迟国救了五百僧众,在驼罗庄诛蟒救了五百家百姓,等等。无论是做水帘洞中的美猴王,还是做取经路上的护法僧,不管是大闹天宫,还是诛杀妖魔,孙悟空都是一副嬉笑、顽皮、满不在乎的模样,这绝不是说他马马虎虎,没有信念。恰恰相反,正是这样衬托出他对世间的善恶、美丑、人妖、正邪分得最清楚,对除暴安良最热忱、也最认真。这正是人们最希望、也最崇拜的理想主义的形象。


  

  孙悟空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很有影响的。毛泽东同志在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后,就写下了一首十分著名的《七律》⑦,称赞孙悟空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在与别人的谈话中,也多次称赞“猴气”,称赞孙悟空的造反精神⑻。而孙悟空的形象,不仅在日常故事、书刊杂志上频频出现,在戏剧舞台、银幕荧屏上也是时常有之。这正说明了孙悟空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

  孙悟空是由石头造化出来的自然之子,当他融入了人类,成为了僧侣,进入了仙界以后,就有了兽(猴)、人、佛、仙的四重特征。所以,《中国小说史》认为,孙悟空这一形象,“既有猴子的各种外貌特征,又有猴子许多习性特点”④。其实,他不仅有猴子的特征,还有人类的性情和思想,有僧侣的虔诚和教义,有神仙的本事和超能。笔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正是这种由猴、人、僧、神多重形象复合而成的综合形象。

  其一、作为猴子,他急噪好动,机灵好奇,长于攀藤爬树,嗜食山桃野果,喜欢戏耍打闹。

  但是,由于孙悟空出生和居住的地方是东洋大海中一块天真未凿的乐土——花果山,那里有仙山福地,古洞神洲,有灵禽异兽,瑶草奇葩,仙桃修竹,只有这样毓秀钟灵的胜境,才能在“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大自然造化中孕育并成长起孙悟空这样的神话英雄人物。这样的猴子就不可能等同于一般的“土猴子”、“野猴子”,他有独特的灵气。因此,他以猴子固有的聪明机灵,很快就学会了各种非凡的本领、超人的法术和奇特的变化能力;猴子的好动、善于腾跃的特点则为他的筋斗云提供了合理的基础;甚至猴子爱吃桃子的特点,也成为他大闹天宫的动因。凡此种种的神奇独特,大都是对猴子自然习性作了高度夸张性的升华而形成的。

  其二、作为人,是孙悟空在融入人的社会后,滋生出的人的特征,包括人的思想情感,人的喜怒哀乐,人的行为举止,人的道德情操。

  作者没有单纯把孙悟空当作“猴子”来看,而是当作人来描写,把人所以的一切都赋予了孙悟空,所以,孙悟空已经不是一只“孙猴子”,而是一个“猴子”型的人,或者说是充满“人气”的猴子。在小说第一部分,孙悟空因为不想走入人的“生死轮回”,所以闯入地府扯了阎王的生死簿;因为要取得得心应手的兵器,而大闹龙宫,拔了龙王的定海神针;因为“受不得气”,而大闹天宫,砸了炼丹炉,搅了蟠桃会,闹了云霄殿。同时,他也有对人的怜悯与关切,特别是对儿童的同情和爱护,有嬉笑怒骂,有儿女情长,有痛苦时的流泪,有压抑时的悲伤,有愤怒时的呐喊,有高兴时的欢畅。总之,孙悟空在吴承恩的笔下,已经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其三、作为僧侣,孙悟空则又必须具有佛门弟子的应有的品质,要虔诚信佛,真诚护佛。

  作为一个皈依佛门的护法僧,他手持金箍棒,走在西天取经的最前头。在取经路上,降妖除魔,横扫鬼孽,从未向困难和恶势力低头,体现了佛家弟子的虔诚和执着。他时刻关心同行的师傅和师弟,在危险和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体现了“大师兄”的形象。他相信佛主,但又不轻信外表,在遇到假西天、假菩萨时,能火眼金睛,及时识破,打将前去;他信奉“慈悲为怀”,但又不被“不杀生”的教条所拘束,在遇到白骨精三次变化时,他还是火眼金睛,识破妖精的变化,三打白骨精,粉碎了妖怪的阴谋。此时的孙悟空,就是一个“身穿袈裟、脚蹬布履、腰系虎皮裙、头戴金箍儿、手执金箍棒”的僧人形象了。

  其四、作为神仙,孙悟空又是一只仙猴、神猴。

  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所向无敌降妖除怪的本领。所以,在取经成功,取得正果时,给孙悟空的封号是“斗战胜佛”,正是说孙悟空是逢必斗、斗必战、战必胜,是所向披靡的“长胜”神仙。作为“神猴子”形象的精蕴而言,他是个有理想,有美德,有功绩,有口皆碑的英雄,比如对平等自由、人性解放的积极追求,勇于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积极向上、开朗爽直的乐观态度,不畏黑暗强暴的斗争意志等等,都成为孙悟空性格形象的突出特征。

  当然,无论是人、是佛、是神、是仙,都不可避免地有他的弱点的一面,而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也必然如此。例如他的秉性高傲、争强好胜、好戴高帽、易急躁冲动等等,既是孙悟空个性特征中的一些弱点,其实也大都是人的精神气质和弱点在艺术个性中的体现。

  《中国小说史》认为④,在孙悟空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具有神话特点的艺术构思,成功地写出了孙悟空和其他一系列浪漫主义的神魔形象”。其突出的特点,是把人物的神奇性与现实性浑然无间地融合在一起⑸。笔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正是由这种神奇性与现实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原本物性与现实人性的浑然无间地融合才能够塑造出来的。所谓自然性,就是把自然界的事物作为人物描写的蓝本,并不脱离原本事物的基本形态;所谓社会性,就是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把自然界的事物加以拟人化,让这些并无思维、语言和情感的事物成为社会成员,赋予了活的东西。所谓神奇性,就是把人物描写成具有各式各样的超人法术和神奇本领;所谓现实性,就是在描写时,着力发掘现实的事物的情态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夸张、组合、变形、神化。所谓原本物性,就是指形象原本参照事物的现实属性;而现实人性则是将神魔形象放到社会群体中,并让他寓托某种人的现实的社会属性。人性是神魔形象性格的内在核心、灵魂,是人物性格中的主导成分。而将上述的六性有效地组合融为一体,并用语言的技巧,把这种有机融合的形态鲜活地表现出来,就成了现实人性、物性与幻想的神奇性合而为一的人物塑造⑼。孙悟空正是这种描写方法下产生出来的完美的人物形象。


  

  作者在对《西游记》中神魔世界的描写时,通过将幻象世界中的人物、神仙、妖魔、鬼怪,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争斗,他们所处的那种幻化了的仙境、天堂、鬼域、魔界这些扑朔迷离的环境,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幻象世界的离奇景象⑽。其实,作者正是用这样的幻象描写,来为我们揭示了明朝中期现实的社会投影。作者在塑造孙悟空这一形象时,也就必然地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正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孙悟空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中国小说史》引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西游记》的评价④,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⑾ 的确如此,从《西游记》所描述的神魔世界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看到作者的心境。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明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年),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据史志记载,吴承恩自幼聪明,博及群书,读过大量的野史稗编,也写过不少好的诗文。成年以后很想以科举进身,然而却屡试不中、很不顺利,直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只是相当于县丞一类的闲职小官,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⑿ 《中国小说史》说,吴承恩创作神魔题材的《西游记》,“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十分黑暗的时期,为压制民众和知识分子,锦衣卫四出,文网森严,官吏贪虐,世风日下。吴承恩曾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的感慨”④。他笔下的孙悟空能大闹三界,天地不惧,斩妖除魔,于世风之处而独立巍巍,于重压之下而凛然反抗,正是作者心愿的投影,也是当时民心民意的反映。

  笔者认为,小说为了进一步衬托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还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以重墨:

  一是通过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黑暗,表现孙悟空的反抗精神和明辩是非的能力。

  《中国小说史》指出,“以玉皇大帝为首的等级森严的天宫神权世界,实际上是人间帝国在天上的投影”④。作者通过对虚幻的神权世界的描写,揭示了现实社会的丑恶。在作者的笔下,那三界主尊的玉皇大帝,不过是一个残暴昏庸、玩弄权术而又专横自用的独夫。他残暴无情,为了惩罚天竺国凤仙郡侯,便降灾全郡,三年不雨,致使百姓遭殃,“三亭饿死两亭人,一亭还似风中烛”。他昏庸无能,不辩是非,赏罚失当。让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去养马,结果被一个造反的猴子闹得六神无主,一筹莫展。这样,则更加显示出孙悟空敢于反抗、敢于造反的大无畏的精神。

  天上仙境如此,地上王国亦同。《西游记》中写了九个人间国度,这些国家也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其君主几乎都是昏君、暴君,或是贤愚不分,人妖颠倒,把吃人的妖精当成“救世之栋梁”;或是暴虐无道,残忍之极,竟强征1100多个小儿剖肝挖心当作“药引子”;或是贪念情爱,误国误民,以至不理朝事、不顾社稷民生;等等。相反,孙悟空却火眼金睛,看清世间妖孽,不被妖魔鬼怪的变化和假象所迷惑,而且横扫妖魔,救难百姓。

  二是通过嘲讽、鞭挞佛、道的伪善,表现孙悟空执着追求和勇于向上的不懈品质。

  在《西游记》中,西天路上的许多妖怪都与上界的佛道诸神有密切关系。这些妖魔鬼怪的所作所为,也都得到这些神道的指使或默许,形成了一张撕不破的大网。恰如三狮驼山上的李长庚道长所说:“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五百罗汉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王曾与他为友,八洞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地隍以宾朋相爱”。每当孙悟空千辛万苦把那些作恶多端的妖怪打败,现出了原形,即将丧生金箍棒之下时,那些神佛就不请自来,以帮助降妖为名,行保护妖魔之实,还美其名曰“收了妖怪”。这些妖魔其实原来就是这些神佛的麾下之物,有的是坐骑,有的是鹰犬,有的是门生,有的是宠物,它们到人间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被孙悟空打败了,理应“斩立决”,但是,却被上神收了,到了天上还是又归神位,官复原职。相反,孙悟空路见不平,奋棒就打,横扫妖魔,对那些伤害人民的妖魔鬼怪毫不留情,其憎爱分明的立场实可称赞。

  三是通过神佛相向庇护和诸神天将无能的表现,反衬烘托孙悟空一身正气、不惧重压的造反精神。

  尽管小说以到西天取经为题材,但是笔锋中也常常流露出轻佛的思想。在小说中,大慈大悲、善施广济的如来佛,其实也徒有虚名,用孙悟空的话来说,他是“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叫我等来取”。在第九十八回,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灵山,拜见了如来,在取得佛经时,因阿傩、迦叶索贿未遂,只给了他们一些白纸。事发后,孙悟空怒告如来,如来非但不责怪阿傩、迦叶,反而替索贿辩解。唐僧只好把化斋的紫金盂奉上,才换了有字的经书。西天其实也和人间一样,充满了污浊之事。在用人上,也是如此。天蓬大元帅因醉酒失态戏嫦娥,被打了二千锤,投入猪胎。卷帘大将醉酒失手打碎玉琉璃,被贬流沙河,还要每七日一次将飞剑穿胸肋百余下。孙悟空本事了得,却只封了个“弼马温”,后来等到孙悟空反了,才又封了个有名无实的“齐天大圣”。但是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私自下凡,在波月洞当了十三年的妖怪,摄宝象国公主为妻,吃人度日,被孙悟空打败,生擒到天宫,玉帝给他的处分却仅仅是到太上老君那里烧火,还带俸当差,有功时还可以官复原职。可见仙界佛界相向庇护。至于玉帝驾下的诸天神,大都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草包。他们顶着天神的尊号,号称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却斗不过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在这里,对宗教制造的天国诸神的亵渎,实是对现实世界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批判。笔指神道,意嘲人间。这样,反而更加衬托了孙悟空本领高强,一身正气的精神风貌,让人们对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更加喜爱、更加崇尚、更加赞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孙悟空的艺术形象,不仅在他地府除名、龙宫借宝、大闹天宫时光辉夺目,就是在他身压五行山,以及以后的西天取经过程中,也是一身正气,胆识超人,有勇有谋,本领高强的英雄形象。他的敢于斗争,嫉恶如仇, 战胜一切邪恶势力,横扫一切妖魔鬼怪,荡清世间一切不平的勇敢形象,正是正义的化身,战士的化身,英雄的化身。


  

  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塑造,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在描写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符合事物发展的进程,符合作者创作的目的和思想意识演变,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情况。

  (一)《西游记》中孙悟空前期的形象的特点,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

  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明朝中后期, 当时社会皇帝昏庸,荒淫享乐,不思治国,致使宦官佞臣专制独裁;在思想上则大肆宣传程朱理学,鼓吹“民轻君重”,维护封建统治。作者认为君主与臣民在人性上既无高低上下之分,也无贵贱远近之别,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有他的自由和尊严。《西游记》正是带着这一观点来到世上的。它否定君主的尊严和神圣,提出人人平等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通过《西游记》的主人翁孙悟空前期的形象表现出来。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感,对于程朱理学束缚的反抗,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仇视,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不满,以及对于缺乏个性和自由而造成思想压抑的无奈,却没有办法表现出来,作为一个文弱书生,公开对抗的结局不可能胜利,只能是牺牲。所以,作者则寄希望于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借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来洞察社会,借孙悟空的口来大骂人间不平,借孙悟空的嬉笑怒骂来戏弄达官显贵,借孙悟空大闹三界来对抗统治欺压,借孙悟空的金箍棒来横扫一切妖魔鬼怪,这样淋漓至尽、痛快至极,又避免了直接对抗的危险。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应该、也只能如此选择的一个明智的发泄途径。

  (二)作者描写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是想说明封建压迫这一事实。

  虽然孙悟空在反抗天宫统治者的斗争中,英勇无畏、顶天立地,一个筋斗云能打十万八千里,然而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最终仍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后来观音菩萨又骗孙悟空带上紧箍儿,并教唐僧念紧箍咒来管束悟空,逼迫悟空乖乖地听话。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实际上这是社会现实给于作者思想上的紧箍儿。同时,也说明在那样的时代,才能不被重视,能人不被重用,思想受到压制,可又那样的无可奈何。

  (三)作者描写孙悟空在西行取经路上扫魔打怪,机智勇敢亦不减大闹天宫时的威风。

  这正是想通过这样的描写,说明作者想坚持斗争的意念。吴承恩这个封建时代的进步文人,虽然有反抗精神和斗争意识,但还不可能有彻底地反封建主义的阶级观点,因而就决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权威。而且,对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故事的基本间架,作者也只能顺应、发挥和完善,却很难加以过大的改变。

  (四)《西游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的问题。

  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如此有才华的青年却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⑿。这样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考中的人才,他只能把自己的希望,把自己的理想人格,把自己满腹的思想抱负和不满的情绪,寄托在他的巨著《西游记》上,通过孙悟空这位“斗战胜佛”表现出来。这就是吴承恩塑造孙悟空形象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对封建统治者寄有某种希望,一方面期望孙悟空式的英雄人物,要检束自己的身心,不可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思,应为“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而竭尽自己的智勇胆识;另一方面,期望封建统治者不要弃置这等有才有胆有识的英雄人物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而应给予他们以效力“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的用武之地。认为自由平等观念是人的天赋,合情合理的。再一方面又认为若不加以适当的制约而任其放纵,则又会使人无“法”无“天”。所以观世音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儿,也是应该的,是为了约束孙悟空的行为,以免他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处理方法,正是表现出了作者的思想局限和无奈。

  作者虽然无法跳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但这绝不会影响这部伟大著作的光辉,更不会影响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的光辉,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永远是高大的、丰满的、健康的、完美的!

  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可磨灭的。本文虽然想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但总觉得力不从心,分析和探讨十分粗浅,或许还会有许多错讹之处。在此,只想抛砖引玉,以望共榷。

  (2004年7月)

 

 【参考文献】:

  ⑴、曹健民主编,《中国全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⑵、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⑶、羽人编著,《中华文化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7。

  ⑷、刘荫柏主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⑸、苏岗编,《中国小说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⑹、焦艳丽、汤顺利主编,《世界奇书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⑺、田同旭,《“情”与“理”的战斗—〈西游记〉主题新论》,《西游记文化学刊》(第一辑),2004年,在网上下载。

  ⑻、刘汉民、舒欣编著,《毛泽东诗词集观》,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⑼、欧阳健主编,《中国神怪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⑽、何锡章,《幻象世界中的文化与人生—西游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⑾、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⑿、淮安市文史办公室,《淮安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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