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那几年，在京城经济日报社内参部的日子，像一卷浸着烟火气的老胶片，每一帧都印着“较真”二字。内参于我，从不是轻飘飘的“内部参考”，而是架在政策与民生间的传声筒——得让基层的呼声被高层听见，让决策的光照进角落。

　　刚接手写内参时，内参部主任、主编拍着我肩膀说：“你老兄懂，这内参文字不能飘，得砸在地上能出声。”后来跑河南辉县那次，才算真懂了这话。农民产权纠纷闹了大半年，我在村里蹲了五天，白天跟着老乡往田埂上跑，听他们数着被占的地亩数；夜里就着煤油灯翻政府政策文件，核对每一条法规细则。

　　有人劝“差不多就行”，可内参里的每个数字、每句证言，都连着老乡的生计，差一分都可能让问题跑偏。

　　写内参得有点“医生思维”——不仅要诊出病症，还得开好药方。河北井陉县搞文明建设，我没盯着光鲜的宣传栏，而是蹲在社区议事厅里看居民吵吵闹闹：张大妈说垃圾桶摆得远，李大爷嫌广场舞音乐吵。

　　跟着他们磨了三天，才理出“硬件改造得跟着需求走，矛盾调解得有地方说话。”的门道，写进内参里。后来听说当地照着改了，心里那个踏实，比登报还舒坦。

　　当然，也有硬碰硬的时候。河南邓州的造纸厂排污，我去了三次。第一次被厂方堵在村口，递烟塞红包，我攥着采访器材没接；第二次借住在老乡家，夜里跟着他们摸黑到排污口取水样，回来时裤脚全是泥；第三次带着环保检测报告找到主管部门，有了真凭实据，一条一条摆数据，盯着他们在材料上签字。

　　那篇内参发出去没多久，就听说厂子被勒令整改，老乡打来电话，声音里都是笑：“洛记者，水清亮了，俺们能浇菜了！”

　　跑得多了，老乡们见了我就喊“洛钊（老赵）”，这称呼就这么被叫开了。他们不管我来自哪张报，只认“这人肯听咱说话”。有次在周口，一位老汉攥着我的手不放，粗糙的掌心磨得我生疼：“俺们不会说漂亮话，就信你这支笔能替俺们把理说透。”

　　八年里，写下的200多篇内参，记过山西高院庭审的公正，也曝过村官侵占集体资产的黑幕；写过社区食堂让独居老人暖胃的暖心事，也揭过扶贫款被挪用的糊涂账。每篇稿子后面，都藏着很多人盼着解决问题的脸。

　　有人问我，内参不公开，写得再用力，又有多少人知道？可我总想起辉县那位大娘，把刚摘的黄瓜往我包里塞：“老师，你写的那些字，俺们看不懂，但俺的地要回来了，这就够了。”

　　是啊，够了。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让那些藏在角落的声音，能顺着墨迹往上走，走到该去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内参的意义——不必在阳光下喧哗，却能在暗处点亮一盏灯，照得见路，也暖得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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