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二百五十九
霍光长期辅政专权，成为最重要的权臣。即使在霍光去世后，他的影响依然很大。霍家的权力已经威胁到皇权，这就使得汉宣帝必须除掉霍氏家族的势力。《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了这段历史，原文如下：
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既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馀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
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出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戊戌，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究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廷尉史巨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我们首先来看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家族长期权势显赫，内心早已不满。等到他亲自处理朝政后，任命御史大夫魏相为给事中（加官，可出入宫廷）。霍显（霍光之妻）对霍禹、霍云、霍山（均为霍光子孙）说：“你们不努力继承大将军（霍光）的遗业，如今魏大夫担任给事中，一旦有人挑拨离间，你们还能自救吗！”后来，霍氏与魏相的家奴因争路起冲突，霍氏家奴闯入御史府，甚至想踢魏相的家门；御史（魏相下属）磕头道歉，家奴才离开。此事传到霍氏家族耳中，霍显等人这才开始感到担忧。
不久，魏相升任丞相，多次在非正式场合（燕见）向宣帝议论政事；平恩侯许广汉（宣帝外戚）与侍中金安上等人也能直接出入宫廷。当时霍山兼任尚书（掌管宫廷文书、传达诏令），宣帝却下令让官吏百姓可直接上奏密封的奏章（封事），不必经过尚书；群臣朝见皇帝也可单独往来，于是霍氏家族对此非常厌恶。宣帝隐约听说霍氏曾毒杀宣帝原配许皇后，但尚未查实，便先将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将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外放为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将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外放为蜀郡太守，将霍光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外放为武威太守。不久，再将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掌管皇室财政。戊戌日，宣帝改任张安世为卫将军，将未央宫、长乐宫的卫尉，以及城门、北军的兵权都交给了他；任命霍禹为大司马，却让他戴小官帽（规格低于霍光旧制），且不授予印信绶带；撤销了霍禹的驻军和官属，只让他保有“大司马”的空名，与霍光当年的大司马职位名义相同却无实权。又收回了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信绶带，只让他担任光禄勋；霍光的中女婿赵平原本任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掌管驻军，宣帝也收回了他的骑都尉印信绶带。凡是掌管胡骑、越骑、羽林军以及两宫卫尉所属驻军的官员，都被宣帝换成了自己亲信的许氏（外戚）、史氏（外戚）子弟。
当初，汉武帝在位时，频繁征调百姓服役、缴纳赋税，导致百姓贫困消耗，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犯法，作乱之事层出不穷。于是汉武帝让张汤、赵禹等人逐条制定法令，出台了“见知故纵法”，也就是知道他人犯法却不举报，以纵容罪论处。“监临部主法”，监管官员对下属犯法负有连带责任。同时放宽对“故意加重刑罚”的惩处，却严厉追究“放纵罪犯、减轻刑罚”的责任。此后，奸猾的官吏们纷纷钻法律空子，互相攀比效仿严苛执法，法令的网罗越来越严密，条文也越来越繁琐苛刻，公文堆满了桌案楼阁，负责主管法令的官员都无法通读全部内容。因此，各郡国在沿用法令时出现混乱，有时罪行相同，判决却截然不同；贪官污吏趁机操纵法令谋利，想让罪犯活下来，就找“从轻量刑”的案例附会，想让罪犯被处死，就找“从重定罪”的案例比照。议论此事的人都为百姓的冤屈感到痛心。
廷尉史（廷尉下属官员）巨鹿人路温舒上书说：“臣听说，齐国发生公孙无知之乱，齐桓公才得以兴起；晋国发生骊姬之难，晋文公才得以称霸。近代赵王刘如意（刘邦之子）不得善终、吕氏家族作乱，孝文帝刘恒才得以成为太宗（庙号）。由此可见，祸乱的发生，往往是为了让圣贤君主登上历史舞台。在变乱之后继位的君主，必定会推行与过去不同的恩惠政策，这是圣贤君主彰显天命的方式。过去昭帝去世后没有子嗣，昌邑王（刘贺）因淫乱被废黜，这正是皇天为陛下（汉宣帝）这位至圣君主开辟道路啊。臣听说《春秋》重视君主即位的正统性、天下一统的原则，且注重开端的规范。陛下刚登上至尊之位，天意与人事相合，应当改正前代的过失，规范即位后的统治纲领，废除繁琐的法令条文，消除百姓的疾苦，以顺应天意。
臣听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条至今仍在延续，那就是负责司法的官吏（滥用刑罚）。司法是天下最重要的大事：死去的人不能复活，断裂的肢体不能复原。《尚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承担“不按常规执法”的责任。’如今负责司法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驱使，把严苛当作明察，执法越严酷的人越能获得‘公正’的名声，执法平和的人反而多有后患。因此，负责司法的官吏都想让罪犯死——并非他们憎恨罪犯，而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就在于让罪犯被处死。于是，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受刑的囚犯多得肩并肩站立，被判处死刑的人，每年数以万计。这正是仁圣君主感到痛心的原因，太平盛世未能实现，全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人之常情是，生活安定就乐于活下去，遭受痛苦就想一死了之。在严刑拷打之下，罪犯还有什么供词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就会编造虚假的供词；官吏们利用这一点，就会引导囚犯明确‘罪行’；上奏案情时担心被驳回，就会反复罗织罪名、歪曲事实，让罪名成立。等到判决文书完成，即使是古代善于断案的皋陶（舜时司法官）来审查，也会认为罪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罗织罪名的证据太多，刻意编造的罪行太明显了。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没人愿意走进去；用木头刻个官吏，没人愿意去对质。’这都是百姓痛恨官吏严苛的心声，是充满悲痛的言辞啊。希望陛下减省法制，放宽刑罚，这样太平之风就能在天下兴起了。”宣帝认为路温舒的话很对。
大臣的权力过大，就会威胁到皇权，甚至危害朝廷的运行。这样就产生了皇权与权臣的权力博弈。这段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汉宣帝意识到，霍家的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于是通过“明升暗降”，比如让霍禹任大司马却无实权、外放霍氏亲信、替换兵权等手段，逐步削弱霍氏势力，本质是君主集权与权臣专权的对抗，最终目的是收回旁落的皇权，巩固统治正统性。我们看到霍氏因霍光辅政长期掌权，已威胁皇权。
这段文字还说明严刑峻法的危害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汉武帝时期的法令繁琐严苛，导致官吏滥用职权、百姓冤屈丛生，路温舒的上书直指核心，司法是“天下之大命”，过度严苛会背离仁政、激化社会矛盾；汉宣帝认可其观点，体现了“仁政需轻刑”的治国理念，也为后来汉朝“中兴”奠定了法制基础。
这段文字还说明了一个朝代“乱后求治”的治国逻辑。路温舒提出“祸乱兴圣贤”，强调变乱之后的君主应“改旧失、施恩惠”，这一观点契合汉宣帝的处境，他在继位前经历昌邑王被废以及霍氏专权，也成为古代君主“拨乱反正”的重要治国思路，通过修正前代弊端、顺应民心，实现政权稳定与盛世。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