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回国休整、参观云南石林风景区
1966年10月，炮六十九师见学人员随同高炮六十七师一同从越南换防回国。部队摩托化行军到昆明，接到昆明军区首长的指示后，乘火车回济南军区。
回国时，炮六十七师领导分配我同赵跃武副师长同乘一辆汽车。当汽车从麻栗坡踏上祖国的土地后，我两人计划中途经过石林风景区时，停车休息参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石林座落在弥勒县境内，分布面积四十万亩，包括大石林、小石林、外石林、芝云洞、奇风洞、黑松岩、藏湖等处。石林中心地区十分集中，石笋尤如万顷竹林、高低不等。高的直插云天，有几十米高，低的也有十几米的样子，笔直笔直的，成圆锥形，间隔三、五米不等。石林中有小溪流水，人行小路，奇峰危石，千姿百态。石林像竹林又像树林，成林成片，十分壮观，巧夺天工。大自然的造化，美极了，神奇极了。
云南地质属石灰岩，经过千万年水流的冲击，太阳的照射，以及风吹侵蚀，逐渐形成今天的奇景。
石林设有管理局负责维护、管理，那天我们就在管理局的食堂里就餐。食堂对外营业，汤、菜、饭都有，赵跃武同志请客，我二人美美的吃了一顿饭。
进入昆明市后，炮六十七师师部住在城外原炮四师师部所在地，兄弟部队热情的给让房子。因工作十分紧张，没有外出活动的机会，我从驻地给周文龙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欠意，不能登门拜谢了。
炮六十九师见学团乘火车回程中，经过贵州境内，这里山高山大，山多，火车从山洞里钻出来后过铁桥，再钻进山洞内，如此反复，不知经过多少洞，经过多少大桥。
火车行走在大山里，如同节日里群众耍龙灯，蜿蜒曲折，这和北方平原地区大不一样。
王卫兵
路是人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自己的坎坷和不平。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与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从旧中国的“国破山河在”，到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中，有困难，有挫折，也有伟大的成绩。新中国的发展史，符合社会学中所讲的国家发展道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功绩。
我的父亲王敬斋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讲了他从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基本情况。在我父亲后边写的《回忆录》中，开始讲“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文章中涉及到具体的人物时，尽量用“XX”号来代替，涉及到炮六十九师的人物时，用“炮六十九师负责人”来代替。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在《中共党史》中讲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时，都是用真名实姓，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不止是十年的动乱，同时带来了十年政治经济上的大损失。这个损失，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为“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平反才真正结束。
在《中共党史》第二卷第906页中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看《中共党史》第二卷958页的文章。）
四十一、“文化大革命”动乱
王敬斋《回忆录》：1967年7月初，高炮六十九师移防到长清县（从益都县移防）。自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后，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移防后，军区炮兵决定我师在长清县参加支农。为此，师党委常委分工由我和副师长王熙和带师直三个连队执行支农任务。
“文革”开始后，各地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学生为主开始造反，并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各地方政府、地方党组织由于红卫兵组织夺权，造成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瘫痪，不能正常的开展工作，影响工、农业生产。中央吸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闹大饥荒的教训，命令部队开展支农的工作，协助地方党政机关抓好农业生产。
十月，正值小麦播种期，是农村大忙的季节，我们部队每到一个公社，就召开各村的群众大会，动员农民把小麦种足种好，以保证明年夏季的丰收。同时，按照上级的要求，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确保农田里应该种小麦的地方，都能种上麦子。
长清县，当时有八个人民公社，我们支农部队从一个公社到另一个公社，不断的做宣传动员工作，但我们不介入当地的群众运动，上级没给这项任务。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支农部队走遍了长清县所有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任务。由于解放军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对县里的秋种秋播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也是明白人，不种地吃什么？
1967年11月，部队由支农转为支左，奉命介入群众运动，这是一项新的、没有经验的工作。
早在1967年的1月，王X文在上海夺权（看《中共党史》第二卷782页），并得到张X桥和姚X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支持，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夺取了当地党政机关的权力，从而在各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对于夺取地方党政机关领导权的问题，当时在群众中出现了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因而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分裂，这就是后来称之为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两种派别。但是，两派双方都说自己忠于中央的革命路线，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在“文革”期间，毛主席称“王、张、江、姚”等人为“四人帮”。）
很快，各地的文斗开始转变为武斗，强夺枪支，还出现了大的伤亡事件。这时的群众运动，已经走到中央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外，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动乱的局面。
为此，中央决定由解放军派出工作组进行三支两军的工作。即：支农、支工、支左。两军是对党政机关、工厂和学校进行军管，以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
（我父亲在“文革”开始后，除支农外，又先后在长清县和济南军区印刷厂支左，都取得了成功，平息了长清县和军区印刷厂里的武斗苗头，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支左任务。当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是全国性的，决非军队干部可以管的住。对“文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中共党史》第二卷、第二十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文。王卫兵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