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上，克服战争年代留下的重重困难，逐步走上了发展之路。到1950年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由此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国家进行了工矿企业的改革，把旧官僚资本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让人民当家作主，从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终归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差，一穷二白。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困难、有挫折、有起伏也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国是在走一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学《党史》，就是要从历史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国家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看《中共党史》第二卷上册）
——王卫兵 2021年5月
三十一、大跃讲，人民公社
王敬斋《回忆录》：1958年5月，中央作出了开展大跃进的决定，以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解放后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热切希望早一天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所以，当中央发出大跃进的号召时，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一呼百应，特别是贫穷的农民最踊跃。在大跃进的运动中，许多地区开始出现极左的倾向，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要放“卫星”。有的地区在上报小麦亩产时，说亩产能达到7000斤，其结果是要多交公粮。为此，干部让农民种地多下种，搞密植，一亩地播小麦种子15斤，20斤，30斤，实际上种小麦每亩只需要8斤种子。结果，春天时农田里的麦苗太密集，生长不起来，又被迫进行人工减苗。当时，基层干部高报产量给中央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农业在大跃进运动中能大丰收。
建国后，全国各地区组织起初级农业合作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8年，各地区又把农业社改建为人民公社。之后，开始在农村办集体大食堂，全村几百人，上千人在食堂里大吃大喝，给村集体造成很大的浪费。到1958年年底，许多村庄的大队仓库里空空如野，没有粮食了，各地区开始出现闹饥荒的情况。（看《党史》。）
工业方面，当时提出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在1958年内钢铁产量实现1000万吨。但那时国内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缺乏大型炼钢炼铁的设备，于是全国各地开始大建小高炉（土法炼铁），扩建炼钢厂。由于铁矿山供应不上铁矿石，各地便发动群众砸锅炼铁。土法炼铁的技术非常落后，炼出来的铁工厂无法使用，最终造成巨大的浪费。同时，由于大炼钢铁，1958年生产的农产品有许多没有收回入库烂在了农田里。大跃进运动的损失是严重的，缺乏科学精神，突出冒进，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国民经济走到了破产的边沿，全国各地开始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其中安徽、河南、山东三省最严重，经济工作出现了全国性危机。（看《党史》。）
此后，党内党外要求纠正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回到实事求是的传统上来。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写了一份万言书，以调查来的农村情况说明农业的形势很严重，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反而因此事被撤销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之后，黄克诚（大将）、邓华（上将）、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等高级将领，因拒绝批判彭总，都被免去军内职务，调到地方去工作。几年后，彭总被下放到大三线去负责经济建设，庐山会议也由此载入史册。好在历史证明彭总手里握有真理（看《彭德怀自传》），当年对他们的处理都是错误的。（看《中共党史》）
连续几年的粮食欠收，给部队的供应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到1962年的春天，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了大会，中央领导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左的错误被纠正了，农业生产开始逐渐的恢复。
大跃进的错误被纠正后，到1962年的秋天，国民经济走出了最困难的“谷底”，开始回升了。（看《中共党史》第二卷，598项）
三十二、北京——政治学院学哲学
1958年春，军委政治学院开办军、师、团三级干部哲学短期学习班，五个月的学期，上级决定让我去学习。这是建国后第一次有机会到解放军最高学府之一，解放军政治学院去学习，我格外高兴。
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在职干部，以大军区为单位编班，军、师、团三级干部混合编组。这种编组的形式有很多好处，最主要的是有益于取长补短，增强学习效果。
1938年我到陕北入伍后不久，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经学过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对个人的思想启发很大，文化水平也提高很多，尤其是哲学中的三大定律：即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学过哲学之后，好似一把钥匙打开了头脑，思想见解大解放。
一晃二十年，重又来到解放军最高学府，专门来学习哲学，真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机会。二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刚走进人民军队的青年人，而今已是一个有二十年军龄的解放军师一级的干部了，时光如梭。
到校后，我们在政治学院里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认识论）和《矛盾论》（方法论）这两篇文章，令人印象深刻。人生旅途好似蒙蒙细雨，许多人看不清前进的方向，但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后，就如同有了望远镜，前面的目标清晰、明确，为做人做事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我们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还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三十三、南京——高射炮兵学校学射击
1959年春夏之交，南京高射炮校办营、团长集训班，目标是培养高炮部队营团级干部的指挥作战能力。
当时，我是高炮六十七师政治部副主任，我在做炮兵部队政治工作时，深感不懂高炮技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工作中有时很被动，于是我要求参加南京高炮营团级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以增加高炮方面的知识，掌握一定的射击技术，为今后开展炮兵部队的政治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上级批准了我的要求。
南京高射炮校设在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这里原是总参高级步校旧址。炮校院子开阔，高楼大厦，条件很好。1956年我在沈阳高炮基地工作时，为了取经曾多次到沈阳小河沿高射炮校去见学，后来沈阳高射炮校迁到了南京，现在南京高射炮校的校长是吴忠太，他曾经担任沈阳高炮基地的司令员，我任政治处主任，互相间很熟悉。
1959年时我已经39岁，到了不惑这年，由于一心想学点高炮技术，因此在学习上劲头十足，精神也很集中。因为我在高炮技术上是新兵，所以每到星期天时我还多用半天的时间，到兵器室去复习兵器科目。这样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兵器课程跟上了进度。到年度考核时，我抽到的试题是拦阻射击。拦阻射击在当时是最难的课题，结果我反而考了一个最高分，5分（5分制），超过了许多营长、团长们，大家感到很吃惊。高射炮打的是天上飞行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速度快，这是榴弹炮、加农炮等火炮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南京高射炮校学习时生活不算好，学员在食堂就餐时每桌8个人，只有四样素菜，油很少，也不见肉。吃饭时菜不够吃，大家就往菜盘中加酱油，以增加盐味。
当时受大跃进的影响，农业生产很不景气，市场上各类物资严重匮乏，许多商品都供应不上，而且物价还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