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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收复失地，美国军队进驻天津，据说当时天津市民夹道欢迎美国军队（这是母亲的叙述，于是我就想，要中国人夹道欢迎谁真的很容易）。就连日本人的受降签字仪式，也是美国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和日本人签署的，虽然是代表蒋介石。
母亲从懂事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一直就被外国人管着。所以，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仍然受穷受苦，她觉得这根源是因为小日本和美国佬。
后来，经过三奶奶的介绍，母亲和三奶奶的大女儿大俊一起去了当时天津最大的纺织厂“北洋纱厂”。
中国的纺织业最先兴起的城市都是有被外国占领的历史，上海、天津、青岛。
天津的北洋纱厂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几个开棉纱庄的资本家合资而成。这个纱厂用了大量的童工，时至今日还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童工们居住的工房（宿舍）的原址。
母亲回忆第一次到了纱厂的时候说：“车间里特别的潮（母亲去的是细纱车间要保持一定的保持湿度，这是防止纱线断的条件之一），我们进车间以前要换衣服，纺织机的响声大得听不见人说话，机器上无数的线筒转的让人头晕。”
在纺织厂里，细纱车间是最辛苦的。夏天很热但不能开电扇，怕的是吹断了线头。纺织工要不停的在机器前来回的走动，要及时把断了的纱线接好。剧统计，一个纺纱厂的细纱工人一天的路加起来有三十公里长。母亲因为这个原因，最后落了大腿静脉曲张的职业病。
“纺纱厂虽然累，我照样是带着一个窝头去上班，可是比起我过去干的那些活来说，我觉得好多了。起码冬天不冷了，不用担心脚会冻烂了。工厂里有热水喝，还发给我们围裙和帽子。我干的挺起劲，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能单独盯机器了。”
从那个时候起，母亲直到她得了卵巢瘤做了手术转到工会图书馆工作，整整干了二十一年。退休以后，弟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父亲那一年正好因病去世，学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我那个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挣的钱维持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结余，更不用说能帮助弟弟。
弟弟拿着通知书问母亲：“妈，要不我不去了。”
“干嘛不去？学是一定要上的！”母亲说。
我答应每月给弟弟五块钱零花钱，母亲说：“你把你儿子喂好了就行，我儿子的事不用你。”
那个时候，国棉厂下来了很多淘汰的纺纱机，有南方人把这些机器买回来，在城市周边开了私人纺纱厂，已经退休的母亲又去了一家私人纺织厂去做细纱工人，又干了三年。
就在母亲在北洋纱厂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上，一九四九年的冬天，眼看着就要过节了，马路上的情况和风言风语让母亲觉得，天津要出大事了。
那一年，马路上的街道路口堆放了很多的沙袋，海河的边上修筑了混凝土的堡垒，街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警察会在主要的街道路口盘查行人，晚上不许上街，母亲下班很晚，常常被盘查一番。
这天，从来不跟院子里街坊说话的高先生对院子里的人说：“晚上不要出去，最好白天也不要满处走，天津被解放军围上了，要打仗了。”
“那上班怎么办？”母亲说。
“工厂这几天也许就关闭了，你没地方上班去。”
为什么要把天津围上？为什么要打仗？解放军是什么人？这些问题母亲根本就闹不清楚。
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对母亲说：“从明天起你就别去上班了。”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人们听到了枪炮声，开始是如雷鸣一般，最后居然能把城里房子的玻璃都震碎了，所有的人都猫在屋里胆战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