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天津战役
1948年11月底，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奉命进关，气势如虹，威武雄壮。我
军步兵、炮兵、装甲兵、骑兵、多头并发进入河北，这对国民党来说，尤如泰山压顶，不是好消息。当时，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统一由傅作义指挥，国军从包头到呼和浩特，到北平、天津、塘沽一线，布置了约六十万军队。
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后，加上华北人民解放军，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我军的总体作战计划是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华北野战军首先把北平与张家口之间的铁路给切断。之后，傅作义集团的主力第三十五军，为避免被歼灭，开始从张家口向北平撤退，在途中敌三十五军受到我华北野战军的强力阻击，最终把敌三十五军包围在新保安城内。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击退敌一〇四军的增援，在新保安吃掉了敌三十五军，这是平津战场上打的第一场歼灭战。
我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入关后，包围了天津国民党守军，切断了天津至塘沽间的铁路线，堵死了国民党守军从海上逃走的道路。
这时的傅作义认为，如果执行蒋介石让他向南撤退的命令已经很难，同时他还怕蒋介石日后翻脸，灭掉杂牌军部队，因而开始与我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委员罗荣桓、聂荣臻）和谈。傅作义在和谈中，认为自己手上还有数十万军队，对接受我军的和谈条件犹豫不决，自认为还能一搏。为此，中共中央命令平津战役总前委，坚决迅速地消灭掉天津城内的国民党十万守军。
平津战役总前委按照中央的命令，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便全歼了国民党天津守军陈长捷部。
解放天津的战役是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同志的指挥下打响的。战役开始的时间是1949年1月14日上午。天津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各部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迅速突破天津守敌的道道封锁线。到1月15日2时，解放军会师金汤桥，天津守敌防线被拦腰斩断。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解放了天津市，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林伟俦和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等高级将官悉数被俘。
天津守敌被歼灭后，傅作义不再讨价还价，接受了我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市，从而保存了这座有千年历史和文物的古城。
天津战役，是第四十九军炮兵团成立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当时军炮团的主阵地设在天津西南角的一座砖窑厂内，一营一炮连的阵地靠前，距天津守敌城防工事约有五百米远。战斗开始后，一连用了两发炮弹便摧毁了敌人的一座碉堡。二炮连的阵地设在窑厂内，由于连续发射炮弹的时间较长，二连一门三八式野炮身管爆炸了，震得窑厂地动山摇，好在炮防盾起了保护作用，没有发生伤亡事故，实属万幸。（从沈阳市到天津市，距离约为1280里地。）
天津解放后，第四十九军炮团驻防海河北岸的大直沽，这里属近郊区，作为骡马炮兵能驻防城区已经是十分好了。
天津市有不少欧美国家的领事馆，馆内的洋人自以为了不起，因而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仍然是很神气，很傲慢，不愿接受解放军的管理。因此，一些洋人被警告，一些洋人被驱逐出境。新中国，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的乐园。
天津市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人口众多。部队在十二月底住下后不久就迎来新春佳节。利用假日休息时间，我们越过海河，跨过金汤桥来到了市中心的中央商场一带，这里的街景，市容都在我们的参观之列。
十六、南下、探亲、进驻长沙市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被消灭掉，长江以北地区全部解放了。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转入准备渡江和休整阶段。（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部队在平津地区休整，转眼间将近两个月。四月初，第四十九军炮兵团奉命从天津乘火车南下，经济南、徐州到达河南的商丘后下车，在此集中休整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商丘离我家九十华里地，我准备借此机会探家一次。
为此，我向团政委李冰请了假，得到批准后的第二天，我带上通讯班长起程了。从商丘驻地骑马当天就可以到家。
从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到今，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了，家乡是什么样子？家中有什么变化，父母双亲还健在吗？这些都是脑子中的问题。一路上快马加鞭，归心似箭。
途中路过代口镇，这里是我二姨娘的家，因此顺利到她家去探望。二姨娘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家里没有农田了，日子过的很艰辛。
我进门后见二姨娘正忙着纺线，还看到二舅也住在这里。我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坐了不长时间便告辞了。
老人有难处，生活困难，没有办法招待我们吃饭，过意不去一再解释。我觉得多年没见面了，见一面就觉得十分亲热，招不招待不算什么。
当天下午天黑前到家了，见到了父母双亲及二弟、三弟及老祖母、叔父等亲人。家里的生活也清苦，吃粗粮面，我带回来两干粮袋大米，成了家中老少饱餐两顿饭的唯一细粮。由于时间限制，在家中住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就匆匆离家归队了。
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修通后，我部乘火车到漯河车站下车，向南阳方向前进，上级指示炮团到湖北襄阳集结。第四十九军属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
我炮兵团到襄阳后宿营在汉水江边上的张家湾，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庄。此时正是襄阳的麦收季节，农村场院内堆满了刚收割下来的麦子。
这天营以上干部从军部开会回来时，乘坐在一辆带有车棚的中卡汽车上，车由团参谋长周兴生同志负责开。当中卡汽车开上汉水河岸边时，由于车速太快，加上周兴生的驾驶技术也不太好，车辆滑下河堤，连续翻了几个圈后四轮朝天在汉水河边停下，如果再翻一个滚全车人就会掉到河里去，好险。
当时团政委坐在前座上，汽车电瓶里的硫酸流跑出来，洒在他的上肢上，烧出一块块伤痕来。还好，没有出现重伤员，但每个人都腰酸腿痛好几天。
隔了几天，第十三兵团首长下达命令，调四十九军炮兵团一个营归兵团建制。炮团首长认为炮一营各方面的工作做的都比较好，因此决定调一营归兵团炮兵团。当时炮团领导向上级提出了一条意见，尽可能不要拆散这个营。
以我为首，副营长丁纪元、副教导员柴守忠，我们三人来到了十三兵团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接见了我们。彭明治是新四军三师七旅的老首长，我见到他后问道：“首长还认识我吗？”彭说：“认识，你们稍等，程子华司令员接见你们。”
很快，程子华司令员从屋里出来，他对我们说了些鼓励的话。
调归十三兵团炮兵团后不久，我们接到一项战斗任务，从宜昌地区过江，为步兵部队提供火火力支援。我营火炮挂到大汽车上出发了，走到中途又传来上级的命令，说国民党军队从南岸撤退了，命令我营仍归建制，到江陵待命。第十三兵团炮兵团原为第三十八军炮兵团，在1949年3月，兵团将第三十八军炮兵团改为第十三兵团炮兵团。
湖北江陵地区五六月份已炎热异常，从东北来的干部战士很不适应。这里气温高，江边湿度大，蚊虫特别多。我营除了干部外，战士都没有蚊帐，再加上水土不服，吃大米不习惯，还有痢疾等各种问题。全团四个营发病率都比较高，一营占50%，二营占40%，三营、四营也占30%左右。大量的病号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团党委决定开展群众性防病运动。
那时，药品仍然是一种比较紧缺的物资。为此，我们主要抓环境卫生、消除杂草和清除污水等环节。打扫院子，黄昏时在院内，房前屋后堆烧杂草，熏蚊子，再结合吃药治疗等方法，使部队中的病号逐渐的减少。
1949年8月6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与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八月中旬我团奉兵团首长的电令移防长沙市，部队从湖北沙市乘坐木帆船，沿长江顺流到城陵矶后进入洞庭湖。
洞庭湖湖面宽广，水天一色，一眼望不到边。洞庭湖水势汹涌，不愧是江南第二大湖泊。
途中，军船靠上岳阳码头后部队登岸休息吃饭。当时码头上有一老乡特意送来青蛙肉炒辣椒让解放军尝鲜。蛙肉味道鲜美，很不错。
饭后，军船沿湘江逆流而上，顺利地进驻长沙市北菜园。进驻长沙市，是解放战争以来我骡马炮兵第二次驻进大城市。
长沙市是一座历史名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实行焦土政策，在日本军队占领长沙前放火烧了一次，引起很大的民愤。抗战胜利后虽然有一定的恢复，但昔日的繁华景象早已荡然无存。
炮兵团住在北菜园，这里紧靠湘江，距北火车站不远。
不久，二野大军在向大西南进军时，从皖南、苏南开来路过长沙市，四野驻长沙市各部队在大街两旁热烈欢迎，长沙市的市民则敲锣打鼓迎接过路部队，热闹非凡。
在长沙市驻军期间，上级曾组织我团干部参观湖南省湘雅医学院，这里的许多科研成果我们从来未见过，增长了知识，开了眼界。
八月下旬，兵团首长批准炮兵团在长沙市招收一批青年学生，以培养炮兵骨干队伍。这批青年学生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战争的锻炼后，从中提拔了一大批连排级干部，还有部分青年干部被保送入学，成为骨干人才。
湖南省属南温带气候，夏季高温，冬季很少见冰雪，因而部队在冬季只发绒衣，不发棉衣。长沙当地的特点是冬季多雨，湿度较大，这和北方冬季干燥有雪完全相反。住长沙时日常三餐以大米为主，干部战士的生活习惯大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