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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肠子的活儿干了两个月，母亲就不再干了，因为每天一毛钱的工资她也得不到保证，监工会经常毫无理由的不给钱。并且她的脚已经连泡带冻的开始红肿和腐烂，她不得不回到家里。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她必须回去的原因，姥姥因为失去丈夫几乎疯癫，除了干活就是哭，家里需要一个人干活，照顾她们。
“我那个时候就学会做饭，其实，那也算不上做饭。粮食少的时候就熬粥多放菜叶，粮食多一点儿就蒸窝头。”
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比她小两岁的妹妹，也就是我从未谋面的姨拉肚子。一直拉到躺在炕上起不来，人已经瘦得走了形。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小胳膊用拇指和食指能掐过来，脸上就剩下一对大眼珠子，眼皮都不会眨。”
韩大爷来到家里对姥姥说：“弟妹，这样可不行，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一个院子都麻烦了，我也得跟着但责任，你得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钱给她看病，姥姥也只有发愁的份儿。果然第二天院子里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和一个背着喷雾器的中国人。
“日本人叫我们把所有的衣服被褥和用品，统统拿到院子的大门外。然后那个背喷雾器的人开始喷消毒液，那味儿难闻极了。”
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带着大口罩，手上戴着胶皮手套，仔细的翻看着包括姥姥在内的所有人眼睛、鼻子、口腔以及身体。
拿到大门外的衣服被褥当时就烧掉，那个病着的姨由姥姥抱着跟随日本人走出了院子。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韩大爷始终在旁边。
“我看见你姥姥抱着你姨走出门外我也要跟着，韩大爷一把把我拉住说，别去孩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听话，告诉你别去就别去。”
天快黑的时候姥姥回来了，只是一个人，她什么也不说，两眼直直的坐在床边。床上有一条街坊们送来的被子和几件旧衣服。
听到姥姥回来的消息，街坊们都来了，但他们没有人进门而是站在门口，只有韩大爷进了屋子。
姥姥看见韩大爷突然发疯一样的扑向他：“你为什么报信儿？她还能活几天？就这几天你就等不了啦？”
姥姥哭着抓挠捶打着韩大爷，韩大爷站在那一动不动，最后姥姥哭的没力气了，他把她扶到了床边坐下说：“弟妹，我是干这个的，我不报信儿也得有人说出去，要是等着别人说出去我的饭碗就砸了，我也有一家子等着吃饭，是我对不起你。”
多年以后，母亲从姥姥的嘴里知道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人用汽车把姥姥带到郊外一个叫王顶堤的地方，那是一辆卡车，姥姥只能坐在货箱里。
车开到到了有一片房子周围用铁丝网围着的地方停下来，姥姥抱着孩子下了车，日本人让那个背喷雾器的人抱过孩子进去，姥姥被拦在了门外。
姥姥原本以为孩子是抱进去看病，因为那房子的墙上有红十字的标志。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从那个房子里没有出来任何人。
一个看门的人看见她站了这么半天走过来说：“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的孩子抱进去还没出来呢？”
“出不来了，烧了！”
“什么……我的孩子还活着！”
“所有拉肚子的人到这都是烧了。”
那天姥姥是什么状况，她怎么从王顶堤那么远的地方走回了家，没人知道。
后来我跟着姥姥生活，她时常会莫名其妙的发火，有的时候会纠缠一件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事没完没了，我总觉得她的神经不太正常，一次放暑假我回到北京跟母亲说了我的疑问。
“自从她看着你好多了，过去她几乎是个疯子，她受的刺激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她不经过我同意，在我上班的时候把你抱到天津，我不埋怨她的原因。”母亲说。
我被姥姥抱到天津的时候不到一岁，还在吃奶。姥姥来北京看母亲，母亲三班倒没在家，只有父亲在家，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上托儿所的，因为发烧那天没有去，父亲看着我。否则那天姥姥也不会抱走我，我也就不会在天津度过童年。
“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会看孩子？我抱走他吧？”姥姥对父亲说。
“那也得等着她妈回来。”父亲无奈的说。
“等她回来我就买不着车票了。”
“明天再走呢？”
“不行。”姥姥坚决的说。
母亲回忆说：“那天我下中班，走到胡同口就看见你爸爸站在那儿，我挺奇怪，你爸爸很少接我，今天怎么这么好心眼儿？”
爸爸见到母亲说：“我有件事跟你说，孩子让他姥姥抱走了，你要埋怨就埋怨我吧。”
母亲当时听了就哭了，大概她想到了姥姥过去受过的刺激，她不能违拗她的意思。
“我那个时候奶涨的难受，因为你还没断奶。可是你姥姥的意思我一辈子也不敢拧着她，你是不是以为妈不要你了才叫你姥姥抱走呢？”
母亲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孩子，说实话，当时我还真的有这个疑问，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母亲那个时候的工资已经很高，爸爸挣钱也不少，他们不至于养不起我，听了母亲的话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