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近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我父亲王敬斋写的《回忆录》整理了一下放到锐读网上，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一个人的历史与他走什么样的路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人走的路是正确还是错误，一要看他当时的决策，二要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历史上，每个人走的路都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联。
1938年在抗战开始后，我的父亲王敬斋为了救国而投笔从戎，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走上了保卫国家的战场，走上了一条血与火的路。
后边的文章以我父亲写的《回忆录》为主，在文章中标主的里程，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实际上我父亲在战争年代走过的路，比地图上量出来的里程还要长。
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讲：“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国家、民族的存亡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救亡国存的责任落到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肩上。”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学校内订有各种报纸、杂志，其中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左派刊物《抗战三日》，还有共产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等小册子。”
在这些进步报刊的影响下，我的父亲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八路军、新四军比中央军好，延安地区比蒋管区好。”
我父亲当时在学校里有几个远房亲戚，关系很近，思想也很近，都希望能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拯救国家的危亡。
我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个亲戚叫宋皋，而宋皋则有个关系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因而我们商量由宋皋出面写信去联系，决心去西北延安。”从此之后，父亲一双脚板走天下。
王敬斋《回忆录》
一、抗日战争——奔向延安
商丘二中是省立中学，国民党控制较严，如果我们直说去延安，不仅得不到支持，还有可能受迫害。于是大家共同谋划，既能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又能拿到官方的证明，保证沿途能顺利的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正值国民党中央军校在各地招生，我们商量后向学校当局说要报考中央军校，要去洛阳。学校当局批准了我们的申请，不仅开了旅行证明，还每人发了三元（银圆）生活补助费，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了洛阳。洛阳是一座历史古城，但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像全国的城乡一样，破败不堪。窄窄的街道，破旧的平房，凋零的商业，人口不超过十万。九代古都的模样实在令人心寒。
从鲁山县商丘二中出来的同学共五人，他们是：宋皋、黎伟贞、王树梧、王树标和我。其中王树标的年龄最小，只有十六岁。其余四人同龄。
我们带着校方开的护照，毛驴驮着行李，大摇大摆的进了洛阳城。进城后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内放下行李后，盘算着下一步如何走。我们的目标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但是从洛阳到西安如何乘车是一个问题，我们买不起铁路客车票。（从商丘到洛阳约640里地。）
放下行李后，我们五人在大街上游逛，可巧碰上了六年前在柘城上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王某，他当时在河南保安队当兵，正在洛阳驻防。 打过招呼后，他很热情的走过来答话。我们说打算去西安报考中央军校，可是没钱买火车票，正在发愁，请他帮忙。王某说有办法，可以去洛阳东站货运站乘西去的列车，今天下午就有一列军运列车西行，黄昏时发车。于是，他带着我们去了车站，趁没人看见就爬上了军运列车。这趟列车是一列混合列车，有平板车、有敞车、有蓬车，在平板车上还装有汽车。
开始我们上的是平板车，夜幕降临后改上蓬车，没想到中途来了一个人叫我们补票，我们说是流亡的学生，去西安报考中央军校，买不起车票才爬军车，哪里有钱补票。后来这人看我们没有什么油水也就拉倒了，一路上顺利地到达了西安。
西安是我国五代古都。军车到达西安站后，我们把行李堆在了车站上，但如何去八路军办事处是一个问题。我们考虑到国民党的特务会阻拦青年学生去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就没有雇三轮车拉行李，以防特务把我们拉到三青团团部去。我们商量后决定，让宋皋去找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派人来接我们。宋皋按照事前联系的地址去找，果然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来了，我们顺利地进了办事处。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他们接送知识青年去延安是一项政治任务。
当天到达八路军办事处的革命青年有三十余人，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嘱咐大家不要上街逛，以防意外。并通知第二天早晨出发去陕北栒邑县陕北公学学习。与此同时，发给每个学生一套军衣、肩章，以及被褥及挂包。
脱下学生装，换上八路军军装，带上八路军军帽，于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立即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这看来是平平常常，却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伟大的转折。
我们三十余人编成三个班，其中女同学两人，大部分来自河南、四川和山西办事处。办事处指定了带队人员，开了护照，指定了行军路线。一路上途经咸阳、泾阳、安吴堡，到达栒邑陕北公学，一路平安。
二、陕北公学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它的特点是土质粘、硬，属于立土。沟涯之间往往有旗杆一样的圆锥体刺向天空，让人看了别有风味。
陕北的“塬”，是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四边陡，上面平。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沟深沟大。立脚之处平地远望好似大平原，但走了不多远便有深沟出现，长七八里地或三五里地，在沟的两边为窑洞式的民居，由上到下一排排，尤如蜂巢，数十户形成村庄。此情此景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河南青年来说，的确是开了眼界。
陕北公学座落在栒邑县（旬邑县），属中共中央所办训练抗日青年的三所学校之一，其余的为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安吴堡青年培训班。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学校政治教员，校长李维汉。陕北公学以学习马列著作为主，如《大众哲学》（讲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八路军政治工作方法的文章。
学校设在该县的看花宫，据传说这里是唐朝杨贵妃的行宫，但实际上是一个一般的村庄。
冬季的西北地区气温较低，学习的条件很差，没有书桌，学习时就坐在地上，也没有饭堂。开饭时就在院内找个地方吃饭，主食以小米为主，早饭为白面稀糊糊，副食青菜中油也不多，肉更少见，生活比较艰苦，吃水也较困难。西北高原为千年冲积层，水源奇缺。水井的深度一般为几十米到上百米都有，提水要两个人去提。一人提桶，一人揽绳，一般需要十几分钟才能提上一小桶水，其中还有不少泥沙。
对初到陕北的青年人来说，吸引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根据地内人与人的关系。这里政治清明，人们无忧无虑，心情舒畅。人与人间都称同志，平等相待。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没有特权。同志间相互关怀，亲如兄弟。
马列主义是灯塔，是指路明灯。过去我们对阶级社会的事情一概不懂，来到陕北公学，学到了一些社会发展史后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知道了如何划分阶级和社会。我们当时还只是稍微接触到一点点马列主义，距离真正了解马列主义的精髓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在学校里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我们当时就觉得陕北有点像桃花源。青年人有理想也有幻想，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一时难免。但初到陕北的青年人觉得这里样样新鲜，事事让人兴奋，因而立志要跟着共产党走，抗日到底，建立新中国。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是十分可贵的。
三、延安——革命的圣地
1938年12月，陕北公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学校迁到敌后去办学。一方面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办学接近实战，大有好处。
为此，陕北公学与青训班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编成两个分校。一分校设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地区，二分校设在五台山地区，归晋察冀军区领导，我在一分校。
十二月从栒邑出发向延安走去。中途经马栏、富县、甘泉等地，当时传来消息，说毛主席准备接见我们并讲话，于是大家都特别兴奋，夜不能寐，这将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尽管当时天天行军，处处爬山，但大家也不觉得劳累，同学们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一心想着党中央、毛主席，急切的盼望着那一天早日来到。
在我们到达延安前，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延安，给延安人民、给八路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时在延安参加会议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蟠蛟同志不幸牺牲。为此，党中央、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取消了到延安集中开会和讲话，要求学校的学员改道去山西敌后。消息传来，让大家感到有些遗憾。
陕北的地形特点是多山，像我这样在豫东大平原长大的青年人，对所谓的山、森林等自然景观是十分陌生的。这里的山都不高，属于丘陵地区，间或有稀疏的树林，荒野遍地。这里的野生动物很多，狼与野猪之类的猛兽屡见不鲜。
陕北的另一个特点是人口稀少，像马栏镇，地图上标的是重镇，但实际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
去延安的计划取消后，我们行军的路线从甘泉转向东北方向的延长县，并于当年的十二月底，从延长黄河渡口东渡。由于是冬季，天寒地冻，黄河水流中夹杂着许多大冰块，渡河的工具是牛皮船。牛皮船较坚韧，不易被冰块撞坏，但其船体较小，每船次只能渡过去七八个人。渡河顺利，没有发生事故。
黄河东岸为山西省永和县城，此处为八路军控制，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晚上。
永和县归敌后抗日根据地吕梁地区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占领点和线，而大面积的农村地区则在我抗日军民的控制下。日军不时进行清乡扫荡，但不是很频繁，规模也不大。因此，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军民关系融洽，八路军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们每到宿营地后，当地群众都热情地给腾房，让出较好的房屋铺炕。
山西人的生活特点是喜欢食小米、玉米、莜麦面和土豆，与我们河南东部相比，感觉十分的新鲜，我们那里多吃小麦和高梁。
当地百姓吃莜麦面的方法是用手搓成片或条，下锅煮熟后捞出，加酱油、醋等佐料，吃起来味道鲜美。但不能吃的太饱，莜麦面不易消化。
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汾河西岸的灵石县。（从栒邑县到山西的灵石县，走了约800里地。）
这里，汾河与同蒲铁路并行，日军在渡口和路口均设有炮楼，驻兵把守。过汾河时，山西人民以各种方式掩护八路军队伍过河，顺利的通过了这条封锁线。
这天晚上准备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前，山西八路军的一个营，奉命掩护我们学校通过这条封锁线。在布置了警戒线之后，我们这些从没有听过枪声的青年学生，在各级干部的带领下，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开始上路。通过日军的铁路封锁线时，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的紧张，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敌人把守的铁路封锁线。
由于学员人数较多，过铁路封锁线时拉开的距离过长，指挥员不断地督促：“快跑，跟上。”我们听后心情更加紧张，有的人开始把背包扔掉，以图跑的更快。我一边跑一边想：这背包是否应该扔掉，以便跑的更快？但终于没扔掉，坚持了下来。据点里的日军也有所察觉，打了一阵子枪弹，事后听说警卫部队的营长负了伤。
这次过汾河，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对我们这些从没打过仗的青年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是我们战斗生活的开始，是新的人生的开端。
四、过棉山、有关芥子推的故事
越过同蒲铁路线后，就到了棉山脚下，这里属于太岳山区。棉山山高约一千米，当时正值1939年的1月上旬，气温很低，天寒地冻，我们行军的目的地在棉山以东的上党地区，必须翻过棉山后才能到达。
为了防寒防冻伤，带队领导动员大家自己动手，缝制棉手套和棉耳套等防寒用品。
爬棉山是沿一条上山小路绕山盘旋而上，步步登高。一路上大家气喘吁吁，满头汗水，虽然上山累的腰酸腿痛，但我们心情十分愉快，边走边唱，一鼓作气登上了山顶。
棉山属红土质，山顶上没有林木，草也很少。相传在战国时期，芥子推协助晋王复国有功，但在封官位时晋王却忘了芥子推，芥子推一气之下背着老母躲进了棉山的森林中。后来晋王发现了自己的疏漏，要补封芥子推官位，但芥子推认为晋王忘恩负义，不肯出山受封。为此，有一大臣给晋王出主意说：“芥子推是孝子，如果大王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老母出山受封。”
晋王接受了这项建议，令人放火烧山，结果芥子推并没有出山。在火灭了之后，众人发现芥子推和老母在一棵树下被烧身亡。
五、八路军总部——抗大一分校
经过长途的行军，抗大一分校两千多名青年学生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当时，八路军总部住在上党地区的长治、屯留、襄垣三县交界处。这里有高低不平的丘陵，农田的土质比较肥沃，村庄较多。（从灵石县到这里约250余里地）。
抗大一分校编为四个营，每个营四个中队，我编在十四中队。住下后立即开始整理宿舍及有关的生活设施，清扫周围的环境卫生，一月底开学。
开学后教学比例为三分政治，七分军事。军事课从队列教练开始，一直学到连级战术动作，其目的是要培养初级干部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为将来分配到作战部队打基础。政治课以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为主，如：《论持久战》，并结合形势问题进行学习，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战争观。
八路军总部首长对抗大一分校十分关心。在开学典礼上，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都出席了大会。朱总司令在讲话中号召同学们努力学习，掌握好杀敌本领，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努力奋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八路军首长，给自己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训练开始后，一分校贯彻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员们的学习情绪高涨，政治工作十分活跃，二月份开展学习评比竞赛，学员们进步很快，形势喜人。
我在编班时当了班长，这促使我带头学习，带头参加各种活动，朝气蓬勃，积极向上。三月份我被评选为党员发展对象，填表后在四月份被吸收为候补党员，五月份学习评比又被评为模范党员。
当时，抗日军政大学仍属于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在招生章程中有一条说明，毕业时可以留在部队中工作，也可以自谋职业。那时在学员中隐藏有极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员及特务分子，因此抗大一分校的基层党组织（党小组）是秘密的，不公开。
由于自己在学习和各种活动中表现的比较好，三个月的候补期改为一个半月，五月份即转为正式党员。
在紧张的军训生活的空隙，我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研读马列主义的书，如《大众哲学》、《社会主义概论》和毛主席的著作。《大众哲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它像一把金钥匙一样打开了眼界，拓展了思路，为如何做人，如何前进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使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下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显微镜，又是望远镜，使自己在思想上、认识上发生了一次大飞跃，也使自己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
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是一位老红军，他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战士。何长工为人正直、讲话直率，开门见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5月下旬，日军开始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的学习由和平环境转入游击战的环境，每个班发了一支步枪，其余没有枪的人发了一支红缨枪作为战斗的武器。一分校由屯留一带转入壶关、平顺一带的大山区，转移途中教学工作继续坚持进行。这时学校把理论学习与游击战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休息时各班站岗放哨，警戒敌人。
日军的大扫荡一月有余，最终被我军粉碎了，学校跟随八路军总部又回到原来的驻地——村掌村，故掌村。
在这一年的“九一八”纪念日我们毕业了，毕业前党支部通知我分配到385旅工作。但在毕业典礼上宣布分配名单时，漏掉了我的名字，大会主持人最后说：“漏掉名字的同学，愿去哪个战区就自选站队。”于是我就选择了去山东的那一队。
六、苏鲁豫支队
1939年底，抗大一分校毕业的部分学员，随同到山东办抗大分校的周纯全同志及部分教职员工，从河北省磁县（从山西省屯留到河北省磁县，两地约250余里地。），穿过日军在平汉铁路上设立的封锁线，经大名县到了山东省的寿张县，并在此地休息了几天。（从磁县到大名县，途中经临漳县、成安县、魏县到达大名县。从大名县到寿张，途中经过南乐县，到阳谷县后才到达寿张县，行程约520余里地。这里靠近山东省的东平湖。）
当时，在山东进行抗战活动的萧华同志，代表一一五师的首长和我们见了面，并讲了话。萧华同志简单介绍了山东省抗日斗争的情况，并表示欢迎抗大毕业的同学，以及到山东办抗大分校的周纯全同志。
萧华同志是鲁西支队的司令员，他年轻，有朝气，讲起话来生动有力，令人激动，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全国解放后，萧华同志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上将军衔。萧华同志是《长征组歌》的创作者。
萧华支队留下了部分抗大毕业生，其余人员往鲁中地区进发。之后，我和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在南阳湖湖西一带活动的八路军苏鲁支队工作。
当时，苏鲁支队派出第三大队第三营来接我们，营长何玉祥、政治教导员魏佑铸。
山东的南四湖系由微山湖、邵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四湖组成，其中微山湖面积最大。南四湖横跨山东、江苏两省，这里是大平原，风俗人情与豫东相似，当地百姓忠厚、纯朴。
当时苏鲁豫支队在湖西地区创建了一块根据地，主要在山东单县那一带。这块根据地，是山东的八路军与江苏的新四军联接的通道。
苏鲁豫支队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而六八五团是前身是红一军红一师。红一师的前身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历史上打过许多大仗胜仗。抗日战争初期参加过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从寿张县到单县约300余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