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摔死和吊死的两兄弟的事件吓坏了老舅姥爷和他一起新来的劳工。他们其中很多人在夜里被恶梦惊醒,惊醒后吓得又哭又叫,也有好些人都得了不同程度的神经病,他们每天干活时只要看到日本兵都吓得不由自主地发抖。其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每次看到小鬼子走近他,他都会吓得尿裤子。他们的身心时时刻刻都在遭受着摧残,人整天活在恍惚中。人越走神精神越不集中,干活时就容易出错,出错了鬼子可不管你是不是新来的,照收拾不误。毒打、罚跪、延长劳作时间成了家常便饭,老舅姥爷这些新劳工没有不被收拾的。
十几天后老舅姥爷他们多多少少把那血腥的一幕淡忘了一些,他们也逐渐地习惯了一些,人的精气神也就好了一些。为了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弯下腰来拼命地干活,时不时地挨一鞭子、被踹一脚、扇一记耳光都无所谓了。
天越来越冷,太阳落山的时间越来越早。要塞工事的进度慢了一些,前来视察工作的鬼子领导非常不满意。视察的鬼子们大发雷霆,嘴里不知道骂着什么,还给这里监工的鬼子头头狠狠几记耳光。被打的那个小鬼子嘴角都流血,可是越挨打站得越直溜,还一个劲地"嗨、嗨"地允诺着。劳工们看着的确很解气,可他们更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更加残酷更加血腥了。
送走视察的鬼子们,工地监工的鬼子们立即整改。新规定是把每顿吃饭的时间从原来的十五分钟变成五分钟,这五分钟是从听到开饭的铃声开始计算。三百多号人就三个打饭窗口,五分钟时间连饭都打不完。有很多人一连三四天都没吃到一口饭,体质本来就差,加上又累又困又饿,很多劳工支持不住就晕倒了,有的晕倒了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死几个劳工在鬼子眼里根本就不叫事。可这些活着的劳工举镐的力气都没了,就算打死他们,他们也干不动活了,施工进度比原来还慢了,这可吓坏了监工的小鬼子们。主子不高兴二鬼子们也得不到好,整天挨骂挨打也成了家常便饭。二鬼子被逼得没办法了,于是集体想馊主意。最后他们给主子出了个主意,用木板做了十几个长长的木头槽子。每次开饭前把那稀稀的发霉的高粱粥倒进槽子里,随手把切碎的咸菜扬一把,硬邦邦的窝头就扔到槽子外面。在饥饿面前人是没有尊严的。可怜的劳工们就跟猪狗一样抢食着,不抢着吃就会空着肚子干十几个小时沉重活计。
上天不会因为劳工的饥寒交迫而把气候变暖,风越刮越大雪也越下越厚。衣不保暖食不饱腹的劳工们每天都得抬沉重的木头和冷冰冰的碎石。所有劳工的手背都冻成了馒头,血口子左一道右一道的,他们的脚也都冻烂了,冻伤的疼痛无法用语言来描写,洗手洗脸都成了这些劳工遥不可及的奢望。老舅姥爷每天都忍着剧痛劳作。老舅姥爷回忆时说他当时真想自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都说地狱可怕,劳工们的工地上比地狱可怕千百倍。
当时老舅姥爷根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工程,后来才知道是修铁路的路基。知不知道干什么不重要,当时天寒地冻根本没法施工。很多人把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掉了。劳工们提出不能再施工了,要是再施工宁可绝食饿死。当天晚上二鬼子就耀武扬威地闯进工棚,凶巴巴地宣布鬼子新决定:"不施工可以,但皇军不养吃白饭的人,从明天起皇军断绝粮食补给。"
小鬼子做缺德事是从来不打折扣的。身无分文、漫荒野地、十冬腊月,就这个处境想弄口吃的比发现金矿还难,更何况只要走出鬼子的警戒线就会被指定成逃跑。鬼子对待逃跑者只有一个字"杀",并且是残忍的杀。
日本鬼子坐在暖屋里由二鬼子侍奉着吃肉喝酒划拳,他们故意开着门,让饭菜的香味往这些饥肠辘辘的劳工鼻子里涌。八面漏风的工棚里的温度达到零下三十几度,水缸冻得严严实实,想喝口水都困难,再不低头就得冻死饿死。其实鬼子们的心里也没底,他们也怕把这些劳工都饿死了就没人给干活了。
当时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威胁也很大。虽然日本鬼子和苏联红军干了几场,可日本鬼子却没占到便宜。修筑海拉尔要塞和相关的辅助设施刻不容缓。
然而消息闭塞的劳工们哪里知道这些,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和胆识继续与鬼子斗争下去。没办法还得求那几个管事的二鬼子,让他们在日本鬼子面前说点好话。监工的小鬼子表面上大发慈悲其实心里美得很,为了显示出他们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鬼子给每个劳工发了两碗热乎乎的稀粥和两个刚出锅的热窝头。饥饿的劳工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很多劳工在私下里说――认命吧,大帅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都打不过日本人,咱这些老百姓能把日本人怎么样,学学那些二鬼子们还能吃顿饱饭少遭点罪。
丧失了斗志的劳工认命了。风雪中三百多劳工拖着疲惫的身躯忍着冻伤给他们带来的钻心疼痛,又开始了艰难的劳作。他们只知道目前还活着,半个小时后是什么命运他们却无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