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罗伯伯到底是怎么回事?文革时,说他是国民党整编74师的,为这造反派还给我爸扣了顶包庇叛徒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爸,罗伯伯不是你的老战友、老红军吗?”林子寻问。

  “唉”,一口闷气从岳父的胸腔深处重重吐出,“命运捉弄人啊。”

  文革以来,林子寻每提出藏在心里的这个疑问,岳父和父亲都缄默不语。

  “今天,我讲给你听。唉,可怜的瓜娃子啊,……”

  刚刚17岁的红军排长瓜娃子是1937年3月间,在距康隆寺不远的马场滩被俘的。

  那天的马场滩,人间炼狱,陷入横冲直撞的黑马队、黄马队、灰马队、青马队、杂马队漩涡中的红30军263团和264团余部,饥寒交迫,虽誓死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胸毛外露的狗日马家军疯狂杀戮;妇女独立团800多名女扮男装的女红军战士伏尸盈雪。

  瓜娃子胳膊上被砍了一刀,头被重重地一击,醒来时已被捆的像个粽子。“红军尕娃【注:西北方言,十几岁的孩子】不杀,留着当丁。”

  被一条长长的绳子捆成一队的红军战士在鞭子的殴打下,向西。

  在马步芳位于青海西宁的战俘营中,遭受非人待遇的红军战士们在苦役中,并不屈服,坚信总有一天会逃出虎口,回到部队,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林子寻对作者说,罗伯伯的境遇和抗战初期的战事密切相关,建议作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娓娓道来,有助于读者理解一位老红军战士被俘后的余生。

  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战的序幕。

  十天后,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蒋介石下山,教育长、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言,凡中国境内用兵,历史上,由北而南者无不胜。现在日军自华北而来,居地理和装备之优势。若日军仿蒙古灭宋,直扑四川后,顺江而下,则法肯豪森总顾问【注:德国军事顾问团】制订的西迁、依西南持久抗战的战略设想便为泡影。破解之策是在上海主动出击,因势利导,吸引日军主力东来,诱使日军大本营将由北向南的侵华方案改为由东向西。长江流域湖泽密布,两岸多山,不利于日军重装备展开,而我军可层层设防,且战且退,以空间换时间。

  1937年8月开打的持续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目的就是迟滞日军进攻,诱使日军主力由东向西,又为长江三角洲的工业西迁赢得些许时间。

  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第58师和51师合编为后来在对日作战中的“抗日铁军”的第74军。

  1936年国民政府军令部决定对全国所有军队进行整编。七七事变前,野战军团完成整编的“调整师又称整理师”仅有10个。

  所谓调整师的整编目标是与欧美国家的轻装(甲)常备师相同。如:2旅4团的编制;增设团营连火力;努力使每个步兵班拥有一挺轻机枪等。

  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就像今天被国人取笑的阿三万国采购一样,抗战初期装备调整师的先进武器购自德、苏、英、捷克等多国。

  当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逐步取消中华民国以工业原料易货德械的贸易协议后,这嫡系中的嫡系的10个调整师中,也只有87、88、36三个师和中央教导总队换装为近一半裝備的还是国产中正式步枪的“德械师”,58和51师只好成为包含少量德械在内的“外械师”。

  在德械师、中央军88师也只有德国制造的4000多支步枪,70多挺重机枪和少量山炮时,58和51师还多出一个结构性难题:不同国家的武器、不同口径的枪械,除弹药不能通用外,还是火线配给保障的噩梦,并由此导致了部队整体协同战力的下降,创伤了部队的防御和攻坚能力。

  淞沪会战后,日军继续向西推进,很快拿下了南京。

  当时国民政府最担心的是日军马上由东向西推进,进攻武汉。因为限于运力,在宜昌积滞大批上行的工业设备时,武汉也正在没日没夜地拆装包括汉阳兵工厂在内的湖广工业。

  在这国民政府战略实施远未准备好的咽喉之机,日本军部脑子进水了,排错了优先级顺序,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南北对进,攻下徐州,打通津浦线,饮马长江。

  徐州会战在战略上给予了国民政府几个月的喘息之机。几个月里,当时中国工业集中的华东和华中的重要战略资源被转移到了西南,精锐中的精锐,10个调整师的大部也完成了在长江中游沿线的集结。如,德械师87、88、36三个师合编的71军在北岸,大别山峡口的富金山布防;外械师58和51师合编的74军在南岸,庐山一带布防。

  从这一点上调侃,国民政府该给日本军部发个青天白日勋章。


  南京沦陷后,位于江西彭泽的马当要塞成为日军进入长江中游的首道防线,中国海军继续以水雷和舰艇封锁航道,迟滞敌人。日军根据军部“攻武汉、破南昌、取长沙的总体战略”, 1938年6月溯江而上, 22日后,马当、湖口要塞先后失陷,日军攻克九江,沿南浔公路进逼南昌,武汉会战打响。

  南浔公路夹在庐山余脉和鄱阳湖间。

  1938年9月25日,日军106师团孤军深入到庐山南麓的德安县万家岭一带,陷入了薛岳将军依地形布下的‘反八字形口袋阵’中,以74军为主力的7个军迅速完成了对日军106师团的合围。

  自1937年秋,早有准备的国民政府便督促各地军阀出兵抗战。

  1938年初起,国军重兵集结于长江中游沿线。

  电视剧《出关》讲述的是百丈关战役失利后的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初撤出天全、芦山地区,向甘孜转移途中被俘的红军,在1938年由川北到潼关抗战的故事。

  1938年初,马步芳将在西宁做苦役的西路军战俘作为青海省的壮丁押解到西安,补充进国军第74军58师各团。

  如果说,1949年的中华大地上,人人都在做出决定自己余生色彩的选择,那么1938年的红军战俘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天有寒暑阴晴,人有好坏善恶。在随机的世界里,不确定控制了一切。当不确定确定后,它是福是祸,并不需要地久天长来验证。

  193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在兰新公路上的几次红军战俘逃逸事件,使“青马”对红军战俘的箍守极严,少一位战俘,青海省就要出关一位回回补充,红军战俘根本没有脱逃的机会。电视剧《出关》所展现的脱逃、暗杀、卧底、钳制、提防、争斗、融合,若有原型,恐为对偶例的艺术化想象和加工。

  “青马”的暴虐、嗜杀成性和对士兵的宗教蒙蔽,远非“宁马”和汉族军阀队伍可比。

  近年来,随着西路军禁区的开度变大,多少亲历者不堪回首的记忆汇聚成一个罄竹难书“青马”反人类暴行的耻辱柱,以历史警醒后人: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就是来到人世间的撒旦。

  知道了此行不是出省做苦役后,恪守信仰的红军战俘们一开始根本不能接受与往日的死对头为伍。在战俘队伍中的临时党组织一路以口口相传的动员中,红军战俘们逐渐明白了国难当头下,共御外侮、坚决抗日就是新时期下党交给的任务。

  由红军战俘组成的建制连,黄埔系的管理层也不得不赞叹这些“红军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没有文盲,都识些许字,技战术水平和对新武器的掌握,丝毫不逊于国军老兵。只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了群体性的体格羼弱。

  但就是这些从暴虐的‘青马’苦役营中侥幸生还的群体性体格羼弱的“红军兵”们组成的建制连,又名“奋勇队(即敢死队)”被上峰们纷纷放在第一线阵地。

  58师对意欲突围的日11军第106师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

  白天,各奋勇队高唱着田汉词、任光曲的74军军歌“我们是抗日的先锋,踏着先烈的血迹,愈战愈勇,杀,杀……”以大无畏的战斗意志,弥补装备上与日军的较大差距;以闲熟的单兵战术动作,与日军反复绞杀,争夺阵地。

  第一天,58师伤亡800多人中,多是“红军兵”。

  夜晚,奋勇队参加上峰组织的突袭,敲掉侦察兵白天摸清的日军火力点。

  日军不擅夜战。红军,夜老虎。

  日军脑羞成怒,飞机、重炮铺天盖地,燃烧弹一片火海;轮番白刃冲锋,阻击与攻坚,异常残酷,意志上的较量,58师顽强抗住了疯狂突围的日军。

  困兽违反《日内瓦公约》。祭出了毒气弹。“红军兵”从未见过这黄色的烟,不知所措,他们没有死在‘青马’的苦役营,却一拨拨气绝身亡在万家岭。

  瓜娃子被鬼子飞机炸伤了腿,送进了野战医院,才逃过毒气弹一劫,拣了条命。

  在国军全体参战将士奋勇作战下,1938年10月初,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大捷——万家岭战役的完胜。此役共歼灭日军106师团和101师团18,000余人,缴获了大量重装备和弹药,一举收复了九江以南的失地。58师几乎损失殆尽,参战前的一万多人只生还几百人,奋勇队的”红军兵”基本阵亡了。他们,不论党派,不论出身,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记住历史上的这一页。


  万家岭大捷后,日军又集结重兵于九江,直指武汉。刚刚补充了大量新兵的58师,战斗力已今非昔比,只好向江北撤退,向71军靠拢。谁知71军已失守富金山,武汉北大门洞开,途中的58师遭遇日军的前阻后追,又一次被打散的瓜娃子拄着一根棍子,一路乞讨回到了年前10月被鬼子烧杀抢奸掠暴后的家乡。到处是断壁残垣,棲宿在关帝庙的瓜娃子遇到了游击队。

  看到这个衣衫蓝缕、自称是红军战士却穿着一身国军军服的人要参加队伍打鬼子,游击队长满脸狐疑。幸好,有同村人认出了当年的小伙伴,说他好像是参加过红军,队伍上才勉强收下了他。

  在几次战斗中的英勇杀敌,使他有了底气,向组织上提出了恢复党籍。信心满满的他,一脸太阳,等待着组织上的消息。

  一年多后,县大队政委正式和他谈话,说现在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很困难,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找不到你参加红军的证明人蔡山虎,你的入党介绍人赵海丰,这就无法证实你确实参加过长征,还是担任过排长的老红军、老党员。

  看到瓜娃子一脸失望,政委鼓励道,根据你在队伍上的表现和思想觉悟,组织上认为你可能曾是党员。不过组织上有规定,脱党久了是不能恢复党籍的,这你要理解,还是重新申请入党吧。

  瓜娃子生气了,什么我可能曾是党员,我就是党员。

  瓜娃子想,虎娃子和团长都找不到了,那他们都死了?死在哪了呢?

  瓜娃子思索着,撤出倪家营子后,就没看到过虎娃子,梨园口打阻击时,团长因流血过多,已脸色苍白。看来,他们都死了,再没有人能证明自己了。之后,瓜娃子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只一心打鬼子,不再提在党的事。

  蔡副军长从朝鲜归来后,回老家去给父母上坟时,闻听发小在乡里看水库。

  乡长说,首长,你这个发小经历复杂。据调查,他是抗战时在国民党军队负的伤,回乡后参加了县大队,中原突围时又带伤回了乡,为人孤僻,还喜欢骂人,常遭乡亲们背后指指点点,虽说才三十出头,看上去像个老倌,寡妇都不喜欢嫁给他。乡里考虑他毕竟是打鬼子负的伤,孤孤单单,又不到五保户的年纪,就照顾他去看水库,吃个公粮。

  蔡副军长谢绝了乡长派车接瓜娃子来乡里的提议,由乡里干部带路,驱车去了水库。在离水库值守人小屋较远的地方,虎娃子提着酒和下酒菜盒下了车,要警卫员随车回乡里待命。

  闻听汽车响,瓜娃子拄着拐仗出了屋。

  一句乡音,瓜娃子,那似曾熟悉的语调,唤醒了瓜娃子海马区中的永久记忆,短暂的搜索,让他不由自主地去摸眼睛,是他吗?是他吗?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的越来越清楚。

  是你吗,虎娃子,你还活着啊?!

  是我啊,瓜娃子,哥来看你啦!

  瓜娃子摔掉拐仗,迎上前来,可腿就不像自己的了,迈不出去,咚的一声,就摔倒在虎娃子的前方。

  哥啊,虎娃子啊,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才来啊?

  四行热泪,四只握紧的手。

  坐下来,虎娃子开口就是貌似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中那一句:“能饮一杯无?

  那一夜,老哥俩又是哭又是笑,唠到天大亮,没有睡意。

  虎娃子要带瓜娃子走,瓜娃子不允,说自在惯了,现在这样挺好。老话讲,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看来得改改了。我一个穷光蛋、残废人却有个军长来看我,虎娃子,我满足了。

  虎娃子去了县民政局,证明瓜娃子是失散的老红军战士。

  不久,县委组织部接到了赵伯伯的挂号信,证明瓜娃子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

  自此,瓜娃子列进了虎娃子每月拿到工资后的邮寄名单。

  瓜娃子不久写了入党申请书,但看水库,没有表现亮点的机会。老黄牛,毕竟需要经年纬月才能被人们所认可。

  1959年,蔡副军长带在南京换了假肢后的盛大个子回到部队后,就把瓜娃子的情况和政委讲了,说想把瓜娃子带到部队,他来养他。政委说,不必在常委会上讨论了,我也有失散的战友,你倒提醒了我,我也要把他接来。

  看着瘦得皮包骨的瓜娃子,蔡红安的母亲哭了,“老蔡他走不开,我和老大来接你,乡里的手续都办好了。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瓜娃子于是在乡里办了停职留薪(应该说是留置口粮关系更确切)手续。

  没几天,闲不住的瓜娃子,把院子里的地种上了花,种上了菜。又没事干了,瓜娃子不想临时性待业,他就满大院溜达,在礼堂干起了义务清扫工。

  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看着这个失散的老红军,一瘸一拐地忠于职守,心中不忍,就背着蔡副军长给瓜娃子安排在礼堂售票,再管管秩序,实际上就是管一群半大的讨厌孩子,例如林子寻等有钱不买票、还四处乱中取乐的捣蛋鬼们。

  瓜娃子接受了工作调动,但坚决不接受口粮补助。他对管礼堂的协理员讲,他在老家有一份口粮,零花钱有虎娃子。

  在林子寻的记忆中,罗伯伯永远穿一身洗的发白但干干净净的旧军装,风纪扣永远一丝不苟。虽柱着拐仗,走起路来,上身尽量挺直,举手投足间,一个老兵。他们再皮,再捣蛋,罗伯伯至多笑咪咪地说一句,么子事吗,你个儿伢子。

  1965年,林子寻的父亲转业前,蔡副军长郑重托秀才一件事,带瓜娃子回南方,瓜娃子的身体越来越耐不住北方的严寒,他不只腿伤,已出现过心肌梗塞。

  瓜娃子看好院子里一处独处的屋子,明显过去是个仓库。可住了没几日,他不愿吃闲饭,就提出来要工作。经父亲和民政局联系,罗伯伯就成了民政福利厂的门房,合同工。

  罗伯伯很满意这份工作,十分尽心。没过多久,工友们和附近的居民都知道福利厂门房老罗头不简单,虽是农村户口,老市长和市委林书记才来看他不久,林书记又陪个将军来看他,那不是个老红军也是个老八路哩。

  议论之中,迎来了1966年。

  “红八月”,红色风潮中直指地富反坏右的抄家、批斗、殴打的第一波,罗伯伯就倒下了。

  还是同一波人,同一波不明真相的工友和居民们,在北京来的红卫兵召开的批斗会上,见到了和遗老遗少们站在一起、胸前挂着“叛徒、历史反革命”牌子的门房老罗头。

  一声又一声的逼问:“老罗头,你这个冒牌老红军,你这个逃兵,老实交待,你是不是杀害了红军后参加的国民党?张灵甫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在74师是什么职务?你是不是在孟良崮被俘后逃到这里来的?”

  人们开始交头接耳,这两个月的社会风向突变,让他们不明就里,对什么都充满疑惑和好奇。

  穿着一身洗的发白但干干净净旧军装的罗伯伯没有拐杖支撑,就以稍息状,挺胸昂首回答道:“儿伢子们,大丈夫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对党始终忠心耿耿。我是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3团的红军战士,不是冒牌,更不是逃兵。儿伢子们,你们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唆,你们还小,不知道红军有多难,胜利有多么不容易。”

  “易”字还未说出口,一条55式军用宽皮带上有2号扑克牌大小的黄铜扣就抽向他的太阳穴。随后,一只脚踹向他的伤腿,他倒了下来。“叛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中,几条腿又朝他身上踢去,踹去。

  几个月里,他多次被斗,肋骨断了几根,但他不呻吟,不流泪,不求助,默默地自疗心中的痛楚。

  几个月后,大雪无痕,运动深入,被造反派们遗忘了的老运动员们,进入到保外就医、向公安做常规报备的阶段后,林子寻领着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底黑字袖标的解放二哥找到福利厂,接回了罗伯伯。

  看到秀才叔叔家已被造反派扫地出门,蜗居在陋舍,解放二哥想了个主意,唤上同来支援造反派战友的同学,武装押送担架上的“叛徒"回原籍接受批斗。实际上玩个障眼法,半路换车,回军部大院。

  父亲对前来牛棚送换洗衣服的解放和大明讲,要学会延迟判断,不能岐视罗伯伯,—路上要照顾好他。

  林子寻自此担起每月去邮局,按父亲手写的名单邮寄生活费的任务,那里面有他熟悉的地址,他难忘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自父亲去了牛棚,门庭冷落,以前趋之若鹜的人们,现在唯恐避之不及,买个早点,“生面孔”越来越多。一天,拄着拐仗的罗伯伯来了就没走,管起林子寻三兄弟的生活。在那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林子寻听罗伯伯讲了很多红军故事。在按月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时,他就汇报罗伯伯的身体情况,听到罗伯伯常常夜不能寐,父亲趁看守出去抽烟,说你罗伯伯心中的苦就是缺少党在精神上对他的认同感。死人堆里活下来的人不容易,你要学会理解人,多和他唠唠,排解排解他的郁闷。

  林子寻记得,少不更事的他,曾埋怨罗伯伯,你干吗讲真话呢,你就讲西路军失败了,一路乞讨回乡的,不就没74师那档子麻烦事了吗。罗伯伯正色道,共产党员对组织必须襟怀坦白、绝对忠诚,怎么能讲假话呢,你个儿伢子。罗伯伯去世后,林子寻那个后悔,那时他就热衷出去串连,跑遍祖国各地,和罗伯伯谈的太少,整个不懂事。

  林子寻记得,父亲从牛棚回来后、未结合前的闲散日子里,他却真真切切听到罗伯伯对父亲讲:“如果不到74军,做苦役到死,反倒是个清白之身。老天么子事吗,又不要我死在马场滩,又不要我死在万家岭,在自己人手里受罪,老天这不是做孽吗!”

  和敦敏认识后,他曾和敦敏谈起罗伯伯的遭遇。对人文地理有着强烈兴趣的敦敏见了风纪扣永远一丝不苟的罗伯伯后,甚是佩服。他说:“一个人命运多舛仍能如此自爱自律,难能可贵。老爷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斯多噶派传人。”

  敦敏解释给林子寻,古希腊的斯多噶哲学流派认为,当你遇到无法解决的厄运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举止优雅,保持尊严。

  事后,罗伯伯指着敦敏送给他的水粉画上那句题字中“献给我崇敬的前辈,斯多噶·罗”,问林子寻这三个字么子意思?林子寻打马虎眼地“哄”罗伯伯:“外文音译,老厉害老厉害的意思”,罗伯伯满意地点了点头。


  冯柳有一段感悟,很值得玩味:“我读过很多年的古籍和历史,里面有很多人生与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和命运真的很重要。同样的事情,相同的选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的却也可以有相似的结果,所以个人的判断是很微不足道的,要习惯把自己交给命运,要善于把自己托付给信仰和信念,有一个适应巨复杂体系的世界观,但也要找到简单而坚定的信仰或人生观、价值观做依托,这样才不容易陷入焦虑、迷惑与自责之中。”

  至今,林子寻都觉得古希腊的斯多噶哲学流派和它的传人们,真的好不简单,老厉害老厉害。


  蔡副军长去省军区赴任前,专程来看望老战友。不巧,四缺一,前不久赵伯伯患病去了301。于是,近年未见,分别都品尝了人生又一道风雨、随时都有着虚左以待的三个生死之交,在市革委会刚刚退还的小院内品酒畅叙。

  紧急从部队抽调回来、跑前跑后的林子寻听到微醉的蔡伯伯说:“过草地,没饿死;西征,没战死;可这场运动整死了我们那些九死一生的战友,这是怎么了?这是党内有坏人了,主席糊涂了!”

  大醉的罗伯伯说:“打狗日的马家军,错了吗?马场滩被俘,成了没娘的孩子,谁问过?强拉到74军,谁愿意?为这挨整受气,难道我有罪吗?为什么党可以宽大国民党俘虏,既往不咎,而对自己的伢子,亲伢子啊,死抓不放手呢?我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啊!”边说,罗伯伯边流泪。

  酒力不够的父亲边品茗解酒边说:“党是要反思了,反思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了……。”父亲想起了什么,转头叮嘱林子寻:“接受教训,嘴上要有个把门的,别出去乱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暑假中林子寻给罗伯伯代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到60岁的罗伯伯眼已花,手已抖。

  1983年仲夏的一天,蔡红安打电话到研究所,少有的要林子寻下班就回家,别加班,看来是有事要庆贺。到家了,就听见罗伯伯屋里有人撕心裂肺地哭。他刚想推开罗伯伯的房门,父亲制止了他,说你罗伯伯被批准重新入党了,你罗伯伯是因为在党了,高兴地哭,让他尽兴地哭吧。然后,父亲说了一句文哲兼备的话:“那不是眼泪,是精神上被认同后的心雨,雨要浇透,苗才常青。”

  蔡红安告诉林子寻:“我用近两个小时,整理了几百元钱的毛票,都是一分、二分、一毛、两毛的后,又陪罗伯伯去了民政福利厂。罗伯伯对女支部书记说这是他从1937年起的党费,请党收下,不要嫌少。女书记感动得哭了,说老罗这是你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啊!”

  半年后,疾病还是无情地夺走了罗伯伯的生命。回光返照时,已说不出话来的罗伯伯,手里紧攥着党证,嘴里丫丫地,不知要表达什么,善解人意的蔡红安赶紧给他戴上自制的大八角帽。看着安静下来的老人,林子寻想这一代共产党人对自己选择的党的那种忠诚,后人真是理解不了。

  1985年,由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大体内容是:1.恢复政治名誉,统称为红西路军老战士。2.享受老红军医疗待遇。3.每月每人发给45元的生活补助费。

  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对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斯人已逝,但年年晚晴下,林子寻夫妇依约,焚香告慰罗伯伯的在天之灵:罗伯伯,你听见了吗?!又来了一个利好,如高山流水,叮咚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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