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那是一路辛酸，简单说吧，从倪家营子突出来后，我们88师在三道流沟和梨园口又血战了几日。到康隆寺，我们88师垮了。西路军最后这2000多人中的战斗骨干基本都是30军的团队，所以说西路军也就垮了。
在康隆寺，狗日的马家军把我们冲的七零八落。天黑下来后，在一个山坳里，我遇到了师政治部和供给部的几个同志，大家都哭了，怕惊动狗日的马家军，哭也不能随意，只能委屈地低泣。
当时我在88师任侦查参谋，作战经验比他们多，大伙就要我拿主意。我说，东边都是狗日的马家军，不如先向北，再向东，到武威，走出沙漠，过河，就能回陕北了。
侦察参谋是部队里最忙的人之一了。行军时，跑前跑后；到了宿营地，先调查下一步行军线路、敌情动态、地形地貌、找向导；扒上几口饭，连夜写出行军、宿营报告，这个报告包含行程、途中概况、各部到宿营地情况、警戒配置、驻地情况、通讯方法、下步行动计划和请示事项等等。所以过河后的行军路线和周边敌情、军事地理，还在我心中。
大伙都赞同我的想法。我们就沿着祁连山北麓向北向西走，可不久狗日的马家军就围追上来了，十几个人又被冲散了，到你旅游时去过的什么丹霞地貌时，就剩下我们三个了。
多亏在红大（红军大学）学到一些野外辨识知识，有助于了解地理方位，我们三个又都20上下，身体素质还好，讨个馍，喝饱水，睡一觉，就有精神依星辰、树根、苔藓、背阴定位了，昼伏夜出，一路乞讨三个月，回到陝北。否则像瓜娃子那样，被抓后补充到白军，那人生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爸，那你们这一路顺利吗？”林子寻问。
“不顺利。那时，狗日的马家军杀红军杀红了眼，见人就严加盘问，凡南方口音就抓。我们三个人也不能一齐装哑巴，就只好白天藏在山洞里，晚上下山去讨口饭吃。甘肃北部穷人多，我们西路军过河后又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就是穷回回待我们也很好，不但给我们吃的，还告诉我们那里有马家兵、联庄会。黑蚂蚁【注：马步芳军队穿黑色服装】好认，联庄会不好认，我们就绕着大村子走，向做苦营生的穷人乞讨。进腾格里沙漠时，我们三个人有了几个馍，有了些底气。没有水，就和着从干裂的嘴唇上流出的血，咽下硬巴巴的黑馍。馍吃完了，就吃沙葱【注：蒙古韭】，沙葱比韭菜辣许多，肚里没有食，吃下沙葱，胃就钻心地痛。用刀尖戳几个眼、穿上皮绳的皮鞋走坏了，就赤着脚走在被灼热的阳光晒的滚烫的沙子上。我们三个人长征时在翻十六座大雪山中都冻掉了一或两只脚趾，走起来就更加重心不稳，摇摇晃晃，好在荒漠深处没有出现狗日的马家军，我们三个人相互搀扶着，走出了沙漠，在红柳林中昏睡了一天一夜。
睡醒了，想过河到河东去，才发现从（宁夏）中卫（县）到中宁（县）沿岸都是狗日的马家军。想要点吃的，回回们害怕得抵上门，不让进，看我们可怜，只扔出个馍来，说民团搞联保，求红军娃娃莫坏他们一家老小的命。无奈，我们只好再沿着沙漠边缘向北走，为了躲避黑蚂蚁，白天便躺在沙上，沙风一会儿就把我们盖住；晚上，将沙子抖掉，往北走，碰到独户人家便去要口饭吃。直到了金积【注：今青铜峡】，狗日的马家军守备才有些松懈，我们在汉族老乡的帮助下，才乘羊皮筏子过了河。
过了河，没走多久，就感到老乡们对我们很友好了，给吃给喝给住，原来我们到了陕甘宁根据地的边缘区。在花马池【注：今盐池县】，乡党们一听我们鄂豫皖口音，就说南边的红军娃咧，红二团在城咧，原来一年前红十五军团打到过这里。
一位放羊的大爷唱着：‘红军来了信，都是自己人’的当地歌谣带我们到了红29军【注：不是陕南的红29军】红二团，见到了团长徐国珍同志。又到了家，那个心情好啊，可谈到西路军失败，又哽咽着说不出来。徐团长原先是宁都暴动26路军的，听到高台失守，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也是潸然泪下。70年代在三座门开会，我按名字找到他示谢，见了面，都认不出了。谈及往事，击掌相庆了。”
“爸，按当时一年归队，两年甄别，三年遣散的规定，你们三个月就回来了，连审查都免了吧？”林子寻问。
“那里啊，烦心事跟着就来了。徐团长派人送我们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政治部里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对我们进行了审查，作出了结论。按当时组织原则，只要有二、三位同志作证，就可以恢复党的生活。当时，红军已整编，我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白军变为友军、戴青天白日帽徽都想不通。为了跟上形势，就提出到抗大学习，得到批准。
到抗大后，陆续见到流散回来的西路军同志。更惊喜的是我们师政委郑维山不久也到了，都在四队。一了解，才知道他们多数是从景泰过的河【注：由沙漠、汉长城、营盘水，经冬青沟顺沟而下，到紫山湾过河】，沙漠走的少。可政委说你们兵出奇路，目标小，不像他们只能夜里从紫山湾偷渡，我知道是政委鼓励我，我群众工作还得加强，那更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多学本领打鬼子，领会政策搞好统战。
课堂下，听4军和31军的同志讲，现在政治空气好多了，前几个月，红大【注：后改为抗大】政治部出了个三条，说四方面军是土匪习气，干部是军阀作风，执行的是张国焘路线。批张国焘分裂，批着批着就开始批四方面军的学员了。不光许世友他们要走，部队里【注：指4军和31军】的干部也跑了不少。好在上个月主席来抗大讲话，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纠了偏，现在只批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了，但底下的人还是对我们四方面军的，有猜疑。
说实话，一开始，西路军回来的，对一些问题是有抵触情绪的。
你想想，为了中央红军，我们舍弃了牺牲那么多同志建立起来的川陕苏区，可两军一会师，两个小白脸【注：博古和凱丰】就在报纸上指责我们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政治落后，这能不叫人窝火吗？！
你想想，三过草地，雪山来来回回爬了十六座，跑了多少冤枉路不说，张国焘的叛逃和西征的失败，又让我们背上了对抗中央路线的沉重包袱，心里能不憋屈吗？！
你想想，我们都是基层干部，上面发生的事也不知道，也没觉得自己和张国焘的错误有多大关系，那干吗猜忌我们？！干吗要抓我们为张国焘分子？！
4军和31军的同志配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耐心地给我们讲形势，讲张国焘利用党内过左的做法挑拨红军的事实，讲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起来是一个阴谋。虽然4军和31军的同志也是四方面军的，但看法上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慢慢地，这引起了我们失散回来的西路军同志的注意，郑政委首先提出既然主席讲了我们是党的干部，我们就要团结在中央周围，不要拘泥于过去的事情，从大局出发，认真学习，跟上形势，毕业了去杀鬼子。
心才稳定下来，鬼影一样，缠绕我一生的事就来了。”
抗大发生的风波，虽阶段性地，在主席的纠偏下，得到了平息。但党内并未就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历史，统一认识。以下摘自由李方方整理的李培基将军回忆文章中的一段【注：见此文第7节第5段】：“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当时党史教研室把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问题作为教材向学员进行反复地说教式地批判，使人听了以后很不舒服，这样长期批下去很不利于全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一种宗派行为。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仅仅提了几个问题和有些不同的看法，立即引起了校方的注意，而且小组会上还批了我一顿，说我与中央“七大”的决议相违背，思想上还存在有国焘路线的残余，直到现在对党中央的决议还有抵触情绪等等……。这些大帽子我当然不能接受。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这仅仅是一些学术性的讨论，而竟然成了政治问题。没有想到胜利的军队，一个执政的党对于过去失败过的军队和主要领导人翻来覆去地从理论路线上进行渲染和批判。到了“文革”，我们这些人就可想而知了。”
“记得那一天，饭还没吃完，保卫部来了两个人，强扭着我的胳膊，说我是叛徒，硬把我拖进一间黑屋子里吊起来，虽然没打我，可也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吊到第二天下午，保卫部来人叫我交待问题。我说，老子一直在打白狗子，有什么问题。他说我不老实。可到了晚上，又莫名其妙地把我放了。
回到队里，才知道兰州俘虏营里坦白自首的人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蔡三福，但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哪里人。政治部找他们俩分别了解，他们俩都说怎么可能，从康隆寺，我们就没分开过，没被俘虏过，更没去过兰州。何况，他原名叫蔡三福，参加红军后一直都叫蔡山虎，这也得到了郑政委的证明。
这样，他们俩一作证，政治部知道搞错了，就通知保卫部放人。
郑政委说，你要去找政治部，要求就此事写个结论。
1938年春，我们都提前结业，离校去了前线。之后的历次审干，我都如实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件莫明其妙的事，组织上也都认可了抗大政治部1937年的结论。
可谁料想，1954年开始的全军大审干，从朝鲜回来刚刚担任了军政委的覃福安，就獾走沟顶狐走坡，横生枝节，胡搅蛮缠了。
那天，秀才也就是你爸爸，和军政治部主任陪军区干部部部长向我传达了总干部部的调查情况。一是我们仨，分到晋察冀的，在抗战时牺牲；我的教导员在抗战初期被小鬼子残忍杀害。二是红二团也就是后来的留守兵团警备几旅、一野某军政治部证明我们是1937年7月份到的花马池。三是郑维山同志证明蔡三福是你参军前的名字，在88师同志们熟悉的是蔡山虎。
干部部部长说，老蔡，你再回忆回忆，看看还有没有没想起来的人和事。
我说好，但请组织上再查一下敌伪档案，看那个在兰州俘虏营坦白的蔡三福是哪个部队的，哪里人，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他说查了，只有名字，未注明是哪个部队和哪里人，而且这个人后来去向也不清楚。
他很郑重的对我说，老蔡，你要重视这件事，已有同志认为你们三个人存在先被捕坦白、后逃出的可能。
我说，同志哥，你没去过甘肃，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从祁连山经张掖、永昌、腾格里沙漠到中卫，和兰州是两个方向。即使假设我们是在兰州俘虏营逃出，也不会在狗日的马家军重重围堵下，舍近求远，北上走沙漠到中卫。在兰州，过了黄河，向东不久就到边区了。何况我们也不可能在三个月时间里，先被抓到兰州，关押后逃出，再走沙漠到花马池啊。现在坐汽车跑甘肃一圈，用不了三个月，可那时，是白色恐怖，我们是赤着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啊，我的同志哥。
干部部长表示他向上面反映我的要求和意见后，没再说什么，只是重重地握了握手，眼里是信任的目光。
晚上，秀才找我，分析给我听：抗大的调查结论是他们俩证明你当时在归队的路上，但有人钻这个空子，说你们互相包庇，有可能是被捕后坦白又逃出来呢，所以抗大的结论不能证明你们没有被俘；一野只能证明你们是1937年7月初到的花马池，有人钻这个空子，说这不能证明他们是走到的，万一有可能是敌人送来的呢；郑维山同志证明了你原名是蔡三福，参加红军后一直都叫蔡山虎，有人钻这个空子，说你是怕写蔡山虎，用蔡三福来瞒天过海呢，何况至今也没人能证明那个坦白的蔡三福不是你。
我一听，就气了，妈妈的，这不是要老子证明我是我，我不是他吗！
秀才说，这就和历史上因各种原因与组织失联后的同志，对失联的那一段有嘴说不清一样。如果党内都像陈云同志一样，实事求是，就好了。最怕一些人无中生有，乘机挟私报复。大哥，你要有思想准备。
果不其然，不久在军党委常委会上，覃福安就说，老蔡，不排除你们三个人相互包庇。我頓时明白了干部部长讲的有人是谁了，我说你裸日的，放屁。
虽然审干结束前的、和个人见面阶段，大（军）区政委和我谈话时，未提及此事。但，我总觉得事情并非搁置，因为在之后的任用和评衔上，大（军）区和军里的一些同志为我的境遇一直鸣不平。
虽然我并不在意职务，想想牺牲的战友，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可久而久之，总觉得覃福安搅这件要我来证明他不是我的事，是有目的的报复。
我思量着，去马克思那报道前，应该要求组织上就这个事有个定论，还我个清白。”
林子寻听父亲讲过，老泰山在打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已是主力师的师长；入朝前，为第一副军长，负责作战、训练；从朝鲜回国后，老军长上调，就在军里上上下下都认为他将接任军长时，龙伯伯从一野某军第一副军长任上调来任军长。随后，军区宣布命令中，老泰山由负责作战改为训练和行政，第二副军长负责作战。1955年定衔时，军首长中，红军时代的，只他一人为大校。
林子寻发小中的一位骨灰级铁血军迷，发来一份传真，专业地简介1955年授衔情况是：55年评衔条件掌握较严，按中央的规定，军衔评定的参考标准分为三项：军功、资历、任职。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但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级，机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
根据国防部下发的《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军官编制军衔基本上是以一职一衔和一职二衔规定。如： 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副政委、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少将至中将军衔；省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师长、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授予少将至大校军衔；评衔结果，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
1955年授大校军衔的1266名中，绝大部分是正师级，只有20多名是正军、付军和准军级，少数是副师级的老红军。
岳父离世前，肺癌折磨的他几近脱形。回光返照时，他口授的遗嘱只有三条：第一，我没有被俘过，我不是那个坦白的蔡三福；第二，报请军委，我要求查覃福安在我的档案中做了哪些假。老大，查出后，清明时告诉我；第三，我一生打的最惨的仗是西征，我为牺牲的战友难过，为包括我在内的幸存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非常委屈，我希望党能早日公平、公正、公开地评价西路军。
入葬后，华中大哥率一众弟妹商量怎么执行遺嘱。
第一条和第三条，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的遗愿，可直接呈军区转军委。
第二条议论来议论去，都认为难获军委批准，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蔡红安的大姐说，算了吧，爸已走了，就不较真了。潜台词是，你们一走，不就是我和小五子的事了吗，这事说起来都不易，做起来更难。
解放二哥说，大姐，这不仅是爸的遺愿，也是搞清爸后半生蹉跎的路径。这不仅关系爸戎马一生的历史，对党和军队在新时代的建设和干部考评也很有借鉴意义。
华中大哥说，自传和简历是个人的自证行为，审干则是组织上对自证的它证行为。它证中，组织上有问询证明人证伪的步骤。所以抗大政治部出具的调查结论和总干部部的审干结论是建立在各时期组织部门持续审查基础上的，是组织上对个人自证和它人证明的审查后的认可。由，此逻辑出发，我们应进行必要的查证，并在此基础上去解开历史的悬疑，为天国的老父亲还以清白，这是我们作为子女对父亲的义务和责任所在。
破敌大哥说，对，扭头朝他媳妇狠狠投去责备的目光。
不唯上，也应植根于家庭。
一个人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不是靠年长、学识、鸿论、光彩和云裳，而是靠格局、视野、宽容和睿智。
华中大哥看向林子寻，小五子贴着耳垂，悄声说：“呆子，快说说你的想法。”林子寻抬起头，扫视了一圈，说：“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军区写作班子名义报总政并转军委档案馆，因为写故去的蔡山虎将军传记，需要查阅档案搞清一些事情，这样获批的概率大。如果你们认为可行，则兵分三路。我先去和写作组协商，去年他们来家时，说过有些事情还需细化。待报告到总政文化部后，大哥二哥可疏通一下关系，将报告尽快转到军委档案馆，也早点解写作组之困，这会唤来他们的兴致。获批后，再和写作组商量，现役的二哥或二姐同行，到时各看各的。”
蔡红安嘴快，“大哥干吗不去呢？”
林子寻无奈地朝大哥抱歉一笑，“大哥虽也是现役，也可换身校官服，可这么老相的大校或上校，不穿帮吗，别忘了，大哥60（岁）了。”
几个月后，解放二哥传来军区写作组在军委档案馆获准复印的材料。二哥在电话中说，自传、简历和组织上的历次审干结论都看不到覃福安手笔。只在军衔评定材料中发现“少将报批单”上，本单位一栏上写着：
“该同志，红军时期有被俘坦白自首的嫌疑，思想上存在有张国焘路线的残余；抗战时，违反俘虏政策，受过降职处分；虽对敌坚决，但文化低，进步慢。
结论：晋衔，不妥。
本单位负责首长盖章（或签字）一栏赫然写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字：覃福安。”
晚上，又接到华中大哥的电话。大哥说，你找上龙家老七，我和你一起去看一下龙伯伯。
林子寻知道，大哥想搞明白，覃福安所写，是当年军党委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擅权所为。
七哥说，我尽快回国，你叫华中大哥别急。
一个多月后，大哥带着解放二哥和林子寻，随龙华东看望龙伯伯时，看老将军兴致很高，就说请龙伯伯回忆回忆。老将军拿着放大镜，再三看复印件后，说这是覃福安的字。
老将军说：“你们来之前，小七子已把大致情况和我说了。这两天，我回忆了一下，又和老韩【注：当时的第二副军长】通了话，我们都觉得这和当时常委会的意见不符。因为本单位意见是要和本人见面的，对于组织都没有定论的事情，老蔡怎么会接受？！文化低？我们这些泥脚杆子出身的，穷，没上过学，文化怎么高？！进步慢？老蔡指挥有一套，又会带兵，30刚出头就任师长，没两年又任副军长，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是年轻的，怎么慢？！张国焘路线残余？这是覃福安的风格，他特派员出身，爱给人扣帽子。
华中，解放，我还是在你们爸爸追悼会上讲的那句话，老蔡这个同志顾全大局，不吹吹拍拍，为人正直可信。在我们共事的几年里，我们配合的很好，他真是支持我这个外来户的工作，我很谢谢他。”
老将军喝了口茶，润润嗓子又说：“不过，从这件事看，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常委会的意见必须报备上一级党委，由上一级纪委进行复核，防止政治委员擅权。”
覃福安，一位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龌龊，背着常委会，擅权对同事罗织诬陷呢？
特注，1955年评衔后，老旅长、老政委和老团长等十余名老战友联名写信给军委，澄清有关蔡山虎同志违反俘虏政策一事。1961年，蔡山虎副军长晋衔为少将。9·13前，军长换了几茬，他一直在第一副军长任上任劳任怨20年，被戏称为“老红军、老蓝军（陪练）、老副军”，但他都一笑置之。9·13后，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得到任用，他从副军长任上，调到某省军区，任司令员；80年代中期，在大区副职岗位上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