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饭,两人继续交换着小道消息和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离小城越来越近了,收拾好行李,话题自然转移到当初上面把功勋卓著的老团长伯伯安排在一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小城的不满。

  “我爸说,这次不是干休所连夜派车去武汉总院请来专家,你老团长伯伯就去见马克思了。”蔡红安说。

  “1965年我爸转业,还未上任时,我爸就带我在老团长伯伯家过的春节。那时,他老人家就有心脏病,走路就喘。我爸就劝他向军委打报告,要求到大城市。他老人家说,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了,比长征时好多了。”林子寻敬意地说。

  “你爸还知道老团长伯伯为什么遭受不公正待遇啊?我爸也不知道。他听说是因为老团长伯伯抗战初期毙了一个临阵脱逃的排长,授衔前那排长老婆向军委告状,诬告老团长杀害同志。我爸说长征前的团长,为这个诬告,上面低授也就可以了,干吗又免职啊?”蔡红安不平。

  “我爸只说过授衔前,在大区开会时,军区第二政委以老团长伯伯的诚实精神为例,重申了向组织上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纪律。”林子寻说。

  “怎么回事。”

  “干部部门请老团长伯伯在授衔授勋评介表上签字时,老团长伯伯说,我担任师长的那个红军独立师,编制小,也就是个大团,算不得是师级干部。这样,他老人家只被授予了二级八一勋章。我爸说,这得多强的党性才能如此实事求是啊!”林子寻敬仰道。

  “我爸说老团长伯伯是厚道人,从不争功。每打胜仗后,他就蹲在一旁,抽个旱烟解乏,听政委总结;仗打的不顺或吃了亏,他就揽过,从不责备下级。”蔡红安也是一脸敬仰。

  “和徐帅、罗帅一样,又一个大树将军,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林子寻赞许。


  林子寻说,破敌大哥曾和他说起一件事。抗战初期,有一场突围,打的很苦,上上下下都认为是他父亲当机立断,避免了大损失。谁料到他父亲去世十几年后,有人在回忆录里抢功了,说当年突围前讨论方案时,是他否决了老团长的意见。争论后,老团长和政委决定按他的方案突围,突围成功了,言下之意,呵呵。这引起了还在世的当年一些参加突围的老同志的不悦,对他母亲讲,此人当年是配属的县大队政委,从机关下来的滑头人,海里胡天的功夫,打滑头仗的本事。

  不日,林子寻翻阅路经八一书店时顺便买的这本回忆录相关章节时,不禁哑然失笑。

  不知是写作班子失职呢,还是自述者老年痴呆了呢,映现在眼帘的是日军重兵从两翼把部队压缩到狭长地带后,负伤的老团长伯伯带队冲破鬼子的包围,而自诩战斗经验丰富的此人则是随后勤部门跟进。

  试想,自古至今,那一项即使是普通活动的倡议者,不也是身体力行的吗?!

  林子寻对作者说,资本市场上,曾有人提出“死者沉默”定律。套用于此,即先逝者如果未留下征程记录,那他们的经历与荣光往往就会被品行不端的幸存者僭越。对于这种幸存者的滔滔不绝,是编造,是篡夺,是贴金,是经历,只有靠你自己判断了。


  “什么大树将军?”蔡红安不解。

  “汉光武帝打江山时,麾下有员大将叫冯异,身先士卒,作战骁勇,凭功领奖时就躲到树底下不出来,史称大树将军。相比那些为补充师、独立师吵个不停的个别人,古今的大树将军是多么高尚的人格。”林子寻一脸庄重。

  “我们学校有个学员明明是个战士,却穿着四个兜的,总是牛皮哄哄的,讲他爸红军时就是师长,衔评低了,什么什么的。有一次,张南宁,对了,就是死缠着我二姐的你那个同学烦了,说你爸是到陕北后东征时的补充师,就是训练新兵的,连独立师都算不上,不要天天苍蝇似地嗡嗡嗡嗡,烦不烦。”蔡红安咯咯地笑着。

  “老社够损的。不过老社有时也是挺可爱的,至少不假模假式的。见到老社,代我问个好。”林子寻想着老社现在会是个什么模样呢?


  干休所在厚载巷。

  循着十几年前的印象,来到那栋老式平房,院子里花红柳绿,春意盎然。

  十几年前父亲手书送给老团长伯伯的一副对联仍挂在堂屋,联上是主席那气吞山河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看见李妈妈和红安的大姐拥着两人进来,老团长伯伯用力拄着手杖想从高脚太师椅上站起来,但力不从心,歉意地笑了笑。

  “这是猛子的小五子,这是秀才的大儿子大明,记得不,老头子,65年秀才带他来看过你。”李妈妈边在丈夫的腿上盖好毛毯边说。

  “小五子和大明都长这么大了,你们的爸爸好吗?”林子寻看见老将军浑浊的眼球上有着泪花,蔡红安赶紧给林子寻一个眼色,上前一步说道:“伯伯,您老的老下级都好,就是太忙,派我们来看您老人家。”

  “反击右倾翻案风,秀才的日子不会好过,猛子在部队里,好些。”老将军一点也不糊塗。

  “伯伯,我爸让我代话给您老,让您老不必挂心,他能抗得住风浪。”林子寻实话实说。

  “秀才少年老成,为人谨慎,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可猛子性子烈,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真叫我挂心。抗战那会,他只听我和政委的,不买覃福安的账。56年他到武汉向军区交际处要车来看我,交际处说少将才能派车,大校不行。猛子是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趁放假,沿铁路线一路看望,时间都是算计好的,还是多亏油料部的老王派了辆车。见了面,说起评衔,猛子一肚子火,说又被覃福安给算计了。我一问,原来覃福安这个狗日的,还是揪住猛子杀鬼子俘虏的事不放,向军委告黑状。猛子走后,我就给老政委写了封信,我们几人就联名给军委写了情况说明,澄清了当年的实际情况。61年猛子晋衔,说明总政治部还是实事求是的。那次分手时,猛子说团长,等挂上那个牌牌,我再来看你。我说猛子,苦水倒完了,口该收住了。没有那个牌牌,就不来看我了,孩子气了。”说完,老将军笑了,大家都会意地笑了。但老将军还是不放心说:“猛子那烈性子,也不知改了多少。”

  “猛子早就锤炼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李妈妈劝慰道。

  “孩子,回去给你们的爸爸讲,等风平了,我这身板还行,我就去看他们。秀才有十年未见了,猛子也有几年了,我想他们啊。”老将军边说边咳。

  “李妈妈,伯伯怎么突然病的这么历害啊,我爸爸让我问一下怎么回事。”林子寻问。

  “哎”,李妈妈重重吐了口气,“还不是从北京来的专案人员闹的。”

  破敌大哥接过话来:“我爸的一个老战友被说成是钻进党内、军内的坏分子。专案组的人非逼着我爸按他们的口径写,我爸说怎么能胡诌,对自己的同志更要实事求是吗。这些来人就说我爸不老实,包庇坏人。我爸火就上来了,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对自己人狠,若是早些年,就是张国焘和他的保卫局,杀自己人行,打仗不行。这些人就说我爸是军阀,杀了自己人,才被贬到这荒郊野岭来。一句话,勾起我爸的伤心处,一口气没上来,就载倒了。”

  “这些人说我那个当年的通信员是1930年就打进我军的国民党特务,这不是胡扯蛋吗!1930年徐帅带我们去打京汉路上的花园镇时,我在路上拾到他,一个不到11岁的要饭娃娃,还没八仙桌高呢。吃了我给他的干粮,他就死活跟着我,后来就做了我的通信员。1933年六路围攻时,我们团攻下马鞍山后,他去一营传达务必坚守阵地的命令时,把命令传错了,一营撤出了阵地。师里发现后,命令必须夺回阵地,我们团反复冲锋才夺回阵地,但伤亡很大。保卫局说他是反革命,战场行刑,吓的这孩子瑟瑟发抖。我给先念政委打电话,说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用脑壳担保,他绝不是反革命。先念政委出面保下他,可就是这个处分成了他是钻进党内、军内坏分子的由头。不管我怎么向这些人解释,都没用。现在这是怎么了,白雀园又来了。”老团长越说越气,李妈妈赶紧轻拍老团长的背,怕急火攻心,痰阻中焦。

  蔡红安见状,就对林子寻使了个眼色,有意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大明哥哥,你还记得不,我爸在八一小学做忆苦思甜报告时,同学们都笑的喘不上气了。”

  见林子寻冷丁没反应过来,蔡红安就笑着说:“大山里的红军战士没见过铁路,1932年过京汉路时,天黑的很,我爸就用手摸,对大明的大伯讲,哥哥政委,只有木头和小石头啊,怎么还有尿臊味?原来他摸到了黄金点。”众人都狐疑什么是黄金点时,林子寻忍不住笑了,他想起小时候的恶作剧来。

  果不其然,蔡红安的策略见了效,老团长伯伯来了兴致:“1930年我们打花园镇,过京汉路时是白天,我用手摸,还用鼻子嗅,感到这不比石头桥差。进了镇子上的洋房,都是第一次看见电灯,好稀罕,我就用来点旱烟,结果点不着,就么罗儿的一巴掌把灯泡打破了,吓一跳。我那个小通信员鬼灵精,把灯泡拧下来放到挎包里,说是带回去,比煤油灯亮。”这下子,大家都情不自禁地乐了起来。

  林子寻接着话喳道:“我记起来了,蔡伯伯讲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辛后,还说起1949年进大城市时,老炊事班长在座式马桶里淘米,水一冲,米没了,气得老班长直骂,要把米抠出来。当时我们全校师生都笑得喘不上气来。待大家都不笑了,蔡伯伯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我们这支军队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听主席的话,为建设一支主席讲的有文化的人民军队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猛子说的对,我们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1930年打花园镇时,我们都不认识迫击炮和重机枪。徐帅命令重新打扫战场,一定要把这两样重武器找来,谁也不准破坏。徐帅连说带比划,我们就去找带腿的枪。还真找到了,我们连把汉阳兵工厂造的水机关枪的枪筒当成迫击炮,还有的连拣到一个枪架就当成是有腿的重机枪,徐帅见了,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老团长顿了顿笑意,又说:“大明啊,戴眼镜了,在什么部队啊?”

  “伯伯,大明哥在通信兵,他数学和专业都考100分,在我们学校可有名了。” 蔡红安一脸兴奋地抢着回答。

  “大明啊,要又红又专,要关心国家大事啊,不能只埋头读书,现在气味不对,要多和你爸爸谈谈噢。”老团长一脸严肃。

  “知道了,伯伯。”林子寻郑重地立正,向老将军示意坚决执行,没二话。

  安排老团长睡下,李妈妈刚回到客厅,蔡红安小嘴就叽叽喳喳个不停,“李妈妈,我爸讲,这些药材要我姐煎服,他祝老团长伯伯和你长命百岁。”

  “这闺女真水灵,不知哪个傻小子有这个福气。”李妈妈说。

  蔡红安羞涩地看了一眼林子寻,两颊绯红。

  “妈,蔡叔叔是你们卫生队救活的啊。”李妈妈的小儿子问。

  “1941年那次是。”

  “我爸讲,那时没有药啊,不是你李妈妈菩萨心肠,那有你们一群儿伢子、女伢子。”蔡红安学他爸的红安土话,维妙维肖,大家都乐了。

  “是啊,那时,条件真是差啊,除了红汞和碘酒,就是从嘴里省出盐来,烧开后过滤做消毒水用。纱布没了,就把衬衣撕成布条,放在盐水里消毒,再用筷子夹着布条,沾着盐水洗伤口。你爸爸伤太重,高烧不退,师卫生部长的意见是总结经验。旅长和老政委来了解情况,我就汇报了实际情况,不仅目前只有止血针,麻药没了;而且之前我们抢救过一位被鬼子飞机炸伤的连长,火疮化脓——注,火疮即烧伤。在21世纪的医疗条件下,二级烧烫伤,尚需病人严格遵守医嘱,才能脱离危情。三级烧烫伤,死亡率还在50%以上——,染上破伤风,没抢救过来,但我们坚决执行师卫生部的指示,总结经验,向土郎中取经,有决心治好小蔡营长的伤。旅长说剜肉刮骨也要救活蔡猛子小蔡营长。”李妈妈道。

  “妈,我爸伤在哪啊?”红安的大姐问。

  “你爸爸伤在两处。胳膊被小鬼子的歪把子机枪穿了个洞,歪把子的子弹是炸子,前面一小眼,后面肉开花,弹片多,不好取,伤口已经化脓,气味熏人,清理伤口时,蛆虫都爬到我手上。更头痛的是大腿被炮弹炸伤,因为没有消炎药,生了火疮。火疮的面积又大又深,皮都烧焦了,伤口像只碗那么大,蛆多的用镊子都来不及捏,只好用酒精棉往下拨拉,痛的你爸爸牙齿咬的咯吱咯吱响。没有麻药,你爸爸咬着老玉米棒挺了过来;没有缝合条件,开着口,会感染发炎,有发生败血症的危险。我就用油纱布盖上,让伤口自己长,外面用一块很大的胶布剪成两大块,粘贴在伤口上,把伤口拉紧,就成为一个较窄的创伤面。再在油纱布中间剪一道口,以便于观察创面,及时排脓。换药时,将胶布撕开,用盐开水清洗,你爸爸每次都咬住一根老玉米棒,痛的人发颤,真是条硬汉子啊”。

  李妈妈歇口气,又接着说:“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土郎中说马齿苋可以消炎,我们就上山挖马齿苋,捻碎后和盐水、纱布一起泡,用泡好的马齿苋水揉进伤口进行消毒,伤口慢慢地就会愈合。你爸爸伤口慢慢地不感染了,可还一直高烧不退,这说明还是有炎症或是有其它症象。我就问他,想吃饭不?他说不想。一项一项问下来,都正常,问他大便没有?他不好意思地说,有好几天没有大便了。”

  “我爸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蔡红安她大姐哧哧地笑了。

  “你爸爸那时才20出头,旅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蔡猛子,可他和女同志讲话,脸都红。”李妈妈明显在责怪儿媳妇。“肠道不通,毒气在身上,热毒内攻,手术后身体又虚弱,就会引起高烧。我把一块土胰子煮成糊状给他灌肠,下午他的体温就有所下降,第二天他就大便了,想吃东西了。护士把旅里缴获的小鬼子的奶粉和饼干,用旅长和老政委用自己津贴买来的鸡蛋,调成糊状,一天天地喂他。”

  “我爸说,每次都是你顶着他的背,他才能坐起来。”蔡红安敬意地看着李妈妈。

  “是啊,他右臂举不起来,左腿又伤成那样,总躺着也不行。我们就趁他每次吃饭时,轮班顶着他的背,延长他坐的时间。几个月下来,伤口慢慢地长愈合了,身体也康复了。你爸归队的那天,咚的一声就跪下了,大姐,姐妹们,我蔡山虎战场上多杀鬼子来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说完,又哭又笑地和警卫员策马而去。十几年后,已经是副军长了,和老头子也是又哭又笑了一天才安静下来,老头子说,还是当年的山虎子,一点没变。”李妈妈还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说到老团长的病情,她的忧虑又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批复一些老将军去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休息。林子寻随父母去看望了落户于湖畔干休所的老团长伯伯和李妈妈。

  父亲说,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老团长伯伯说,就缺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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