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回忆录时，林子寻曾问道：“爸，哪家里什么时候才晓得大伯牺牲了？”
父亲说：“你大伯1929年回乡，变卖了细软，又拿走了金条，便杳无音踪。你奶奶担心闹红的头生子，天天求佛，哭到眼红。这之后，全家没有放弃，都在暗暗地打听。你爷爷只要到了上海，就去原上大校址徘徊，看能不能碰上。你姑姑看了《西行漫记》后，回来对你奶奶讲哥哥莫不是在这支为建立新中国而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中。7旅旅长彭明治将军借宿时，一再宽慰你爷爷奶奶说，他离开湖南老家，从上大到黄埔，从南昌起义到瑞金，十几年来家人也不知他所踪。‘会有消息的，会有消息的。’共产党的大领导这样讲，你奶奶宽慰了许多。直到1943年秋，我从淮海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了你岳父所在的那个团，才知道你大伯牺牲在长征路上，但具体情况，蔡副团长也是从红大毕业，回263团后，听战友讲的。”
“爸，红安她爸说你一开始是在团里的娃娃队当队长。”
“团里从各连队抽调上来几十个小鬼【注：当时部队中对少年战士的昵称】，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三岁，组成一个青年队，团里上上下下叫娃娃队，由团青年干事兼任队长，让我做副队长，按知识分子优待，拿连级干部津贴，每月三元华中币。”
“爸，你刚去，就做副队长？”
“边中毕业去部队的，最低是排级干部，而边中毕业又去干校参加一期四个月的政治、军事培训的，结业后，一般都是副连级。”
“那这个队的战士就是做警卫员和通信员吗？”
“不是，青年队隶属于团警卫连，主要任务是边打仗、边学习文化知识、边做宣传动员工作。”
“宣传队？演节目？和妈一样？”
“不是。比如，配合团政治处，提着石灰袋、浆糊桶，刷标语，贴标语；配合团卫生队，去连队示范怎么挖合格的卫生壕；配合团后勤，去连队教唱刷牙歌。配合团文化教员，去各连教唱扫除文盲歌。”
林子寻早就知道卫生壕就是部队的临时厕所，早就听母亲唱过“同志们呀听我说，睁眼的瞎子苦处多，书籍报纸都不能看哪，军事政治难得学。…….”但刷牙还有歌，引起了他的好奇。在他的要求下，父亲哼唱起明显是地方小调的刷牙歌：
“革命战士有牙刷，
你一把，我一把，
每日早晚把牙刷，
牙齿刷的干干净，
干干净，
病魔赶它回老家。”
林子寻忍住了笑，打断了沉浸在回忆中的父亲，“爸，你带着他们打仗，拔炮楼？”
“不，他们大多数战斗经验比我丰富。我们青年队打起仗来嗷嗷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但团里是要把青年队的小鬼们都培养成基层骨干，所以我们多是在阻击阵地。可就是这样，我在青年队的半年时间里，还是牺牲了几位，都是优秀的战士。记住，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他们连青春都没有品尝，没有他们（的献身）那有你们的自由自在。”父亲的眼里浸满了泪花。
林子寻怕伤感陡增父亲的情绪，加大他血压的波动，马上转移话题，“爸，那你们学文化时，还有没有比平方丈还有趣的事？”
林子寻上小学时，曾在数学课上，做为课代表给全班维妙维肖地学他爸讲了一件青年队学数学的趣事：“话说有一天，我爸给青年队小鬼们上算术课，讲一亩地有多大？一亩地等于十分地、60平方丈，然后我爸提问什么是平方丈？在打谷场中观看上课的一个老乡说，小八子，我们村旁寺庙里的方丈不姓平，叫当家和尚。”全班哄堂大笑，数学老师笑的直不起腰来。【注：小八子是当地人对小八路的爱称。】
父亲想了想后说，“文化教员负责讲时事、政策和历史，我通过读报，读《抗敌报》和《江淮日报》来教认字。有一次，学认江蘇两个字。繁体字，都按象形分解，容易记。我说“蘇”就是鱼米之乡。一个战士举手问，为什么有个草字头？另一个战士举手后，站起来回答说我知道，“蘇”就是鱼米之乡，也不能亏了鱼儿，给牠扔把草，省得啃庄稼。”
林子寻不禁乐了起来，“形象，形象。”
父亲又伤感起来，“都是些很聪明的人，如果不牺牲，都是我军文武兼备的指挥员。”
林子寻赶忙转移话题，“爸，红安他爸说，他头一次见到你，象看稀罕物似的，围着你转了几圈，看得你脸都红了。”
“是的。到团里一段时间后，团首长里就未见过蔡猛子蔡副团长了。说是负伤住院了。团里盛传他脍炙人口的轶事，很想见见这个老红军。有一天正在上课，就见连里通信员急匆匆从旁听位置上拉走了连长，说蔡副团长快到村口了。我们也下了课，随着连长去了村口。”
综合父亲和岳父的叙述，林子寻给作者有声有色地说起了两人相遇的情形：
蔡副团长和警卫员下了马，满不在乎的对前来迎接他的参谋长讲“你看，好了。”说完，飞身上马、下马，又打了一个旋风腿。一片喝彩声中，他不无得意地对警卫连长说，“好久没打球了，安排一场，人还凑得起来？”边说边睃扫着人群。突然，他不言语了，眼光凝在了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挎着驳壳枪的父亲脸上，父亲被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
他转头问参谋长，音调有些尖：“老王，这个小鬼，才来的？”
“分来不久的文化人，青年队的林副队长。”
“小鬼，你姓林？”硬戗戗。
“报告首长，我是姓林。”
一样的口音，眼又热，莫不真是我哥哥政委的家人？！他左端详，右打量，围着父亲转了几圈，嘴里念叨着“太像了，真是太像了。”
声音急促，“小鬼，你哪里人？”
“报告首长，淮阴人。”
“小鬼，你大号叫？”
“报告首长，我叫林沛阳。”
“你有没有个兄弟，叫林沛淮。”音调沙哑。
“报告首长，那是我的哥哥。”
“你家旁边有条什么河？”呼吸急促。
“报告首长，我家旁边有条柴米河。”
“啊，啊，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我哥哥政委的家人了。”他嘴角翘起，眼里含着泪水，却是哭腔。
“报告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太认识了，那是我的哥哥政委啊！”
蔡副团长毫不掩饰他的激动，喊上几个战士，把父亲抬起来，抛向空中。
隔日中午，蔡副团长用他所有的猪油钱（津贴）换了几个鸡蛋、一包花生米和一盘猪头肉；老团长支援了他一瓶土烧酒，政委赞助了他一本红绒面笔记本，参谋长用他的猪油钱请老炊事班长炒了两个菜。
一桌战时丰盛的宴席上，蔡副团长首先郑重地送给父亲一本红绒面笔记本，扉页上，几个很用心写的歪歪扭扭的方框字是“让我们一起永远记住林沛淮同志，我的哥哥政委。蔡山虎 1944年春节”
然后，在政委的力阻下，毕竟伤刚好，他向政委做了一个鬼脸，抿了一下空碗后，向大家讲起了哥哥政委和他深厚的战友情谊。说到激动处，不能自己，声音哽咽。
父亲小大伯十七岁，1929年大伯匆匆回乡时，父亲才一岁，对大伯的认识是在照片和那满满一书架的书报上。当父亲听到大哥也是老红军时，心中湧起自豪感，也不由得佩服二姐几年前的判断。当听到大哥英勇牺牲在长征路上后，泪水盈眶，声音嘶哑地向团首长们保证：一定继承哥哥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