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李彤：我在战前被战友替换
当事人简介：李彤，8·13战斗时负责边防站武器弹药管理。1970年考入石河子医学院，毕业后历任边防营部军医、卫生所长、团卫生队副队长、武警新疆总队医院特检科主任医师等职，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16项，专业技术4级。
1965年12 月，我从河南洛阳参军入伍，在塔城军分区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于1966年2月底分配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勤务班，每天站哨巡逻，当时巡逻以骑马为主，有时也徒步巡逻。几年的巡逻，使我对沿边一线的地形地貌都非常熟悉。1967年6月前，未遇到过苏军的阻挠，偶然相遇还打个招呼，双方军人沿实际控制线各自一侧行走。
1967 年6月22日，苏军新耕松土带时开始向我方蚕食，少则几米，多则几十米。我们与其进行说理斗争，却遭到11名苏军骑兵的野蛮阻挠，并纠缠扭打在一起。此后，我们每次从正面40号界桩方向沿习惯性巡逻线向东南方向巡逻时，都会受到苏军的野蛮阻拦，多数在钢管山。苏方为什么在钢管山阻拦我们？后来才发现，就在钢管山对面一个略微突出的沙石土丘，也就是距松土带仅几十米的地方，苏军修有战壕掩体，配置机枪，并在那里窥视我们的行动。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钢管山在苏方据点右侧山头上碉堡内机枪的有效射程之内。
不管苏军如何阻挠，我们仍然坚持每周例行巡逻，每次站领导都会亲自带队。苏军阻挠人数每次都是我们的二至三倍以上。我们冲过去，苏军把我们推过来，有时纠缠好几个小时。先是拳脚对打，以后发展到枪托相打。每次巡逻回来，我们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教导员李明通高度近视，一次眼镜被苏联士兵打掉，顿时眼花缭乱，差点儿从马上栽下来。
1969 年3月珍宝岛战斗后，铁列克提的边境形势也空前紧张。
一天，上级通知铁列克提边防站，当晚苏军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指示我们选点观察，查清苏军动向。夜幕降临后，副站长裴映章带领班长梁德海和我，冒着风雨在漆黑的夜晚，翻山越岭徒步十余公里来到无名高地以南，在山口最突出的一座小石山上潜伏。小石山西侧几十米的地方就是苏军必经的路线。山上没有一点土，全是褐色岩石，挖个掩体都没有可能。
大约凌晨时分，远远望见从阿拉湖方向，有无数灯光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并逐渐靠近我们。裴副站长让梁德海和我轮流计数苏方的车辆。苏军战车的类型依稀可辨，有坦克、装甲车、火炮牵引车、大卡车和油罐车（也可能是车载导弹）等，车辆的间距约30 米，蜿蜒数十公里。犹如一字长蛇阵的车队，每隔数十辆便有一探照灯车。高能聚焦的探照灯，不停地向我方照射。在走近我们潜伏地点时，照得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们已完全暴露在苏军的视野里，大家几乎同时一手握紧了子弹上膛的冲锋枪，另一只手扣住了手榴弹拉环，作好了战斗准备。几分钟后，苏军的探照灯车漫无目的晃悠着，向我禾角克、阿拉山口方向驶去。苏军800多辆各型车辆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才渐渐远去。
当面苏军的异常活动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开始增调部队部署在巴尔鲁克山西部山区一线。4月初，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连副连长肖法刚率一个排增援铁列克提边防站。当时，边防站的首长只有教导员李明通和副站长裴映章。站长朱长胜于1968 年塔城军分区组建步兵营时调任营长，新站长暂时没配。由于担心支援人员走错路甚至误越边界，站领导派我步行20公里到独立排去接应和带路。肖副连长一行的到来，使我站由原来的30 人增加到59 人，力量得到了很大加强。
4月底，我们进入一级战备，除观察哨和流动哨外，其他人员全部进入工事、地道。我多次担任观察哨和流动哨哨兵，苏军的飞机多次在我边防站营房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轰鸣声震耳欲聋，坦克车、装甲车和火炮也不时在边界线上出现。
鉴于边防形势迅速恶化，苏军不断滋事捣乱，经上级批准，我站定期例行巡逻改为不定时分段巡逻和选点观察。
6月10 日塔斯提战斗之后，我们李教导员几乎天天给大家讲：“苏联对我西部边疆伺机报复的狼子野心，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报复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我们铁列克提，我看这一仗迟早要打，可能很快就会打起来。”
6月10 日到8月13 日，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战云密布。8月初，上级决定让铁列克提恢复全程巡逻，并从分区骑兵营、步兵营、独立连挑选一些精兵强将增派到铁列克提边防站。8月8日，站里先派了2名战士沿习惯性巡逻线试探性全程巡逻，当行至钢管山南端不远处，突然听到苏军鸣枪示警。他们立即返回报告情况。
至此，所有人都明白巡逻肯定会受到苏军的武力阻挠，战斗不可避免。当时的预案是：“派11人巡逻组，从钢管山习惯性路线向东南无名高地方向挺进。天没亮时出发，在钢管山和狭窄的小山沟段不会遭受阻击，继续前进至无名高地附近可能会遭受阻击。如果巡逻组遭受伏击，可向中路组无名高地靠拢，协同作战向苏军反击，右翼组从侧翼增援巡逻组和中路组，左翼组在指挥所左前方山坳内，必要时从左侧突击，占领无名高地南侧山梁反击苏军、增援无名高地。”据说裴副站长极力反对这个方案，理由是凭着他多年对苏边防斗争经验，这次苏方很可能派重兵动用重武器，而不是平时几个人用轻武器进行阻挠。
恢复全程巡逻的消息让战友们群情激昂，争先恐后写请战书、决心书，主动要求参加这次巡逻。副站长裴映章不顾身体有多种疾病，一再请求参加巡逻。
我从到铁列克提边防站第一天起，就一直跟着裴副站长，对他的身世情况也有所了解。他小时候父母双亡，跟着叔叔和婶婶生活，婶婶对他特别好，像亲生母亲一样照顾他。15 岁参军到第一军，后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因为年龄小，人又灵活，他当过时任第一军军长的游好扬将军的警卫员（游好扬曾任毛主席的警卫员）。裴副站长曾多次向我们炫耀，说他自己是“抗美援朝第一军第一小兵”。
巡逻组人员名单公布，我果然名列其中，这让我兴奋不已。在边防站工作了三四年，终于等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尽管我心里清楚，行动中极有可能与苏军发生战事，一旦开打，非死即伤，但能够参加这样的行动，自我感觉光荣又自豪。
没想到8月10 日这天，裴副站长却又突然说：“李彤不能去！”我惊呆了，缓过劲之后去找他求情，他又加了一句：“谁都可以去，就李彤不能去！”坚定的态度表明此事没有丝毫挽回和商量的余地。
我怎么也想不通，等了好几年，同苏修斗了好几年，到了真刀真枪干的关键时刻却不让我上，心里非常着急，也非常生气，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在当时我们边防站三个1965年入伍的老兵中，樊中宣、曹新龙和我，对边防最熟悉、参加巡逻次数最多的还应该是我，我应该是巡逻组的第一人选，现在却被从名单上撤了下来。
很快，我就掌握了从中“捣鬼”的人，竟然是樊中宣和曹新龙。
因为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让裴副站长临战之前改变了主意，我对樊中宣和曹新龙这两个不让我参加巡逻的“元凶”很有意见。
平时我们三人关系相处很好，见我不高兴，他们两个一起来给我做思想工作，樊中宣说：“我们家兄弟姊妹八个，七个男孩，一个女孩，即使这次我为国捐躯了，还有六个男劳力，你呢，你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有个三长两短的，留下老人咋办？”
曹新龙也在一旁帮腔：“当前形势很危险，参加巡逻的人很可能回不来，即使回来了也会落下残疾，我家里兄弟5个，牺牲我一个，还有4个。所以你不能去。”
战友之间一番充满真情的表白，说得我无言以对，气也消了不少，也知道他们就是如此劝说裴副站长改变了主意。
在备战的间隙，樊中宣拿出刚谈的女朋友照片让我看，尽管他们双方还没有见面，但交换了照片，已经开始写信联系。他还说，女朋友对他很满意，他自己也对女方满意，计划下次探家时正式见面。
8月13 日我被分配留守边防站，负责管理和发放反坦克手雷、枪榴弹等弹药。那一天的日子真难熬，心里期盼着听到完成巡逻的喜讯，却传来了失利和战友们牺牲的消息。我不敢相信，凌晨时分的挥手告别，到中午竟然变成了阴阳两隔。
9月20 日，在托里烈士陵园，为壮烈牺牲的烈士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我作为烈士生前战友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在樊中宣和曹新龙的墓前，我特意让记者给我拍下了照片，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俩替换了我的巡逻名额，也替换了我的生命，替换了我的现在。
追悼会后，曹新龙的父亲到塔城军分区，请求把小儿子曹新斗送到部队，接过哥哥的钢枪继续为国站岗。组织批准后，领导派我到塔城将曹新斗接回边防站，到站后召开了欢迎大会。我感慨万千，现场写下一首诗来纪念曹新龙：
最忆战友曹新龙， 犹如刚劲一棵松，
顽境逆风战恶浪， 巍然屹立气如虹，
八一三号动军令， 踊跃巡逻成英雄，
笑洒热血捍边疆， 万古千秋留伟名。
至于同乡战友樊中宣，我在铁列克提战斗结束后每次回去探家，都会去他家里看望他的父母。樊中宣的母亲每次看到我，都会哭得一塌糊涂，回忆起儿子生前的点点滴滴，对我总有说不完的话，还念念不忘樊中宣当年介绍的女朋友，设想着如果他们结婚该有多好。那情景真让我心酸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