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丁殿勋:做一个无勋章的老兵

       8·13战斗时为左翼掩护组卫生员,简介详见参战人员介绍。

       我是1969 年7月20 日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之前我是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连一排一班新战士,班长王松河。到边防站后,我被安排在站部做卫生员工作。

       随着8月13 日的临近,训练逐日增多,干部战士都又黑又瘦,战士们蹭破皮和扭伤也逐渐增加,有时皮肤会化脓,在夜里我常被叫醒给他们治疗。

       临近巡逻前的几天,似乎训练少些了,伙食改善也多了起来。全连各级经常开会、班排会、小组会、动员大会,干部战士义愤填膺,谴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从我们天天能看到的群山夹着大漠边陲一颗璀璨碧玉般的阿拉湖,到边防前沿祖国的片片土地,是如何被敌人抢掠蚕食去的。热血的、带着稚气的,刚从贫瘠农村走出、从停课闹革命的学校走出来的农民子弟们,脑子里的为保卫祖国边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要比他们的瘦弱筋骨“强壮”得多!份份决心书写满了对祖国忠贞的誓言。尽管战事将要来临,战友们为保守机密,给家里写信多是讲“本人将要到某地出差,请暂不要来信,勿念!放心!您的儿子会忠心保国的……”

       参战前担任此次巡逻任务的共有109人,但巡逻组只有11人,任务是由40 到39 号界桩,由北向南约10 公里中国习惯巡逻路上进行巡逻。

       参战前日的傍晚,大家匆匆吃完晚饭,觉得战友少了欢声和笑语,不见了篮球场上的球迷。三三俩俩地、悄悄地,干部与班长,同乡与同乡,老战友与新战友都在彻心交谈!有时皱眉或发怒,热泪盈眶或转眼而面容凝重,时又低头不语。看西天红日已落,残余晚霞,环顾周围战友和同乡,望望星夜执勤的哨所,扎娄勒山光秃秃的岩石,芳草沟的无名野草,望向东南方那遥远的家乡,心里到底在低吟着什么呀!可能是对生活还充满着点点希望或对生命的一些留恋吧!

       出发前集合队伍时感觉不同往常,值班员轻声的队列号令,慌乱中站错队的新战友也得到耐心纠正;班长清点人数检查携带装备时,轻拍着每一位战士的肩膀,帮着战友们拉紧行装,整理衣冠;送行的战友也是紧握对方双手。

       凌晨2点队伍出发了,深夜寒气逼人,战士们顶着山风,紧跟着连长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行进中,不时听到战友的跌跤声、沙石的滚落声、枪械的撞击声,互相间可以听得到气喘吁吁的呼吸声。你拉我攀石,我帮你过道沟……在越过深沟下坡时,不小心踢飞起一块小石头,刚好落在走在我前面小陈战友头上。他停下来摸了摸头,说你看出血了吧,我摸了下他的后脑勺说可能是出血了!要给他包扎被拒绝了,我想帮他按压也被婉谢了。他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了握,摇了摇臂说:虽说未到战场我都挂“头彩”了,不过别给班长讲,我还要到战场立功的!

       约4点30 分,到达指定阵地,即指挥组所在的708.6高地西南侧约800米处。凌晨山上很冷,由于一路急行军,穿在身上的内衣已被汗水浸湿,此刻被风一吹感觉更冷,战友们互相紧靠着取暖,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屁股刚着地就疼痛难忍似刀割,用手摸了一下地面,感觉全是尖石片,天亮才看清楚,山上寸草不生,石头片直立如刀刃。这是扎娄勒山特有的地貌,它是每年连续6个月强风的杰作,也与阿拉湖的气流有着直接的关系。

       约7点多,苏军两架直升机由当面苏联火车站方向侵入我阵地上空,仔细观察可看到飞机上的敌兵在对我方阵地人员进行拍照,盘旋往复了多次,飞得也很低,快到山顶时,速度也慢下来了。这时还未接到上级向敌人开火的命令,战士们只能挥舞着仇恨的拳头向敌人表示抗议!约9时许,敌3辆装甲车,2辆指挥车,1辆步兵运兵车侵入我676高地附近。

       约9点多,一阵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苏军向我巡逻组打出了第一个点射。肖法刚连长立即组织左翼掩护组的火力对苏军进行压制,掩护巡逻组快速豋上676高地。战斗打的异常激烈,在左、右掩护组火力支援下,坚守676高地的我巡逻组和中路掩护组指战员连续三次打退了苏军的冲锋。随后,苏军改变策略,在我轻武器有效射击距离之外用装甲车从侧面和后面包围676高地,再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和坦克火炮攻击676高地上的我军,使坚守676高地上的我军伤亡严重。

       约11点半左右,指挥组命令我们左翼掩护组向676高地增援,肖连长带着战友们,冒着敌人雨点般子弹,时而跃起,时而俯卧,匍匐前行,也不时地向敌人射击,战友们仇恨的子弹一时间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敌人又使用机枪、火炮远程向我们射击,迫使我们难以前进。连长命我们强行进攻,战友们利用地形地物,各自尽可能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动攻击。肖连长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出去,并指挥部队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即便是这样,也只艰难地向前推进了几百米。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左侧大腿被狠击了一下,便倒在地上了,腿部很快麻木失去了感觉,继以剧烈疼痛自下腹部传向全身,我不自主的向战友喊了声我负伤了!之后我朦胧地感到战友杨俊奇,刘汝堂班长,高学连等轮换背着我向安全处转移。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一位摄影记者喊我说,咱们站上的小车来了,我已经拍照完毕,你不要太痛苦了,坚强些战友,把你抬到车上,到边防站治疗吧!当张世海司机把我拉到距战斗地不远的一个转弯处时,突然他说不好!前面发现一伙人,像是敌人!接着他告诉我,你身边有颗手榴弹,准备好。他拿上枪跳下车,走到一巨石后仔细观察动静。我这时还比较清醒,心想着要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剧烈地疼痛使我伸手拿手榴弹的力气也没有了。挣扎了三四次,才把手榴弹拿到手里,但怎么也拧不开弹盖,似乎一丝一毫的力气也没了!不知又过了多久,听到张司机说是自己人。

       到了边防站医务室,我从别人的呻吟声中知道,先我下来的几位战友伤势不轻! 王荣林医生是分区卫生科来的,看了我一下,说了几句安慰话,因伤员多,又抢救忙别的伤员去了!伤痛得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下午4点多钟,我躺在一辆装了些沙土的大卡车最后面,向151医院急驶!后来据战友说:在离开托里县不久,我的呻吟声渐渐减弱,距庙儿沟兵站约50 公里时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到庙儿沟时我已经快不行了。所以他们决定把我放在庙儿沟兵团卫生所抢救。多亏卫生所的医生责任心强,检查后我还有微弱心跳,但他们不会手术,就到公路上去拦截有无从后方医院去前线的医生。大约等了4小时,正巧拦住了151医院的外科医生金主任,由他给我做手术。但庙尔沟的小医疗单位,无血液库存,于是便动员兵团人员献血,短时间来了很多人,合格的就有30 人,验血型29 人符合,就这样给我做了手术。三天后我朦胧中已有了点知觉,医生护士问我,你在昏迷中总喊叫一班长和司务长,我说不知他们是否还活着。5天后因我的体力极弱,位于乌苏县的151医院又不具备进一步抢救的条件,又不能忍受长距离的汽车运送,为难之际,恰巧一架直升机到塔城执行任务归来,顺便把我接到新疆军区总医院外科治疗。国庆节过后,我在医院见到了袁国孝战友,他是前来参加自治区国庆观礼的。和我同在医院住院的还有战斗中负伤的北疆军区司令部参谋惠景民和李芳战友。

       1970 年元旦前,我返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继续做卫生员工作。对已经长眠于地下的战友和首长们还没机会去悼念,但看到所有受伤的同志都归队了,且除我外都立了功,真为他们高兴和自豪,心里赞叹和祝贺他们!自己无功,但也无悔!因为受了如此重伤的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无残疾。我永远记着当年铁列克提边防站医生、也是我从医的老师孙新民转业时对我说的话:“丁殿勋永远是殿勋,即使你以后有了成就还是做殿勋,为什么?因为你活下来了!”

       是的,我要一生努力争做殿勋,做一名无勋章的老兵!

       2015 年8月11日,阔别46 年后,我终于回到了铁列克提,连队变化翻天覆地,建设发展今非昔比,住上了小楼,接通了照明电,置身其中,几乎找不到昔日边防哨所的影子。最让人牵挂的还是当年的战场,我们急不可待地赶往忠勇山,新的边界条约将676高地附近地域全部划归我方,站立在忠勇山烈士纪念碑前,我感慨万千,牺牲战友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在脑海中闪过。我疾步跨过碎石滩,翻越尖石山,几乎一路小跑寻找着当年的位置,判断着当年的方位,似乎又回到了打仗的状态。在当年的战斗位置,特别是战斗负伤的地方,我久久伫立,不忍离去,手中的相机不停地拍摄着,既是记录现在,又像是在补偿昨日的缺憾。

       第二天,在忠勇山前,铁列克提边防连的官兵和我们一起举行了祭奠仪式,塔城军分区宇文喆政委也亲赴现场。山风徐徐,阳光晴好,我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为牺牲的老战友们敬献花篮、敬酒上烟,特别是听到主持人那一声“敬礼”,我情不自禁地抬起了右手,久久不愿放下。虽然我的军装已经脱下,也渐入老年之列,但深埋在心间的生死战友情义丝毫未减,心里默念着“老首长、老战友,丁殿勋回来看你们来了,别责怪我回来得迟,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你们。”

       大山依旧在,故人已逝去。我内心始终铭记,是铁列克提的泉水养育了我,是铁列克提的大风磨砺了我,是那场战斗锻造和改变了我,是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了我。廉颇老矣,夕阳尚暖,唯有用我所学医术和临床经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尽可能多抢救一个患者,多挽救一个家庭,多回报一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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