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德海：我在边防站上报情况
8·13战斗时任巡逻指挥组成员，奉命留守边防站，简介详见参战人员介绍。
自1967 年以来，我们在巡逻中多次遇到苏方的阻拦。开始苏军用高音喇叭朝我方喊话，干扰我巡逻，然后用多于我方几倍的人员排成人墙阻拦我巡逻，再后来发展到肢体接触，扛膀子不让我巡逻。面对苏方的猖狂挑衅，我们始终坚持党的边防斗争方针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具体执行中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用事实揭露敌人的侵略罪行。
1968 年下半年，新疆军区、伊犁军区先后调整了边境一线的设防，铁列克提边防站在这次调整中由原来的营级单位改为连级建制单位，由向阳边防营管辖。我当时是铁列克提边防站政治干事，调整后任命我为铁列克提边防连副指导员。
8·13 战斗是苏军有预谋、有准备的对我巡逻人员实施的一次突然袭击。
1969 年8月12 日，我向阳营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带领一连战土70 余人，来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进行交接工作，晚饭后在站部召开了作战会议。
代表边防站参加的干部有副站长裴映章、翻译王明远、司务长樊中宣和我；其他参加人员主要有：分区作训科参谋李效智、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步兵一连连长范进忠、副连长杨振林、骑兵三连副连长肖法刚、记者冉征超等十几个人。
会议根据上级的命令宣布成立铁列克提边防连，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如何完成此次巡逻任务。会议期间，不时传出发言声、争论声，同志们对如何完成这次边界巡逻任务出谋划策。因为站长身体有病，在站上主持工作的副站长裴映章对巡逻组人员的组成提出能够选配更多素质过硬、情况熟悉、动作利索的官兵。
大家还重点讨论了巡逻方案。决定下设五个小组，即指挥组、巡逻组、左、中、右掩护组。如果敌人阻拦我巡逻队人员，向我开火，我巡逻组首先可进行还击，其余小组快速前进用火力掩护巡逻组并打击敌人。
这次会议，对巡逻行动主要明确了三条原则：
一是不要在平原地带惹事。以往，我方巡逻队每次从钢管山到一号阵地595.5高地之间的相对平坦地区，都容易遭到苏军的拦截，我们在表明立场后，不得不返回，这一次要快速通过这一地区，到达有掩护组的地方会对我更加有利。
二是一旦对方袭击我巡逻组，我应迅速抢占无名高地（676高地），与中路掩护组（当时编为2号阵地）汇合。
三是若敌人对我开火，巡逻组和中路掩护组要联合行动，左、右掩护组要进行交叉掩护支援，预备队再根据情况适时进行增援。
最后要求各小组下去后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各项准备。部队的出发时间是零点，在5点前要全部到达位置。
巡逻的消息传出后，整个部队士气高昂，群情激奋，同志们怀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大家争先恐后纷纷要求参加一线巡逻。
从当时情况看，部队的士气比较高，大家想立功、想打胜仗愿望比较强烈。总感觉人家在东北珍宝岛打了胜仗，我们西北也不能落后，也应该“教训教训苏修”。
副站长裴映章同志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这次新老单位移交工作，他不顾身体有病，主持边防站向步兵营的全面移交，还要求亲率巡逻组进行现场勘察移交。据说边防站整编后确定他转业，但他责任心很强，决心站好最后一班岗。
会后，站领导安排我坚守边防站，主要任务是传达上级指示，上报部队情况。
8月13 日凌晨，我巡逻组、左、中、右掩护组都在夜幕中出发，先后于夜里3时至5时左右到达各自预定位置进行隐蔽待命。就在天蒙蒙亮时，苏军先后出动两架直升机沿着边界线多次低空盘旋，敌40 号前沿阵地内，有300多名武装军人在活动，夜里我们还听到装甲车、坦克、卡车的轰鸣声。
早晨8 时10 分，我将苏军异常活动的情况报告塔城军分区司令部作战室并请示：根据苏军活动异常，请求是否可以停止巡逻。
分区作战值班室10 分钟后回答，暂停巡逻。
我马上把分区的命令传达给巡逻组。
然而就在半个小时之后，分区作战值班室又指示：“按原计划进行巡逻。”
我又赶忙通知巡逻组“按计划进行巡逻”，当时是报话员曹新龙对的话。
很快，战斗就出其不意地打响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接到指挥组通知，带领七八个人，乘坐吉普车前去支援。汽车七拐八拐地到达1092高地背后，看到我方人员有人受伤，指挥组正在收拢人员，部队士气低沉，官兵一个个面无表情。
这时，苏军也似乎知道了676高地的巡逻分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而是改用装甲车将676高地团团围住，用猛烈的炮火进行射击，此时676高地的两支小分队存活的同志已经不多。虽然我方人员受到重创，但陷入绝境的官兵们仍旧在拼死一搏，坚守阵地。
从指挥所观察发现，苏军的救护车在前沿阵地和火车站之间至少往返十多趟。按照一次最少救护一人计算，苏军的伤亡至少也在十几人以上。
当天晚上20 时左右，等到陆军8师部队从120 公里外的托里县赶上来增援时，战斗已经结束。听说野战军上来了，官兵们似乎看到了希望，我也忙着前去协调接洽，可眼前的情景却让人心凉：只有区区一个无后坐力炮排，刚好装进一辆地方卡车。面对苏军团级规模以上的兵力，这点儿人马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
晚上，不少同志摩拳擦掌主动向领导反映，要求趁夜色出击，夺回676高地，为死难战友报仇。然而狡猾的苏军早有准备，已经将一个摩托化师的兵力集结到我前沿阵地，摆出了大打的阵势，假若我们进攻，势必损失更重。
可能是为了防范我方的报复，8月13 日晚上，苏军在676高地一线疯狂地打信号弹，一发接着一发，此起彼伏，阵地上亮如白昼，打了整整一夜。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天，后来变成了隔一晚上打一次，再到后来就渐渐没有动静了。
8·13 战斗，人们赞扬最多的是我们的部队打的英勇顽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战后进行总结，立功人员28 名，其中一等功3名，二等功8名，三等功17 名。
为了弄清事件的真相，中央军委来到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近百人，塔城分区领导认为，事件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已向军区汇报过，停止巡逻，但上级没有答复，伊犁军区领导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级军区一直没有批复，不得已才让部队继续巡逻。而新疆军区作战部门领导请示龙书金司令员时，龙司令员让请示报告外交部。
关于边防哨所巡逻的问题，居然还要请示到外交部，让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落到了林彪死党龙书金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否也暴露了当时军队内部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缺乏担当的弊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