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苏最后一战的历史定位
如果站在宇宙之上观察地球，两国打仗就是邻里打架。相邻两国打仗和邻里两家打架如出一辙。吃了亏的一方似乎更有理、更激烈、大吵大闹，而占了便宜、获得胜利的一方就多少有点儿理亏，也会最先回归理智，态度就会最先软化。这个时候，息事宁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人有虚荣心作祟，国家也是如此。
珍宝岛之战让身为超级大国、世界一极的苏联“老大哥”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珍宝岛战斗开始的当天，苏联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马上歪曲报道，造谣说中国军队越过了边界线。苏联各大城市组织反华游行，叫嚣要同中国斗争到底。在莫斯科，10 万群众围攻中国大使馆，拦截汽车，打砸中国大使馆窗户玻璃。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苏联还与美国联系，试探联合对核武器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半年之后，这种态势却发生了反转。标志就是铁列克提战斗的发生。
在这一过程中，珍宝岛战斗激化了中苏两国的矛盾，而铁列克提战斗却以重大牺牲为代价，换来了中苏关系的新转机，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一）中方在边防执勤和处理中苏关系更加务实和冷静
一是边防政策更加务实和灵活。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应对中苏边境问题的若干规定，是全军特别是边防部队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研究对比1969 年的中苏边防政策和1994年《中国和俄、哈、吉、塔边防政策》，发现这是一条明显带有波浪形的轨迹，总体是朝着更加务实和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在边防政策的指导下，两国关系从上世纪50 年代的突出双边友好、回避矛盾和问题，到60 年代的忍无可忍、针锋相对，从70 年代的脱离接触、相互提防，到80 年代的恢复接触、步入正常，再到90 年代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
二是部队行动趋于理智和冷静。自铁列克提战斗发生后，中方在中苏边境的行为更加理智和冷静，部队管边控边的技能更加专业，言谈举止更符合外交惯例，一些极端言辞和冒险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无论是遇到突发事件，还是面对长期存在的相关争议，无论是双方的误解误会，还是对方个别人员的过激言行，尤其是在争议地区这些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关键问题上，中方做到了沉稳面对、不急不躁，坚持进行说理斗争、以理服人，有效减少了矛盾和冲突。
三是严守两国总理备忘录。在敌强我弱的边境态势没有明显改观的前提下，我边防部队在处理中苏边界问题时，严格遵守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双方脱离接触、维持边界现状、开展边界问题谈判等四点共识。很多时候，这四点共识成为我方处理中苏边境纠纷的“万能钥匙”，作为中国边防军人最有利、最常用、最有效的武器，一次次把骄横的苏联边防军驳斥得理屈词穷，百试不爽，效果明显。事实上，在铁列克提战斗之后，中方在边防执勤问题上也主动调整策略，由攻转守，坚持不主动惹事、不激化矛盾的斗争方针，停止了对一些苏军反应强烈的敏感争议地区巡逻。这种相对示弱的态度，也促进了两军关系的进一步缓和。
（二）苏方高层希望控制事态改善中苏关系
利益永远是国与国关系的基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报了珍宝岛一箭之仇的苏联人在防范中国报复的同时，迅速表现出主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明确意向。并采取了一系列向中方示好的实际动作。苏方高层的态度转化非常明显。有时候明显带有示弱的成分。这对于二战胜利后称霸世界、目空一切、飞扬跋扈的苏联人来说并不多见。这也是苏方决策层意识到同中国继续打仗并不符合苏联利益，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苏联的强硬政策绝不会使中国屈服。
一是发现“降服中国”是天方夜谭。有学者指出，中苏斗争实质上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苏联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如不服从就压制，从而使两国斗争日趋表面化。特别是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问题上，中国从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理直气壮地坚决拒绝。随后在炮击金门和对印作战问题上，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立场，更让苏联感觉不舒服、不高兴。在中苏关系公开恶化后，苏联企图采取对付欧洲小国的伎俩，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多种手段的高压威胁，而中国则强力回应，坚持不屈服、不退让，搞得苏联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在斗争过程中，中国还锻炼出了“三不怕”精神：一是不怕骂，双方的论战持续多年，最终中方占了上风；二是不怕吓，面对苏军百万大兵压境，不妥协，不服软；三是不怕打，从最坏的情况设想，举全国之力进行战备应对。此时，苏方从最高决策层到最基层的苏联边防军才发现，要想真正“降服中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是中国的过度备战让苏联倍感压力。物理上的力学原理告诉我们，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苏联的百万大军压境和核讹诈曾给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中国进入了全国性的备战状态，但反过来看，中国全国性的“深挖洞、广积粮”同样让苏联人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一个拥有8亿多人口的国家天天高喊着“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口号，几百万大军天天维持战备状态，任何一个包括像苏联这样的强邻都会心有余悸。而减轻这种压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双方和好，恢复正常的双边关系。
三是主动要求恢复边界会谈。从1960 年开始，中苏两国先后进行了多次边界会谈，特别是1964年的边界会谈十分接近成功（比如，当时会谈已经确定珍宝岛全部划归中国，比如，1988年的中苏谈判和1994的中俄谈判都是以1964年的谈判方案为基础进行的），却因其它因素又导致会谈成果付之东流。铁列克提战斗后，根据苏方请求，先是实现了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还商定于1969 年10 月20日在北京恢复边界谈判。紧张对峙的情况下能够坐回谈判桌上来，为两国边防军人树立了明确而清晰的导向，那就是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靠谈不靠打。
四是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趋势。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苏共中央仍旧居高临下，苏联边防军依然飞扬跋扈，但面对中美两国不断接近、苏联外交空间压缩的事实，苏方从上到下也渐渐意识到，无论是世界格局调整还是意识形态之争，苏联的最大敌人是美国而非中国，面临的最大压力、最大风险、最大对手同样也是美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中，拉住中国，而不是把中国推到敌人的阵营中去，对于苏联来说具有国际战略意义，于是，苏方也开始反思本国的外交政策。从1969 年8月13 日之后，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边境虽然偶有小磨擦，但总体上再没有发生大冲突。对于塔城边境来说，除了1979 年发生了北山铁尔沙地区事件，致使塔城县五星牧场派出所指导员李宝勤被打死、兽医布荣布其格被绑架之外，再没有发生大的边境事件。这种趋势和全国边防形势基本一致，与整个中苏边境形势基本一致。1979 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越南“主子”的苏联很不舒服。当时，苏联也明里暗里声援越南，中苏边境曾经再度紧张，但最终局势渐渐平稳。
正是有了中苏边境实质上的和平与总体稳定，才有了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战略判断，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底气和条件。
铁列克提战斗10年后，中国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铁列克提战斗20年后的1989 年，中国迎来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
试想，如果中苏边境仍然摩擦不断、冲突不断，如果苏联依旧在边境地带陈兵百万，如果中苏两国依旧是相互谴责、抗议指责，中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中去吗？改革开放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吗？如果没有中苏边界1969 年之后的相对和平稳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试想，如果没有中苏关系历经挫折，几经风雨，既让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留下痛苦的回忆，又让双方都明白了和平的珍贵和睦邻的重要，在苏联解体后，面对新型的中俄边境，能够如此顺利地平稳过度吗？能够如此顺利地签订边界条约吗？能够如此顺利地维持和平稳定的边界现状吗？
凡事皆有因果，没有白捡的便宜，也没有白白的牺牲。暂时胜败事小，长久影响为大。时光陡转，一切的变化，不仅是彼此力量的反转，更是一个大国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铁列克提参战的官兵功不可没，牺牲的烈士们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