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地看中苏（俄）关系，需要有足够长的眼光，近代以来，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态势延续逾百年。客观公正地看中苏（俄）关系，需要有足够大的肚量，新中国成立之后，敌进我退、敌犯我忍的情况多次出现。
前后对比地看中苏（俄）关系，需要有足够高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相互依附、相互提防的局面成为习惯和常态。当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和哲学的观点来审视铁列克提战斗，其在中苏两国关系中有着独特的定位和历史价值。
铁列克提战斗对中苏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边防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以铁列克提战斗为分水岭，中苏两国边境乃至两国关系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双方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转变为脱离接触、维护边界现状、相对保持克制。铁列克提战斗成为中苏两国之间的最后一战，写进了历史，化成了历史。
一、中方摸清了对方底牌 由激进变为冷静慎重
铁列克提战斗发生之时，中国正沉浸在珍宝岛战斗胜利宣传的喜悦中，从上到下根本无法接受打了败仗、吃了大亏的现实。战斗的失利给国人浇下一盆冷水，这应该是铁列克提战斗独有的历史价值。尽管这价值和教训是28名官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全国各地军民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愤怒声讨苏修新沙皇武装挑衅的新罪行。这是怒火！国家的怒火！民族的怒火！但是，在经历了抗议和愤怒之后，也让我们冷静面对现实。
（一）重新认识苏联这只“纸老虎”
1946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传世名言，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面对美国人扬言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恫吓，毛主席又先后指出，“美国人是纸老虎”、 “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到了1969年中苏交恶前后，当时刊登在我国报纸上的宣传口号“苏修和美帝都是纸老虎”。可是，铁列克提战斗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对手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我们自己说了不算，而是要用拳头证明、用实力证明、用实战证明。经历过卫国战争考验、同法西斯德国硬碰硬的苏联“老毛子”不但敢打，而且能打善打，经常置对手于死地，敢于下杀手，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所谓“兄弟国家”也不会心慈手软。
珍宝岛地区特殊的地形、特殊的气候、特殊的条件、特殊的时机，让中国抢得了先机和主动，无论是抢占国际舆论的主动权，还是战斗的实际战果，都让苏联人丢了天大的面子。何况，我们在珍宝岛的取胜也有着偶然因素，并不是中苏双方军事实力的真正反映。在苏联人怀恨在心，蠢蠢欲动、伺机报复的时候，中国从上到下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其中在中苏关系的论述上，报告指出：“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
关于中苏领土争端，报告说：“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
可是，九大召开后不到四个月时间，远在新疆的铁列克提战斗发生了，紧接着，中央发布疏散令，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大面积的疏散和转移。
铁列克提战斗发生两个月后，即1969年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沙俄就贪得无厌，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因此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准备。周恩来就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10 月14 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 月20 日以前全部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主席专列离京。这是毛主席本年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随行人员150 人。10 月15 日专列抵达武昌，毛主席在此间居留至翌年4月11日返京。
10 月16 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省无锡的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并在苏州居留至翌年4月26 日返京。
10 月17 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据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等前往河南。与此同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
特别要说明的是10 月17 日、18 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就在刘少奇、陶铸在离京后的第26 天和第43 天，1969 年11月12日和30 日，两人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病逝于开封、合肥。
这次中央领导人集体疏散，一直持续到1970 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才开始返京。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在四月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于，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 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从国家层面上实现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和思想上的转弯并不容易，甚至是万分痛苦的。这意味着，中央最高层的决策导向需要纠正，全国和全军官兵思想需要统一，新情况新对策需要制定和适应。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以铁列克提战斗为标志，中苏边境和中苏关系变得更加敏感，中方的反应变得更加谨慎。
（二）针对苏联侵华的可能性做好了各种应对
从当时双方常规力量对比看，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450万人，人数上看比苏联多出了180余万，但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一代以上。
从国家的经济实力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的六分之一，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何况，当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
从核武器力量对比上，双方实力更加悬殊。据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 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其中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而中国刚刚于1964年10 月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 月才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试验，1967 年6月以轰炸机空投氢弹成功，但1969 年时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的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相比。
在铁列克提战斗之后，中共中央判断苏联侵华的冒险性和可能性剧增。1968年8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险性的最好说明。而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高度警惕，而中方当时判断苏联如果进攻中国，最有可能的三条线路：一是沿蒙古一线直接威胁北京，二是沿远东一线攻占东北，三是沿中亚一线进攻新疆、兰州。其中中央最担忧的是苏军装甲部队沿二连、张家口方向进犯突袭北京。
为防范苏军入侵，根据毛泽东主席、林彪等高层指示，中央军委迅速行动：
1. 抽调兵力巩固“三北”防线。1969 年8月20 日，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部署，决定调27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65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9月8日，该军军部率第79、80 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81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11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10 月16 日，军委命令，陆军第28 军于12 月底前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2 月9日，该军全军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地域）。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9师、高炮第67 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
10 月21日，军委命令，陆军第24 军由河北唐山、秦皇岛地区移防承德地区。11月下旬，该军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域。
10 月28 日，军委命令，陆军第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69 军防区。同时，陆军第69 军北移，该军军部从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
至1969 年年底，北京军区达8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24、27、28、38、63、65、66、69 军。至此，加之沈阳军区6个军（16、23、39、40、46、64军）、兰州军区2个军（19、21军），“三北”地区共有16 个野战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44％，这表明战略防御重心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 严密防范国庆期间北京城的安全。1969 年金秋是新中国成立20 周年大庆，北京城一片节日的欢庆气氛，但因为刚刚发生了铁列克提战斗，又有苏军百万大兵压境，首都北京里里外外又充满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
国庆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 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主席在审阅时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更像是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9月30 日，林彪视察空军第34 师所属的西郊机场，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 月1日、2日、3日， 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
根据林彪的指示，空军当日即以“一等紧急战备演习”的名义进行演习。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参演，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70 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10 月3 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1969 年的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进行的。10 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进行不间断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总参副总长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预想的苏军攻击并没有来，国庆节总算平安地度过。但是，全国性的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
3. 建立全国防敌突袭警报系统。10 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10 月2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总参报军委办事组并报周恩来的报告称：
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
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通信手段：（略）。
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设备，开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
同日，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9个高炮师、16 个歼击机师、6个轰炸机师、4个强击机师、1个运输机师、2个地空导弹师等。
4. 新疆边防转入临战状态。在全军甚至全国进入战备状态，驻疆部队更是进入了一级战备。据塔斯提战斗指挥员李永强回忆：那段时间，上级每天都有通报和要求，其中要求之一就是晚上必须进入坑道和地道。巴尔鲁克山的严冬，气温零下30多度，晚上在地道、坑道冻得无法入睡，别说脱衣服，着冬装，穿皮大衣、毛皮鞋，戴皮帽子也无济于事，官兵只好全穿毡筒。有的首长提出防敌突袭用“空城计”，即夜晚边防站灯火通明，官兵撤出，在周围隐蔽，待机消灭来袭之敌。晚上曾多次将全连官兵拉出边防站数十公里进行夜战训练。这样的日子延续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