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谁的准备更加充分
（一）东北方向 中方注重下先手棋处于主动地位
有备方能无患，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最基本的取胜之道。为了打赢珍宝岛这一仗，我军参战部队较多，既有边防部队，也有野战部队，还有后勤保障单位。为及时掌握前线情况，统一指挥各路力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沈阳军区决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地区，现场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由肖全夫、李少元统一指挥。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亮子边防站（因当地的公司亮子村而得名）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
1. 抽调精兵强将，保证兵力优势。为了备战珍宝岛，中方进行了缜密的兵力配属。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严格控制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话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20 时左右，133 师1个侦察连另2个侦察排、23 军73师217 团（原黑龙江省军区独立l 师l团）1连，还有重机枪排、无坐力炮排共约300人奉命上岛设伏，确保了对苏军的兵力优势。同时，虎饶前指手里还掌握着榴弹炮20 团2营、85加农炮413 团（辖1、2营）、高炮620 团2营，准备随时以火力支援岛上的战斗。
3月2日的第一次战斗是双方遭遇战，由于中方充分准备，指挥得力，步步主动，苏军吃了大亏。颜面扫地的苏军并不甘心失败，3月2日以后，苏军远东方向部队全部进入临战戒备状态，并持续向珍宝岛派兵巡逻，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封冻的冰面，于3月4日、5日、7日、10 日、11日、12 日和14 日连续登上珍宝岛，挑衅和伺机对中国军队进行报复的意图非常明显。再次发生战斗已经再所难免。
2. 提前预判形势，应对措施稳妥。第一次战斗之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已估计到后边还有大战，便通过中央军委指示当地边防部队继续上岛巡逻，不向苏军的挑衅低头，还要求沈阳军区加强边防部队的力量，准备迎击苏军的再次入侵。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中国军队和民兵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战斗呈升级趋势，中方当时正在筹备召开九大（计划4月1日开幕），各大军区首长均已到了北京。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负责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况，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的决心。
虎饶前指连续召开作战会议，几经讨论，上报了作战计划并得到批准。重点是准备反击入侵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苏军，若苏军向一岛进犯则一岛打，若向两岛进犯则两岛一齐打。战术上要求炮兵部队要集中使用，形成拳头，在主要方向上重创敌人。步兵继续加强工事，利用岛上积雪覆盖、沟壑交错的自然条件，构成较严密的交叉射击火力网，并且注意形成一定的纵深。鉴于苏军坦克部队已准备参战，对于T-62坦克的前装甲防护，中国方面当年装备的75毫米无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 式40 火箭筒都无法有效将其击穿，这是一个大问题。最后研究决定，除将反坦克火力形成远近结合配系外，根据苏军坦克可能上岛的运动路线和地形地貌，预先设置一些雷区，加大对坦克的破坏能力。实战证明，这些决策和准备非常有效，苏军最先进的T-62坦克最终踩雷趴窝。
3. 情报工作给力，确保步步主动。边防斗争特别是边境作战，靠单打独斗肯定不行，何况我们的对手是非常强大的苏联边防军。必须要加强情报、侦察、炮兵等多方合作，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才能给对方以致命一击。第一次战斗后，沈阳军区根据情报判断，对面苏军已调来1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大批炮兵，不久又调来了野战部队第135 摩步师摩托化步兵第199团（3个摩步营、1个坦克营、1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下属3个坦克连、1个摩步连），还有师属炮兵378 团的1个122榴弹炮营、1个152榴弹炮营、1个100毫米反坦克炮营和1个“冰雹” -BM -21火箭炮营等兵力。在珍宝岛东岸4 — 5公里处集结了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60 余门，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沈阳军区也紧急加强前线兵力，除合江军分区驻军和虎饶前指掌握的炮兵外，还有23 军73师217 团1营（辖1、2、3、机炮连4个连）、23 军67 师201团（辖1、2、3、炮营4个营）、23 军高机连、64军190 师侦察连、64军191师侦察连、39 军军直侦察连、39 军115 师侦察连、39 军117 师侦察连、46 军133 师（后改138 师）侦察连、46军133 师397团侦察排、46 军133 师398团侦察排、46 军133 师炮团侦察排和23军67 师200团75无坐力炮连、120 迫击炮连等部队。
4. 珍宝岛战斗中重视对苏军装甲打击的实战演练。沈阳军区参战部队在战前，多次在珍宝岛相同的地形上模拟对苏军坦克、装甲车的作战演练，并充分利用珍宝岛地区独特的地形条件和天气条件，采取雪地伪装、埋设地雷、提前潜伏、分割包围等手段，有效扼制了苏军坦克、装甲车的作战效能，确保了战斗胜利，牢牢守住了珍宝岛。其中反坦克武器中，威力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反坦克地雷，在珍宝岛战斗中让苏军坦克、装甲车吃尽了苦头，我方成功炸毁了一辆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型坦克，并成功打捞上岸。东北方向的大捷，掩盖了中方反装甲能力严重不足的弱点，导致西北方向铁列克提战斗忽视了苏方装甲武器的超强作战能力。
以人对人，以枪对枪，以炮对炮，中方这些应对措施，确保我方在珍宝岛作战中兵力、兵器上处于优势地位，至少不处于明显劣势，在战场可以做到应对自如。
（二）新疆铁列克提战斗准备明显不足
1. 组织领导不力。尽管新疆军区在一个多月前已经明确下达了巡逻任务，但从军区指挥层面看，也暴露出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虽然在托里县成立了前指，名义上由军区一名副司令员和军区政治部一名副主任编成，可同时又安排这名副司令负责步兵七师从内地调防伊犁等相关工作，导致负责人无法集中精力主抓塔城方向的边防巡逻行动，从巡逻准备到最后发生战斗，前指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甚至连一份像样的电报也没有，更谈不上具体的指示和行动。
塔城军分区同样不够重视。在巡逻准备阶段，军分区在电报中请示“派一名分区领导前往铁站负责指挥”，在新疆军区已经回电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军分区后来仅派司令部作训科一名参谋到边防站参与指挥，巡逻当天，军分区司令员原计划赶赴边防站进行现场指挥，途中又接新疆军区通知被拦截返回，军分区机关特别是首长的领导作用和指挥效果大打折扣。
2. 敌情严重误判。在敌人报复意图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从新疆军区机关到边防站都出现了严重的形势误判，盲目判定苏军不敢真打、不愿真打，甚至还存有轻敌的思想，认为“老毛子”最多是“向我方打打冷枪”，“朝天上打两个点射”，根本没有想到苏军会越过实际控制线进入我方一侧，对我实施突击包围。
从参战部队情况看，指挥组巡逻前也组织了战场勘察，但是仅仅是到指挥位置看了看，没有发现左、右掩护组距离中路掩护组距离过远，超出我军现有武器有效射程等致命问题，也没有研究控制676高地两侧通道的有效办法，比如应该在主要通道埋设反坦克地雷，应该在各个点位提前布设有线电话等等。
3. 兵力劣势明显。铁列克提战斗没有像珍宝岛战斗那样，提前从各部队抽调侦察兵配属到边防站，担负对苏军作战的尖刀任务和骨干力量，而仅从三四个单位抽调两个排的力量补充到边防站，直接参战人数看起来有109人，但是从几个单位临时拼凑而成，且有10 名战地记者，战斗人员不足百人。而苏军参战兵力约300人，且在武器装备上超越我方一大截，在兵力对比上我方处于明显劣势。
筹备巡逻期间，我边防部队正处于调整整编期间，人员相互之间均不熟悉。已经确定8月13 日正式巡逻，最后一批人员于8月12 日才匆匆到达，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合练或者熟悉情况。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当年3 月份刚入伍的新兵，一部分是从伊犁换防到塔城的骑兵，根本没有边防斗争经验和边境作战的实战经验。
4. 铁列克提战斗反坦克火器配置不合理。就当时边防站的装备情况来看，反坦克火器主要有反坦克地雷、反坦克手雷、40 火箭筒和枪榴弹等。参战部队战前只是进行了示范，没有进行实爆实投，没有认真进行战前强化训练，战场勘查不细不准，对于苏军擅长的装甲作战，没有研究针对性的打法，没有安排布置地雷埋设等课目，有些40 火箭筒手、枪榴弹手没打过实弹，就匆匆上了战场。不少人根本不会使用。而威力最大、苏军最忌惮的反坦克地雷，在铁列克提战斗中却未被重视，没有提前埋设在敌坦克、装甲车可能出现的主要通道上，特别是在676高地南北两侧的谷地和通道，竟然没有埋设一枚反坦克地雷。导致战斗打响后，给我方坚守该高地的官兵造成严重杀伤。
通信保障上同样准备不够充分，手段有限，方法简单，巡逻组只有一部报话机与指挥组联络沟通，其他的掩护分队与指挥组之间既没有报话机，也没有事先埋设有线电话，战斗打响后，先是因为巡逻组的报话机被苏军破坏，导致现场指挥组与巡逻组联络中断，后又出现了边防站与分区、军区的联络中断长达一个多小时，部队失去了指挥和控制，边防站的情况报不上来，指挥部的命令传不下去。
因此，铁列克提战斗无论是战前准备、武器配备、后备兵力，还是指挥、通讯都无法和珍宝岛战斗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