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边关硝烟魂牵梦绕

       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袁国孝都十分珍惜保卫边防的经历,珍惜那段刻骨铭心的奋斗历史。

       曾经,他对回忆往事非常排斥。不愿开口讲述当年的战斗经过,特别对自己在苏联的遭遇忌讳莫深,对于那些称他是俘虏的说法,他至今不愿承认,而是坚持使用“绑架”一词。因为他觉得这是耻辱,既是个人的耻辱,也是军队的耻辱。

       1991年年底,袁国孝突然听到有人说“苏联解体了,分成了十几个国家”。他惊呆之余,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直到有人拿来报纸作证,这才得知苏联这个对他伤害最深的国家真的不存在了。

       缓过劲之后,一个人跑到饭馆里喝了足足半斤酒,当时心里极不平静,有两个念头同时在大脑闪现:第一个是世界上少了一个超级大国,完全彻底是外强中干的大暴露,再也不存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了,中苏边防再也不会发生战争,新沙皇的侵略魔爪再也伸不到铁列克提了,边防和边民真正过上和平日子了;第二个念头是苏联这个最大的敌人死了、消失了,“烈士的仇找谁报?我的仇找谁报?”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日子里,袁国孝处于痛苦折磨之中,耳朵里根本不能听到苏联这个词语,一听到这个对自己伤害最深的词,他就会烦躁不安,晚上睡觉就会做恶梦,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战斗的细节,想起在苏联度过的战俘岁月,想起在战斗中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

       曾经,他对历史真相非常较真。听到关于铁列克提的不当言论,不管对方是领导还是群众,是专家还是百姓,他都会仗义执言,甚至有点儿偏执、固执。一次,有一位叫文存的作者到河南采访参战老兵,两人对于676高地上到底有多少中方人员发生了争执,对方坚持认为阵地上有24 人而不是袁国孝看到的22人时,袁国孝愤怒地停下了车:“你给我下去!我不拉你这样的人。”搞得对方很是难堪。

       他说,连牺牲了多少人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是对历史的不敬,是对生命的忽视,是对烈士的羞辱。

       曾经,他对战友情谊抱有误解。战友这个词代表着复杂的含义,容易让他想起文革中的无助和孤独,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让他慢慢打开了心结。2008年元旦,生意如日中天的袁国孝突感胃部不适,找到老战友丁殿勋求助。丁殿勋经过检查确诊是胃癌,事不宜迟,立即把他推荐到自己原单位海军总医院进行手术。

       丁殿勋和袁国孝一起入伍,参加战斗前被分配在左翼掩护组,在巡逻组和袁国孝所在的中路掩护组被敌人包围时,丁殿勋和战友们一起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不幸被一发重机枪子弹射中臀部。身负重伤的丁殿勋在军区总医院经治疗伤愈归队,考上了军医大学,后来分配到海军总医院工作,成为军队系统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退休后被聘回到家乡柘城坐诊,平时和袁国孝等一帮生死战友感情颇深。

       为了尽快安排袁国孝手术,丁殿勋的妻子在北京跑前跑后,等袁国孝及家人到达北京时,她已经全部办好入院手续。第5天就顺利进行了手术,胃部被切除了二分之一。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快,袁国孝再一次化险为夷。

       关键时刻还是战友最可靠。袁国孝感慨万千。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越来越重视战友情份,主动与战友联系,定期开个战友茶话会,并很快成了战友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和中转站,特别是与一起参加过铁列克提战斗的战友,相互之间感情更深,谁家有了困难,只要听说,他都会主动伸手帮一把。听说哪位战友去世了,他还要组织其他战友一起前去悼唁。

       2008年,得知部队正在查找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家属时,袁国孝主动查找原河南柘城籍的相关人员,亲自走访牺牲烈士的家庭,并在女儿的帮助下,给部队发去了一则超长短信,柘城县在铁列克提战斗中共牺牲9名烈士家属情况。

       2008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39 周年纪念日当天,塔城军分区在当年发生战斗的676高地西侧山脚下建起了“忠勇山烈士纪念碑”,寓意忠诚勇敢,由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朱锦林将军亲笔题写。

       消息传到河南,袁国孝异常兴奋,在打给部队的电话中感叹,“是哩,这是一件大好事,死去战友们的忠魂终于可以安息了。我快60 岁了,已经大半截子入土的人,现在做梦都想回去看一看,希望部队首长能够批准。”

       2008年10月14日,在抵达塔城的当天,袁国孝来不及休息,便在军分区领导的陪同下赶往铁列克提。

       听说40年前的参战老兵回来了,边防连全体官兵在大门口列队欢迎。远远看到铁列克提几个大字,袁国孝一下子激动起来,看着一张张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接受着一个个充满敬意的敬礼,握着一个个孔武有力的手掌,袁国孝心里有种特别的亲切感。

       战场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到了676高地山脚下,没等军用越野车停稳,袁国孝已经迫不及待推开了车门,从被俘到现在,这是他40 年来第一次回到676高地。大山未变,而年轮却飞逝了40 个春秋。

       登上了高地后,他一眼就找到了当年潜伏的位置:“是哩,就是这里,我就潜伏在这里,战斗打响后离开了,最后又跑了回来,就是在这儿受的伤。”坐在碎石遍布的阵地上,袁国孝手捧着碎石久久不放,禁不住号啕大哭,任凭陪同的同志怎么劝说,他就是不肯起来。

       这次回到部队省亲,袁国孝感触很多,边防连队的生活设施、装备保障等方面的快速发展让他激动,当代的边防官兵对老一代戍边人的尊敬和钦佩让他感动,特别是今天的官兵对铁列克提战斗的公正评价让他欣慰。

       随着新国界协议的生效,包括676高地在内的铁列克提战场全部划归中国,“边境争议地区”这一专用名词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

       作为铁列克提战斗最直接的见证人和目击者,袁国孝重复和叙说最多的是参战官兵英勇事迹,虽然是失利的战斗,但参战官兵们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永存。面对强敌,他们没有一人后退半步,没有一人贪生怕死,没人一人投敌变节。

       从战场回来,袁国孝又专程来到托里烈士陵园和塔城烈士陵园,当年参战的28 位烈士就长眠在这里。袁国孝满怀深情地献了花圈,三鞠躬后,又向每个烈士墓敬酒献烟。在烈士李国贞的墓前,袁国孝特意让陪同的宣传干事照了相:“这个墓原本写着我的名字,后来才换成了李国贞排长,它见证了我的死而复生。”话未说完,袁国孝再一次泣不成声。

       这次回老部队,袁国孝呆了四天,却两次到铁列克提边防连,在连队,和官兵坐谈,谈部队变化,谈当年战斗。

       离开塔城军分区返乡时,部队首长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宴会,听说部队要编写军史,需要找当年参战的肖法刚连长,袁国孝拍着胸脯保证:“我肯定能找到他,在洛阳呢,就是耳朵聋了,听人说话太费劲。我先到洛阳,不找到肖法刚连长,我不回家。”

       六天后,袁国孝打来电话:“我到肖法刚家里去了,没想到他已经过世了,六年前的秋天。”低沉的声音,似乎还带着惭愧。

       从这次回到部队开始,袁国孝变成了部队和老兵的联系热线和桥梁,部队有什么事情,要找他帮忙协调,战友有了什么事,希望通过他向部队反映。

       也是从那时开始,袁国孝真正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两次登上凤凰卫视,多次接受各路记者采访,讲述边境战斗故事,还原铁列克提战斗真相。

       2015年8月12日,袁国孝再次回到铁列克提战场,与当年参战的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战友梁德海、丁殿勋等一起寻找当年的战斗位置,重温当年战斗经过,揭秘46年前那场战斗的点点滴滴。这已经是袁国孝第三次回来了。面对高耸肃穆的忠勇山烈士纪念碑,他情不自禁地吟诗一首:

中华儿女中华男,  忠心献给忠勇山,

忠勇山中有忠魂,  忠魂飞向中国天。

       201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战斗50周年之时,袁国孝第四次万里迢迢从河南老家带来祭奠的高香和烟酒,又一次回到烈士的墓碑前祭奠当年牺牲的战友,并在纪念活动的现场倾诉着对牺牲战友的怀念,50 年前的那场战斗和牺牲的战友已经印刻在他的生命中,铁列克提已成为他生命的符号。

       这就是袁国孝,一个看似平凡的人却带着中苏最后一名战俘的烙印,无法否定,更无法复制。

       这就是袁国孝,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却喜欢舞文弄墨,撰写打油诗寄托心声,诗作质朴,言辞真切。

       这就是袁国孝,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人却屡受新闻媒体青睐,两次在凤凰卫视做专访,其他采访更不计其数。

       也许,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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