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疆军区关于铁列克提战斗的两次不同检查报告
（一）战后责任追究漫长而艰难
中央军委战后派出调查组抵疆，但并未形成权威的调查报告。最终以新疆军区的名义上报了第一次检查报告，主要内容是：铁列克提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军干部、战士虽然打得英勇顽强，但最终还是失利了。参战部队存在着思想麻痹、战备措施不落实、泄露机密、指挥不得当、军事技能差等严重问题。其后的三年多时间，围绕着铁列克提战斗的原因教训、责任追究漫长而又艰难。
1972年7月14 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电示新疆军区：“铁列克提战斗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现在还没有总结经验教训，立即清查铁列克提战斗失利情况。”此时已经距离事件发生近三年，在接到总理的指示后，当日（7月14 日）上午，新疆军区党委立即召开会议，以书面材料向周恩来总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上报了检讨，并同时上报了一份特殊的电话记录。由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刘发秀调取战斗时电文整理，新疆军区7名班子成员署名。内容如下：
总理、叶副主席、李主任：
为了查清铁列克提战斗失利情况，由刘发秀同志在家调查了当时有关文电、电话记录。现将刘发秀同志7月14日13时30分电话记录报上，供参阅。
龙书金、曹思明、徐国贤、张竭诚、罗荣、亓谦斋、赖光勋
1972年7月15日
铁列克提战斗前后有关情况
1969年7月3日外交部、总参谋部批准同意进入铁列克提地区巡逻。
7月11日军区电报指示伊犁军区（现北疆军区）、塔城军分区做好巡逻的准备。该报由亓谦斋同志签发。
从7月11日起至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爆发，准备时间32天。亓谦斋同志抓这项工作。在此期间，龙书金同志指示亓谦斋同志集中精力抓好7师进疆输送工作，8月20日到达伊犁新源地区。有关电报均抄龙书金、曹思明等同志。
8月13日8时30分左右下面报告情况。亓谦斋同志答复同意继续巡逻。
塔城分区报告：伊犁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不同意当天巡逻，要求约苏会谈。
军区作战部王步苍副部长答复：你们这个意见，由任副司令员、塔城分区决定。
以后没有接到塔城分区报告。实际上已经打响。
亓谦斋同志指示：
1. 立即约苏会晤，进行谴责；
2. 我们部队无论如何不让敌抓走；
3. 将情况报告龙、曹首长。
11时作战部王恩庆副部长向龙书金同志报告情况和亓的处置意见。
龙指示：
1. 不要轻易还击，远了不要打；
2. 巡逻分队能收要收，要很好组织掩护；
3. 请示总参，调75炮连和1个步兵连向前靠。
11时09分总参作战部王参谋电话：75炮连和一个步兵连不要去。
11时20分王恩庆同志向龙书金同志报告情况。
龙指示：
1. 同意塔城分区（司令员）王秀森同志去前头；
2. 我方人员不能被抓；
3. 向有利地形转移；
4. 不要慌，要沉着。
11时40分总参作战部陶参谋电话传达军委办事组指示：
1. 托里部队暂不要动；
2. 掩护部队可以后撤；
3. 把通讯联络搞好。
当时，亓谦斋同志指示：一定要沉着，要严密组织，巡逻组交替掩护，迅速后撤。掩护分队要很好组织策应巡逻分队后撤。
12时50分王恩庆同志将亓谦斋同志的指示报告龙书金、曹思明同志。龙、曹同意。
龙指示：将情况上报；请示上去一个无后座力炮排掩护；告诉部队不要丢东西。
14时塔城分区报告：巡逻分队在一个山头上，打得很勇敢，敌用机枪封锁，我撤不下来。该情况报告了龙书金同志。
14时15分龙书金同志到作战值班室，电话向黄永胜报告。黄讲，赶快把75无座力炮排拉上去，但不要越界。
龙指示：组织火力打击敌人，为掩护分队后撤创造条件。
这份电话记录由龙书金及新疆军区班子成员7人署名。
7月15 日，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在新疆军区上报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建议这个报告作为此次新疆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参考文件，总结过去，警惕未来。”
7月17 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请赛福鼎同志办。”当日，李德生主任批示：“电话告诉赛福鼎、曹思明两同志，按总理批示将此件列入新疆贯彻批林整风会议的参考文件。”
（二）新疆军区总结战斗失利的四点教训。
1972年新疆军区又对铁列克提战斗进行了第二次调查，第二次调查材料的初稿由塔城军分区司令部相关人员执笔，并形成了与第一次调查完全不同的检查报告。根据第二次检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1972年9月2日，新疆军区党委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铁列克提战斗总结调查报告》。对战斗失利的原因教训列举了四条：
教训之一 领导重视不够，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前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
“珍宝岛战斗”后，中央军委指出，新疆地处边疆突出部，要特别提高警惕，防止苏修袭击报复。但新疆军区领导没有以主要精力抓战备工作，对边防斗争指导不力。总部早已批准的一些边防基本建设，新疆军区没有抓紧落实。我进入铁列克提地区巡逻，外交部、总参谋部早于1969 年7月3日已经批准，但在长达1个多月时间内，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同志既没有过问准备情况，也不派人检查督促，并把当时主管边防、作战的领导同志，分配去抓其它工作。特别严重的是，铁列克提战斗打响后，作战部先后5次向他报告请示，他仍照常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不去作战室指挥，于当日14 时15 分才去作战室坐了几分钟，即回家吃饭。
在边防部队中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中心的战备教育不落实，部队对苏军妄图以苏图线为准，凭借其军事优势，逐步向我侵略和蚕食，进行武装挑衅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对苏联新兴社会帝国主义是对我国威胁最大、最危险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思想跟不上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因此，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非常严重，战备状态是“一线”不如“二线”；参战部队对敌情估计不足，认为苏军不敢大打，不敢迂回包围；巡逻方案只有应付一般武装挑衅的一手准备，而没有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设想，拟制多种方案。
军分区掌握的敌情，主要依靠各边防站实施的目视观察，无法掌握敌人纵深的情况。边防站对当面敌人到底有多少，有些什么武器装备，敌人可能的行动企图等，由于没有技术侦察力量，只有单一的获取情报手段，加之几次看地形也没有很好地分析研究敌情，敌人可能从哪里来，来多少，心中无数，更谈不上有几套应急作战方案。军区领导、机关，对巡逻方案没有认真研究。7月份以来，敌在我丘尔丘特和禾角克、铁列克提地区连续向我开枪射击，均未引起我重视。8月8日，敌向我架线人员开枪挑衅，并发现敌在无名高地西侧构筑工事；12 日下午，敌在铁列克提西侧隐蔽集结装甲车、坦克10 辆，这些情况报军分区后，分区如实报告了伊犁军区，建议推迟巡逻时间，正在分区蹲点的伊犁军区任书田副司令员也以个人的名义向新疆军区值班室报告情况，但推迟巡逻时间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8月13 日早晨，敌连续出动两架直升机沿我预定巡逻线实施低空侦察时，军分区对敌此异常活动也未引起高度关注，更没有去认真分析研究敌人此举的目的与企图。
新疆军区批准塔城军分区的巡逻方案中有一条：“由分区派一名领导与铁列克提边防站共同组成临时指挥组”。但军分区因“文革”两派斗争激烈，无力指挥作战，军分区领导在位少，只派了一名参谋协助边防站组织这次巡逻。边防站报军分区的巡逻方案，军分区未能做认真地研究，对如何完成这次战斗巡逻任务未采取有力措施。直到战斗打响后，群众组织仍在冲击军分区机关，使分区机关无法指挥战斗。当边防站请示要救护车、弹药、汽车时，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韩巨山（部长张光新当时负责地方后勤工作）才知道前边打仗。救护车当天到塔城市20 公里外去拉西瓜，无法叫回，只好临时抓了地方一台汽车，才把救护车叫回。战斗前一天，军分区领导到边防站了解整编情况，当边防站请示他们来协助组织领导这次巡逻时，他们却说：“你们不要急，老修（指前苏联人）就那么两下子，见了我们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向部队灌输了轻敌思想。8月13 日，边防站发现敌直升机低空侦察，敌装甲车向我逼近，并占领了工事，当即报告了军分区，说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企图，请示如何处置。对于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级领导未做认真研究，就盲目地命令部队“立即恢复巡逻”，以致于酿成了这次战斗的最终失利。干部战士们反映，上级领导对这次巡逻很不重视，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认真地组织和反复地研究敌情及巡逻方案，乱下决心，这是深刻的教训。
教训之二 和平麻痹思想导致部队泄密严重，暴露了行动企图。
这次战斗前，各级虽然已经预见到苏军在珍宝岛吃亏后，可能在我新疆方向伺机报复，而且从思想到行动都有一定的准备。如陆军8师23 团一部前出丘尔丘特等。但麻痹轻敌思想仍然很严重，尤其是苏军从丘尔丘特当面撤走之后，我陆军8师23 团1个营也回撤到了120 公里之外的托里县。直到8月12 日，边防部队整编仍照常进行，加之，没有救护车、医生随队保障，纵深部队也没有支援方案和行动准备。各级没有认识到来自苏修的危险，却认为“敌人是防御性的，是为了控制苏图线，不敢来”。由于长期处在与敌对峙状态，总认为边防斗争不过是“扛扛膀子”，产生了严重的轻敌麻痹思想，更缺乏打仗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由于思想上轻敌麻痹，把你死我活的边防斗争看作是习以为常、满不在乎，因而导致了泄密现象十分严重，使我方的各种行动企图都暴露无遗。
1. 战斗前几天，塔城地区的群众就流传着“部队要在铁列克提搬石头”（指我搬掉苏军在边界线我侧用石头私设的国界标志），还有的说“最近要打一仗”。而各级领导对于此种传言无动于衷。
2. 战斗前，我边防站干部先后六次组织看地形，五次被敌发现。特别严重的是8月8日看地形，他们叫做“为试敌动态和恢复巡逻打基础”，故意沿松土带边缘返回让敌人发觉，引诱敌装甲车开来向我射击。
3. 一次看地形，用报话机与边防站联络40 分钟，被敌人发现。
4. 8月8日，电话员在架设由边防站通往预定指挥位置的电话线时，不隐蔽，不伪装，都被当面敌人察知。
5. 8月11日至13 日，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10人乘车出入铁列克提、禾角克、丘尔丘特边防站均被敌发现。
6. 8月12 日下午，从塔城开往铁列克提边防站的2辆大卡车载1个排、1辆吉普车，没有任何伪装。
7. 8月13 日拂晓，我右翼掩护组由于地形不熟，两次走错位置，第一次变换时就被敌发现。
8. 战斗开始前一天，在巴克图与苏方会晤时，我公开通知对方，于8月13 日“会谈关于苏军在铁列克提地区中国领土上私设国界标志和构筑工事等问题”。
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是把我方的行动企图全部告知了敌人。但我们的领导干部和部队官兵，对这些严重的失、泄密问题，并没有引起高度地重视，又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教训之三 组织指挥不周密，战前准备不充分，兵力部署分散。
这次巡逻，情况发生了变化，仍按原计划进行，是极其错误的。巡逻开始前，前线部队报告：敌直升飞机从来没有出动那样早，敌指挥车、装甲车同时出动，情况异常，各级没有根据情况变化，令部队停止巡逻。巡逻开始后，敌直升机以缓慢的速度在我巡逻分队上空监视飞行，而敌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巡逻分队，如中途改变计划，也是可以避免失败的。当巡逻分队进至无名高地北侧时，敌直升机突然上升加速飞去，地面敌人同时向我开枪，并打伤我人员。此时，亦未断然撤出。直至我巡逻分队被敌包围，遭到重大伤亡后，才令部队撤回，但已丧失时机。上级指挥一再失误，使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未能幸免。
战前缺乏充分准备，没有过细地做工作。在一个多月的准备过程中，虽然5次到预定巡逻地区看地形，但向部队只是作了一般介绍，没有认真讨论预案，没有结合相似地形进行战前练兵。战前没有很好地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干部战士普遍存在着麻痹轻敌思想，打仗的思想准备不足。加之部队当时正在整编，新任命的干部未到职，调走的干部准备走，调来的战士前一天才到边防站，尚未列入建制，调走的战士准备下站；人员调动大，新提干部多，干部和战士不熟悉，互不了解，有的干部还叫不上战士的名字，部队的思想比较混乱。参战部队由4个单位组成，特别是负责指挥的营长、政委、连长，正副指导员和1个排人员8月12 日才到达铁列克提站，13日就仓促上阵，敌情、我情、地形、打法均不熟悉。
兵力部署分散。100余人分6个点配置，正面宽达5公里，间隔距离远，又未构筑工事，相互不能支援，战时形成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预备队只留有2个班共21人，要分别支援两个高地的掩护组，亦无能为力。伊犁军区和军分区也没有预定的支援作战部队。当战斗打响后，急需向前线增调兵力时，手中却空空的无力支援，不得不紧急拦截地方汽车，从120 公里外的托里运送二线部队前去支援，因路程比较远，待部队到达时，战斗早已结束。战斗打响后，指挥员个人勇敢，但不善于组织指挥战斗，几个主要干部先后离开指挥位置跑到前面去，仅留一个参谋守电话，上级的指示不能落实，情况不能及时准确上报，部队失去指挥，各打各的。打完仗，部队近一天半时间才收扰起来，伤员、烈士未能及时抢救。2个月后，还有烈士的遗体丢在山坡上。
通信联络不畅通，信号规定过于简单。只规定了还击、停止射击、后撤等3种信号，指挥组与各掩护分队之间没有沟通有线、无线联络。指挥组和巡逻分队仅靠一部报话机联络。战斗打响后，报话员牺牲，即和巡逻分队失去联系，情况报不上来，指示传不下去。过去行之有效的烟、火、音、光、旗等信号都没有使用。信号弹没有分类保管，发“还击”信号时，才到处找信号弹，本应打2发，结果打了4发，把部队搞得晕头转向。通信员传达口令时又传错误。8月13 日9时50 分至10 时30 分、11时50 分至12 时25 分，前线与分区的通信先后中断两次，长达1小时15 分，使上级的指示未能及时传达到前线。因此，使整个自卫反击作战形成了“各自为战”，无法集中兵力形成合力，因而遭致战斗的失利。
教训之四 部队战斗力水平低下，军事技能差，战术动作不熟练。
由于部队连年搞运动，没有集中精力抓军事训练，使部队的战术技术基础很差，手中武器也不能熟练地使用，有的战士连56 式冲锋枪的战斗性能、构造都不知道。当时，军分区规定边防部队的训练时间占全年时间的10％，由于人员少，勤务多，边防站忙于打柴、割草、搞农副业生产，就连仅有的10％的训练时间也无法落实。原铁列克提边防站只有30 余人，只担负执勤站哨任务，根本不搞训练。1969年3月份，由分区骑兵营补充一个排（约40 人），但由于劳动任务重，基本上没有搞什么训练。“珍宝岛战斗”后，上级虽曾再三强调要抓紧近战、夜战和打坦克的训练，但没有认真落实。
边防站部分干部刚上站，还未交接班，连“三条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具体走向也不清楚，对防区地形较为生疏，就仓促上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有的干部不会识图用图，边防站上报的巡逻方案，把重要点位的经纬度坐标报错；战时报告中将战斗发生的地点报错，上报的战斗地点与实地相差约2公里。战斗中，干部不会进行射击指挥，战士不熟悉手中武器，各种轻武器一齐开火，因距敌较远，有的武器超出射击距离，打不到也打，甚至有的干部在远距离上使用了手枪，我右翼掩护分队机枪弹仅剩下20 发，有的冲锋枪剩7发子弹，增大了弹药消耗，如再遇较大情况是很难应付的。干部战士不会根据防坦克火器性能结合地形使用，没有把携带的火箭筒配备在敌坦克对我威胁最大的位置上。
当年入伍的新兵只打过一次靶，战术动作未进行过训练。他们不会排除武器故障，有个机枪手连卡壳这样的小故障也无法排除，反坦克枪榴弹、防坦克手雷，战前只示范了一下，许多战士不会使用。部队的战术动作差，战斗动作生疏，很多战士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不会隐蔽接敌，在敌人火力密集的情况下直线运动，增大了伤亡。
以上四点教训，属于官方权威公布的定性，原汁原味地保留至今。
（三）铁列克提战斗的最终定性
1972年12 月14 日，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教训》，这也是目前最认可、最普遍、最官方的一种说法。
文中定论“仗没打好，龙书金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失利，伤亡40人（其中亡28人）。边防作战这样大的损失，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有损国威、军威，助长了苏修的侵略气焰。
战斗失利后，本应及时认真总结，吸取教训，但由于龙书金同志推行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路线，消极对抗，寻找借口，推卸责任，使这一事件有些主要问题一直未能彻底澄清，经验教训也没有认真总结。周总理批评说：“铁列克提战斗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现在还没有总结经验教训”。叶副主席也指示要“总结过去，警惕将来”。遵照上述指示，为教育部队、教育干部，搞好边境反修斗争，现将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教训，进一步总结如后。
……
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破坏，特别是他鼓吹的“政治边防”的流毒；龙书金同志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反修战备的重要指示，是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根本原因。
仗没打好，龙书金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一、没有落实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林贼胡说：“新疆没什么搞头”，“准备被占领”，大肆鼓吹“政治边防”。龙书金同志积极推行林贼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从九大以后，指导思想就不是搞对敌斗争。毛主席在“九大”发出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新疆反修斗争和战备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军委转发珍宝岛地区作战的经验等，他都没有认真传达、学习和研究，直到事件发生的前两天，即8月11日，军委还明确指出，我边境巡逻应严密组织，加强领导。但龙书金同志仍消极抵抗，以主要精力打内战，搞“两个主义，一个王国”。不信任边防指挥员，对边防部队草率整编，把长期在边防工作中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大批调离岗位，造成思想、组织混乱。参加巡逻的分队，有的系临时抽调组成，干部战士互不了解。营长、政委和连长等主要指挥员过去从未在边防工作，有的8月12日上站，13日就参加战斗。
在战备工作上，龙书金同志漠不关心。总部早已批准的一些边防基本建设，没有抓紧落实。我进入铁列克提地区巡逻，外交部、总参谋部早于1969年7月3日已经批准，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既没有过问准备情况，也不派人检查督促，并把当时主管边防、作战的领导同志分配去抓其他工作。特别严重的是，铁列克提战斗打响后，作战部多次向他报告请示，他仍照常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不去作战室指挥，于14时15分才去作战室坐了几分钟，即回家吃饭。15时30分战斗停止。正如中央首长批评时指出：“现在才知道这样严重的问题龙没有过问，吓人不吓人！”
……
从1969 年8月13 日到1972年的12月14 日，这份报告出炉持续3年多时间，除了伊犁军区钟良树政委在第一时间向新疆军区做了检查，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受到责任追究和处分。最终报告《关于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教训》以最有分量、最核心那句“仗没打好，龙书金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的定性，给铁列克提战斗失利作出了最终定论和历史结论。此时，龙书金因林彪叛逃被列为“林党集团成员”已被免职离开了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