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塔城军分区战后总结

   为了弄清事件的真相,中央军委曾派出调查组抵疆,先后调查了近百人。塔城军分区领导认为,8月8日,铁列克提边防站在报告敌情时:“我驾车拉架线人员和电话线途经钢管山附近时,苏军出动大、小车各一辆、装甲车四辆,武装人员60余名,在钢管山北侵入条约线我侧2公里占领阵地工事,对我们进行挑衅,其中5名军人越过松土带200多米,向我执勤人员开枪射击,打了两个点射,六发子弹,没有打伤我们……”我们军分区收到铁列克提边防站报告后,当天在会晤时对苏方提出了抗议,并向两级军区上报了情况。事件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已向军区汇报过,建议停止巡逻,但上级没有答复。伊犁军区领导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级军区一直没有批复,不得已才让部队继续巡逻。而新疆军区作战部门领导请示龙书金司令员时,龙司令员让请示报告外交部。

   在6月10 日塔斯提战斗发生后,塔城军分区就立即奉命停止了包括铁列克提在内的大部分地段的边防巡逻,意图同苏联脱离接触,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恢复对铁列克提南段地区巡逻一说。

   铁列克提边防站恢复南线巡逻行动,源自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秀森从伊犁军区开会沿边境返回时,发现铁列克提南段地区多出了苏军新建的17 个石头堆,苏军还在上面涂了白石灰,蚕食我国领土的意图十分明显。王秀森司令员非常生气,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后,立即召集站领导开会,责怪部队“眼睁睁看着国土丢失”,当场命令边防站采取有力的行动,力争尽快消除或推平这些石头堆。

   依当时的领导体制,新疆军区一伊犁军区一塔城军分区一边防站,四级指挥结构中,塔城军分区机关应该承担和发挥更多的作用,但在此次巡逻和整个战斗过程中的情况恰恰相反,就是作为这次巡逻的直接领导,塔城军分区角色更多的上传下达,战斗打响后没有看到军分区发布的任何命令和明确的指示。巡逻前的7月8日,塔城军分区司令部向新疆军区、伊犁军区上报巡逻预案时,其中第6条内容明确表示“军分区派1名领导,专事准备和现场指挥”,在两级军区甚至总部已经同意的情况下,塔城军分区机关组织巡逻时却派出了一名作战参谋前去指挥,自始至终没有一名分区领导亲临战场。

   1969 年8月29 日,塔城军分区在托里和铁列克提边防站两地同时召开了庆功大会,分区首长宣读了铁列克提战斗参战的立功人员名单。庆功大会后,塔城军分区首长和立功人员合了影。

   1969 年9月2日,军区前指用保密电话向新疆军区党委报告了参战部队战评总结情况报告。内容为:

   “遵照毛主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以利再战’的伟大教导,参加铁列克提自卫反击作战部队,于8月21日至29日从个人到班、排、连、营自下而上的进行了战评总结。通过总结控诉了苏修暴行,表扬了好人好事,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鼓舞了士气,提高了斗争艺术。最后经过充分酝酿,反复评比,共评出了一等功3人,二等功14人,三等功25人,嘉奖26人。8月29日进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军区政治部展征副主任代表军区党委、军区首长、军区领导机关在会上表彰了立功受奖的同志和全体参战部队,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希望。会后,骑一师二团、151医院、前指通信分队的战士业余演出队进行了慰问演出。”

   1. 墓碑上的记述。在塔城和托里烈士陵园内安葬的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墓碑上写明追记一等功的3人,二等功的12 人,三等功的13 人,具体名单如下:

追记一等功的人员有:李连祥,温炳林,王一兵。

   追记二等功的人员有:裴映章、范进忠、王明远、杨振林、高春苓、樊中宣、曹新龙、王永仁、李国贞、丁西年、余长安、李建等12人。

   追记三等功的人员有:郭玉峰,刘遗新,贺宗义,袁国振,张克志,杨世怀,李瑞增,刘允增,李贵昌,张积礼,尹清启,王承贞,景长雄等13人。

   2. 档案上的记载。新疆军区档案馆所存的“新疆塔城军分区(党委)关于给程古栾等14位同志记二等功的通报”中明确记载:

   1969年8月13日,程古栾等14位同志在铁列克提地区自卫反击苏修武装侵略的战斗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狠狠地打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祖国神圣领土,为此,分区党委决定给程古栾、张世海等14位同志记功。

塔城军分区党委

1969年11月3日

   幸存者荣立二等功2人:程古栾、张世海;

   幸存者荣立三等功12人:任智民,李芳,刘汝堂,卢殿武,高涵祯,李生勤,吴多荣,李存杰,史长顺,吴贵太,王跃华,相四海。

   3. 史料上的留存。徐辉,郭二伏,火兴旺等参战人员荣获三等功,但他们未参加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评,是塔城军分区根据所在单位的报告另行下文批准的。另据塔城军分区书中记录:袁国孝被俘在苏联期间,部队误认为其已经牺牲,将其列入阵亡名单并追记三等功,41天后袁国孝又从巴克图国门被交回,在给不给袁国孝记功的问题上,当时就存有争议,有人主张收回三等功,有人主张给予立功,结果是一拖再拖,最终没有了下文。

   1969 年9月下旬,塔城军分区安排人员代表部队到烈士和立功人员的家乡慰问,向在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亲属颁发了立功证书,发了抚恤金,移交了烈士遗物。同时向参战幸存者程古栾、张世海等立功人员的亲属颁发了立功证书和立功喜报。

   塔城军分区在关于铁列克提战斗的总结最后特别指出:巡逻前的几点情况不容忽略:

   一是整编力度大。原铁列克提边防站只有30 多人,平时只担负执勤站哨任务。根据新疆军区7月12 日《关于伊犁军区所属边防部队整编的命令》,7月28 日,塔城军分区向各单位下达了《关于边防站、部队整编的命令》,其中,步兵第4营由原骑兵营营部、骑兵3连、步1连(欠3、4排)和额敏河以南7个边防站编成。铁列克提、禾角克站和原骑兵3连3排编成4连,驻防铁列克提、禾角克两地。根据这一整编命令。新任命和调离的干部忙着交接。部分刚上站的官兵连“三条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具体走向都不清楚。

   二是支援人员来至几个单位互不熟悉。为配合此次巡逻,塔城军分区决定抽调二线骑兵连、步兵连等单位各一个排补充到铁列克提。加上巡逻前一天到站的指挥组人员,当时铁列克提边防站约有160多人。由于人员变动大,很多干部和战士互不熟悉。

   三是指挥人员不懂边防。负责指挥巡逻的营长、政委和新补充的干部,均为1968 年11月才从伊犁昭苏骑兵营换防而来的,对塔城的边防斗争历史、边防勤务派遣程序、边防政策基本原则等情况不熟悉,大部分人没有组织过巡逻,也没有参加过巡逻。

   四是事先准备的是《巡逻方案》。事先的准备实质上是一次巡逻行动,而不是一场有充分准备的作战行为。(根据参与制定巡逻方案、时任塔城军分区作训科参谋任凯旋相关描述:1969年7月,根据总参和新疆军区“逐渐恢复在争议地区巡逻”的指示精神,塔城军分区向伊犁军区、新疆军区、总参谋部、外交部上报了在铁列克提巡逻预案。可见上报的是一份“巡逻方案”,只是后来又被“解释”成了作战预案)。巡逻行动为边防站的正常执勤,难以引起高层的特别注意。

   五是武器装备较差。当时边防站装备的都是轻武器,没有什么重武器。在巡逻行动前对苏军的坦克、装甲车防备不足。

   据后来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回忆:他们8月12 日下午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虽有支援巡逻的任务,但主要是带着上级机关的命令整编部队,塔城军分区并没有赋予他们边防巡逻战斗的指挥权,因以前是骑兵部队,第一次到边防,不熟悉边防政策,也不熟悉敌情地形,对之前的巡逻方案更不清楚,只是抱着观摩和熟悉工作的心态。到晚上军分区李效智参谋召开会议,部署第二天的巡逻任务,才一起进入指挥组的。

   对于边防部队来说,既是国家的哨兵,又是国家的眼睛,更是国家的形象和代表。这个哨兵和眼睛,既要提高警惕坚守岗位,还要有理有利有节,这是边防政策和边防斗争的核心内容,既要坚持做到寸土必争,又要有管控风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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