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伤被俘的袁国孝回国
1969 年8月13 日太阳快落山时，袁国孝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眼前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凭感觉应该是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他忍着剧痛左右观望，发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另外三名负伤的战友躺在担架上，从南向北数，第一个是景长雄，第二个是自己，第三个是温炳林，第四个是裴映章。周围是一大群说着俄语的苏军士兵和军医之类的人员，在忙碌着救护苏军负伤人员，但对几名中国伤员则一脸冷漠，无人过问。
此时的袁国孝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成了苏联人的俘虏，一种从没有过的屈辱和恐惧顿时涌上了心头。他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军人，自己成了战俘，对国家是天大的耻辱，也想到自己的这种结局，将牵连到远在万里之外家乡的父母和家人，这种耻辱和担忧，甚至远远大于自己沦为苏军鱼肉的恐惧。此刻，他真想自己快点死掉，死……
副站长裴映章是参战人员中受伤最早的一个，由于身体失血过多，此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尽管中间隔着温炳林，袁国孝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裴映章呼吸时喉咙里发出的“呼噜噜，呼噜噜”声，像破裂的风箱抽拉时发出的声音。从受伤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小时，这位15 岁参军，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还在顽强地同死神作最后的斗争。
1968 年入伍的甘肃籍老兵景长雄，后背和腰部受了重伤，估计腰椎已经断裂，流了很多血，身下的担架都已经被染红了，他痛苦不堪、下意识用虚弱的声音喊着：“同志，请给我水，同志，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躺在袁国孝身边的记者温炳林及时制止景长雄：“小战士，不能喊，已经到这一步了，死就死了，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他们的。”虽然温炳林声音十分虚弱，但语气里充满着坚定和勇敢。
袁国孝也跟着鼓励景长雄：“就是，咱们都不要老毛子的东西，渴死都不要。”
听到他们两人的鼓励，景长雄此后再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温炳林伤在头部和肩部，当苏军士兵过来时，他不顾伤口的疼痛，躺在担架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就这样，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四名受伤的中国军人，孤零零地躺在苏方火车站站台的担架上，没有人为他们治疗包扎，更没有人为他们及时止血救护。在苏联人冷漠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只能无助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最早被抬走的是景长雄，这位来自甘肃省永登县的战士再没有提喝水的事，到后来渐渐没有了声音。
约十多分钟后，又一阵零乱的脚步声响过，记者温炳林也被抬走了，作为无冕之王，这位充满激情、满身正义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的记者，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第三个被抬走的是英勇坚强的裴映章副站长，在受重伤之后，他奇迹般地坚持了七、八个小时才停止了呼吸。
躺在担架上的袁国孝满脸是血，喉咙里干如冒烟、饥渴难耐，右肩伤口钻心地痛疼，但他牢牢记住记者温炳林牺牲前的话：“小伙子，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直到天快黑时，终于有一辆苏军吉普车开了过来，下来一位像是医生的苏联女军人，她检查了袁国孝身上的伤口，翻看了他的瞳孔，袁国孝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脸上表露的同情之色。
随后，袁国孝被抬上了苏军的吉普车，运往距离车站约几公里的一个机场，在飞机场停留了约20 多分钟后，被抬上了直升飞机，此刻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也不知飞行了多长时间，已无疼痛感的袁国孝在迷迷糊糊的潜意识中看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后来得知是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已进入昏迷状态的袁国孝被送进阿拉木图的一家苏联军队医院……
进入手术室后，医生剪开袁国孝的衣服，为袁国孝进行了全面检查，下腭骨受伤变形，右眼下部嵌有弹片，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也许更是为了省事省力，苏联军医采用了简单的保守治疗方法。受伤最重的部位在右肩胛，那是一枚重机枪子弹的贯穿伤，所幸骨头和大的血管都没有太大的损伤，这也是袁国孝在无人救助的情况下，顽强坚持了10几个小时并成功存活的重要原因。
第二天，病房里来了一个很像中国人的翻译，而汉语却说得很不标准，连比带划地问袁国孝姓什么？开始时袁国孝一言不发，问什么都不回答，后来逼急了，就灵机一动，大着嗓门说，“我姓李。”
“是谁叫你来的？是不是被逼的？”翻译穷追不舍。
“我自己来的，中国人保护中国领土，理通道直。”袁国孝回答。
后面再问什么？袁国孝一概摇头不答。
第三天天不亮，突然听到有人在窗户外面呼唤着“袁国孝，袁国孝。”听到喊声，袁国孝一下子激动起来，开始以为是一起负伤的战友在喊他，正准备开口回答，又感觉情况不对，他的脑海里飞速思索了一遍，很快找到了答案，估计是敌人看了自己带的毛主席语录，上面有记者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同志致敬”几个字。
袁国孝强迫自己一动不动，窗外的人叫了几声，见没有什么反应，最后就走了。
等受伤的右臂有所好转，人也可以坐起来，这时候病房里又来了一大群记者，高的矮的，男的女的，拿着照相机，扛着摄像机，袁国孝忍着右臂的巨痛，紧紧用双臂护着自己的头，不让照相，最后又用床单把整个身体蒙起来，让那些记者们毫无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翻译一直在变着法子问袁国孝叫什么名字？他只重复回答一句话：
翻译无奈，只好写下了“李道直”三个字，算作袁国孝的名字，给上级交了差。
从那以后，苏方看从袁国孝嘴里实在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翻译也变得懈怠了很多，由最开始时的每天必来，变成了四五天来一次，每次应付差事般地问几句话，然后转身就走。
从进入医院开始，苏军一直对袁国孝采取24 小时不间断看守，四五天换一个人。在这些看守自己的苏军士兵中，袁国孝记忆最深的是一名20 出头的年纪、高矮胖瘦和自己差不多的俄罗斯族士兵，他每天拿个方凳坐在门口监视着，有时还悄悄给袁国孝糖吃。一天他用两手在头两边支着说：“嚓嚓，嚓嚓”。袁国孝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着有个苏联军官拿着照相机进来要照相，袁国孝才明白他是提醒有人来照相，让袁国孝蒙头的意思。以后每次见有记者来，他就会微笑着给袁国孝做一个双手蒙头的动作，袁国孝赶紧用床单蒙上头，过不了几分钟，准会有扛着“大枪小炮”的记者们涌入病房。
无形之中，这一看守竟然成了袁国孝的信息预报员。
可是，好景不长，半个月过后，袁国孝的苦日子来了。这次换了一位凶恶的俄罗斯族士兵看守，当看到翻译气呼呼地摔门而去，看守他的那个苏军士兵开始摸皮带，袁国孝暗想不妙。果然，那士兵解下宽厚的皮带，狠狠地抽打袁国孝。袁国孝只能光着身子四处躲闪，边躲边骂：“你个老毛子，你们侵略我们还有理了？”那个士兵也听不懂袁国孝的骂声，打累了以后整理好衣服，重新把守在门口。袁国孝概略记着“第一次打了7皮带，第二次打了约11皮带。”半个世纪过去了，袁国孝依然刻骨铭心。
住院期间，袁国孝并未受到他想象中的酷刑折磨。他当时曾经想过，如果真的受到虐待，实在扛不住，就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
身在异国的袁国孝无依无靠，不知道这种日子能持续多久，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归祖国。正在这时，中苏关系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机。
1969 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见时，就两国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
袁国孝的处境也开始好转，不再挨打挨骂，不再遭受记者搔扰，甚至警卫也变得松懈起来，待遇上也发生了变化，除了黑面包和牛奶之外，每天还会有一个鸡蛋。
万万没想到，9月20 日，翻译通知袁国孝说，上级决定要放他回国，时间是在三天以后。这对袁国孝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当天晚上，他蒙着被子静静地痛哭了一场，这是他参加战斗以来第一次流泪。
回国以后他才知道这一天是1969 年9月20 日。在苏联的41天，一分一秒都如同炼狱，他是黑了白，白了黑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何时何日？
9月22日一大早，苏方为袁国孝准备了衣服、帽子、皮鞋等物品，袁国孝一看是苏式大盖帽、西装和皮鞋，坚决不穿，提出要穿自己的军装。翻译解释说军装早已在手术时剪坏了，扔掉了。
袁国孝坚决不干，双方形成对峙，翻译最后威胁说：“不穿可以，那就别想再回中国了。”
这句话击中了袁国孝的要害，为了早日回国，他只好忍气吞声，满脸委屈地穿上了苏方提供的衣服和鞋子。
临行前，袁国孝提出要见其他被俘的战友，苏军告知其他三人均已伤重身亡。
他离开苏军医院，先坐吉普车，再乘直升飞机，几番折腾后，终于到达巴克图口岸习惯性会晤点。
为做好迎接工作，塔城军分区做了周密的安排，1969 年9月22日下午，巴克图边防检查站的边国佐政委和梁翻译，分区卫生科长张振铎，医生李俊德、王荣林，护士罗月姣、李兰草，化验员常克让等有关人员到巴克图边防检查站国门前去迎接袁国孝归来！
正在分区参加“积代会”的铁列克提边防连梁德海副指导员、高涵祯和张世海，于9月22日下午也接到分区政治部通知，要求他们代表边防连迎接在8·13战斗中一位被俘人员回国，地点在巴克图站。张世海开车拉着梁德海、高涵祯，跟随军分区的小车到巴克图，当时到巴克图检查站的人较多，有穿白大褂医护人员和分区其他有关人员近百人。
双方会晤人员见面交涉时，苏方米哈依诺夫中尉将袁国孝从车里带下来。从8月13日在676高地负伤昏迷后被俘，袁国孝已在苏方生活了41天。
1969 年9月22日13 时35分，苏方在我巴克图边防检查站习惯会晤点将袁国孝交还我方。
此时，袁国孝身穿深兰色西服、头戴苏式大盖帽，脚穿黑色尖头皮鞋。下车后，他一眼就看到了塔城军分区前来迎接自己的战友，三辆军用卡车，一台救护车。
袁国孝在望眼欲穿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因为已经被苏方扣押了41天，见到祖国亲人后的袁国孝眼含泪花，非常激动，他看到指挥铁列克提作战的军分区参谋李效智也在其中，刚开口叫“李……”却被李参谋摆手制止，随后，李参谋又向袁国孝做了一个解衣服、脱衣服的动作，袁国孝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反应敏捷的他迅速脱掉身上的衣服，从帽子到衣服，再到脚上的黑色尖头皮鞋，除短裤外全部脱光，当场把这些衣物全部甩在了苏方地界。并高呼：“打倒新沙皇”，“毛主席万岁。”
苏方边防代表根本没料到这种局面，窘迫得面红耳赤，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抗议！”晚上，苏方将衣物全部拿回。
见此情景，在现场拍摄照片的《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赶紧脱下自己的大衣给袁国孝披上，尔后，中方人员又把袁国孝送上救护车，快速换上了崭新的解放军军装。当救护车驶进国门处100多米时，我们边防部队早已集合排成两队，高举毛主席语录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
在汽车返回塔城的路上，沿途路旁不时有欢迎的群众，袁国孝内心无法平静，从战场炼狱、战俘噩梦到意外回归祖国，袁国孝恍惚如在梦中。
车开进分区大院在卫生科停下后，几名医护人员用担架把袁国孝抬进了准备好的单间病房。
中午吃饭时，有人告诉他，首长特意安排给他炖了只老母鸡补充营养。
下午刚体检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就亲自到病房看望，《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刘东升等随行记录。那个下午，徐副司令员和袁国孝整整谈了三个小时，对袁国孝在苏联的情况，问得非常详细。
袁国孝回忆当时的心情时，长长叹了口气说：“比在苏联时还复杂”。
刘东升回忆，袁国孝当时身体很虚弱，已有些神智不清，说话有气无力。徐国贤不时轻拍他的肩膀，让他不要动，谈话过程和风细雨，却技巧十足。而梁博祥则回忆说：“这个小战士反应敏捷，脑子很好使。”
袁国孝最终通过了组织的考察。特别是了解到他孤身一人在异国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后，战友们纷纷称赞他、鼓励他、肯定他。
三天之后的9月25日，袁国孝幸福地度过了自己的18 岁生日。没有人庆贺，更没有生日蛋糕和蜡烛，但他已经知足了，对于经历了被俘又被释放的他来说，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平安自由地生活，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袁国孝在塔城军分区卫生科病房休养了一个多星期后，分区安排他到各基层部队作亲身演讲。张世海在托里县一中听过一次，感到袁国孝虽文化程度不高，但脑子非常好使，讲的都是切身感受，还是挺感动人的。
随后袁国孝和裴映章、范进忠、王明远等几名牺牲烈士的家属一起，前往乌鲁木齐，光荣出席了新疆军区第三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