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当我走过了三十一年的军旅生涯时,中国的边境地区已普遍处于平静状态,神州大地也已呈现出国泰民安的局面。这时善于不断追求的我又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在人生中再做一些新的尝试。按说我是师级军官,可以在军队工作到退休。但根据新的军官条例规定,师级军官如果本人亲自提出申请,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也可安排转业。我在反复分析了自己和全家的情况之后,向组织呈送了转业申请,经学院、军区、大军区、总政治部逐级研究批准后,我正式脱下穿了三十一年的戎装,转业到地方工作。

  我是从河南省入伍的,按国家政策规定,我填表要求转业回河南工作。师职干部均由各省委组织部负责安排,当我的档案到达河南省委组织部后,省委组织部对我的档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经过部长会议讨论,决定安排我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由于我是师级干部,还必须经省委常委会最后研究通过。结果在省委常委会上省委领导以省委二级部门岗位紧张为理由,对组织部的安排方案予以否决。接着省委组织部又准备把我安排到郑州市委、郑州市政府及黄河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但均被这些单位以种种理由拒绝接收。之后省委组织部又经过一番研究后,考虑到我还有个副教授职称,并且军委又授予我“全军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就决定安排我到郑州大学工作。结果郑州大学接通知后,当天就派党委副书记亲往省委组织部反映困难,表示不能接收。在省委组织部的强烈坚持下,郑州大学才免强同意安排。对这一切我均未提出过任何要求,因为几十年的军旅工作中,向来都是服从组织分配。但在我的工作安排过程中,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就在省委组织部决定安排我到郑州大学工作后,对我将要在郑州大学什么岗位上工作,我并没有做任何考虑,还是那句话,一切服从组织分配。但我当时急需要办理的是两个孩子的转学问题。

  如前所述,我家是一对龙凤胎,我转业那年他们刚好初中毕业,需要转学上高中,并且我的两个孩子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在乌鲁木齐市组织的中学生相关比赛中多次获奖。按照中央军委、国务院对军队转业干部子女“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我就直接到离郑州大学只有一墙之隔的一所高中学校联系两个孩子的转学问题。当我见到该校校长,把我的情况、国家的政策作了介绍,并让他看了我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单后,校长讲;“考虑到你是转业军人,你的孩子我们可以接收,但除了正常学费外,还需要另外交点钱”。我问:“需要交多少?”,他向我伸出了三个指头,我说:“三千元”,他说:“三千元哪能行,你是两个孩子,需要交三万元”,听到这个金额数,当时真的吓我一跳。我问:“这是哪里的规定”,他说:“是我们学校的规定,外来生都是这个数”。我说:“这个数我真的交不起,再说按照国家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子女“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我的孩子应是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安排的学生,不能算是外来生。能否减免一些”,他说:“不能减免,从来没有这个先例”。我又费了很多口舌,结果没有任何作用。

  在上述中学我碰了钉子返回招待所的途中,只觉得天昏地暗,我从三月份开始到河南来联系工作,现在已经是国家规定的年度军转干部最后安置期的八月了。据我了解,那年转业到河南省共有两位师级干部,第一方案是把我安排到省委组织部,把另一位副师长安排到省政府战备办公室。

  如前所述,自从省委常委会以种种理由否定了对我们两人的第一安置方案后,省委组织部又联系协调了包括郑州市委、郑州市政府在内的多个部门和单位,由于我是师级军官,去后必然要占去人家单位一个领导干部的位置,所以没有一个单位同意接收。现在总算有个单位接收我了,又遇到了孩子转学的难题。回想自己几十年的边防生涯,心情十分伤感。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这次我回到招待所后哭了一场。第二天我一气之下决定不再为孩子转学之事求任何人了。就直接找到当年负责安置我们师职干部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黄青宜办公室,见面后,我含着眼泪说了以下这番话:“黄部长,我十分感谢组织部费心对我的工作进行的安排,但我不准备回河南来了。我在边防工作三十多年,由于是师职干部,国家给我的转业费含全家人的车票钱和行李托运费共计才两万四千元,我家还有不到三千元的存款,这就是我的全部经济能力。我昨天到离郑州大学最近的一所中学联系了我两个孩子的转学问题,学校提出,除正常学费外,还需要再交一笔无明目的费用三万元。我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今天来也只是给你说一声,你又不负责教育口,叫你帮我这个忙是给你出难题。我准备给河南省委写一封信,就回新疆去了,今天我来见你,也就是给你告个别。按照国家对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我作为师职干部,还有第二次选择安置地的权力,如果两次安排本人都不同意,我还可以在部队提前退休。我准备明年再选择一次,但河南省我是不会再选择了”。没想到在我说完上述话后,黄部长说了声:“在他们眼里哪还有什么国家政策,就剩下钱了”。接着她当着我的面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郑州市教委,一个打给郑州大学。她主要是重审了国家对军转干部子女的转学政策,并强调不准加收任何政策规定之外的费用。她打完电话后接着对我说:“不好意思,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叫你受委屈了,这事我来办。”后来据我所知,郑州市教委主任亲自过问了此事;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派党办主任和工会主席亲自到该校进行了协商,最后由三万元降到了六千元。我为了省下三千元,让我的儿子在郑州大学附中又上了一年初三,第二年他直接考入河南省排名之首的高中郑州市第一中学。孩子的上学问题尽管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上述经历也成了我转业到地方后,社会给我上的终身难忘的第一课。

  辞别闪光的军营三十年来到地方时,我深知自己又站立在了人生新的历史起点上,并且非常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昨天毕竟是昨天,无论它是多么的辉煌和荣耀,只能用于自己去回忆和留恋;明天毕竟是明天,无论它是多么的光辉和灿烂,只能用于自己去向往和期盼;而今天毕竟是今天,它就在眼前,无论它是多么的苦涩和艰难,都必须努力地去耕耘和登攀。就在我们全家乘火车前往转业地的途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天将黑时,火车经过陕西省山区地带,从车窗向外望去,老乡们一个个沿着山间小道向自己家里走去,此时我的女儿无意地说道:“他们都有自己的家,我们没有家了。”我听到这句话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因为我们是没有家了,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小集装箱,里面装的是全家的被褥和衣服,还有一些木板,准备到地方后做几件家具。还有那辆已使用十七年的自行车。此外我知道,我要去的单位还没有给我家安排到房子,下一步尚不知道全家将在何处安身。今生已在西北为国戍边三十余载,年近半百,携家带口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真不知道后半生的路将如何走。我又是从军营走来,几十年习惯了火热的军旅生活,到地方上这一陌生的环境中,如何继续谱写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对自己来说将是历史性的新课题。对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再奋斗出一片天来,在不虚度年华的同时,至少要让家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我正是抱着这种理念,一切从零开始,尽管初到郑州大学时,由于学校调整不出房子,全家人暂时住在招待所几个月,期间全家的行李放在总务处仓库里,被老鼠咬的不成样子,但我还是很快就上了班。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去。

  我在地方工作的十余年中,先后担任郑州大学后勤党总支书记、后勤集团总经理、郑州大学育博公司常务副董事长等职。工作过程中,曾被借调到省教育厅参与全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又作为河南省高校后勤代表参加了国务院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后勤出国考察团,前往欧洲七国考察发达国家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参与制定了“河南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起草了河南省副省长陈全国在全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动员会上的讲话稿;执笔起草了“郑州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实施办法”;应邀在多期全省高校校长学习班上做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专题报告;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以面向全国直播的方式就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对我进行了专题广播采访。

  在工作期间,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国务院决定把河南省有名的三所大学即郑州大学、河南医科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合并成一所新的郑州大学。这一决定在实施过程中干部安排是一大难题,三所大学变成一所,干部多出三倍以上。当时对学校干部数量有一种形容的说法,即:“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为公平合理地解决干部安排问题,上级决定三所高校原来的干部全部进入待岗状态,通过志愿申报,公开演讲和答辩的办法重新进行安排。并且规定各级干部均可降职使用、自己也可以降职申报,校级干部可申报处级干部的岗位。文件下达后,第一批公开演讲竞争的是职能部门的十多个核心岗位,如组织部长、党办主任、校办主任、后勤集团总经理等职位,报名者超出岗位的十几倍,其中博士生、博士后、海外留学归来等高学历人才占多数,可以说是一个人才济济的竞争团队。为了做到公平合理,原来三所大学的校领导一律回避,由省委组织部、省政府人事厅、教育厅派人到学校来担任评委。对此做法,我很不适应,因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组织分配,故还想等待由组织来安排,所以我迟迟没有报名。后来有关校领导对我讲:通过竞争安排干部的办法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你报名参加竞争也是服从组织分配。我听后认为说的很有道理,这才报了名,我报的岗位是后勤集团总经理,此岗位当时已有其他校级领导申报,但没想到的是演讲和答辩之后,我竟在这个人才济济的竞争团队中一举夺冠,总分排名第一,就这样我当上了郑州大学后勤集团总经理。

  在从事上述党政工作的同时,我并未丢掉边防专业的老本行。在郑州大学校长曹策问的推荐下,我又在郑州大学走上了讲台,结果是一炮打响,场场爆满。后来又名扬校外,在河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河南十八所军地高校开设“国家领土与边防”、“建国后的对外战争”、“中国周边领土争议及台湾问题”等专题讲座,先后进行讲座一百余场。我也未丢掉编导电视片的老本行,先后为多家公司编导策划完成了多部电视宣传片。

  我虽然官位不高,但在仕途之路上几次晋升,平安地工作到退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几十年的领导干部位置上,我始终做到了“手不伸,腿不懒,耳不偏,嘴不馋,眼不花,心不歪”。对我的工作和所取得的业绩,军队和地方单位及政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央军委授予我“全军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我“全省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荣誉称号,省教育厅授予我“全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被郑州大学评为“先进党务工作者”。解放军三总部把我的事迹编入《全军名师大典》一书,国防大学出版社将我的事迹收入由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九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字的《全国优秀复转军人转略》一书;河南省人民政府将我的事迹收入《军转干部耀中原》一书;世界华人协会将我的事迹收入《华夏英杰》一书。

  为了不虚度晚年,2007年退休后,除担任郑州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相关工作外,还继续在十余所高校开设专题讲座。期间又对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国家领土与边防》、《中国古今战争二百问》两部著作。今天已过古稀之年的我,又整理完毕《边防缘》一书,通过这本书我可以将自己在西北戍边三十多年中的主要经历用文字的方式留给后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并且才华不足,平庸有余,只能做一些如书中写的那些小事情。但那些小事情都是国家沧海般大事情中的一粟,而国家沧海般的大事又都关系到我这个沧海一粟般的小人物。有道是“千年文书会说话”,我虽是个小人物,但把我放在普通老百姓的群体中,也算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今天我把几十年经历的主要故事整理成文,广义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文字与读者对话,愿读者能从我的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把您的人生故事谱写得更好。如果我写的这些事情能对您有一分帮助,那我将感到万分的荣幸;狭义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些文字传予家族后代,望子孙们都能从中吸取做人的营养,并借此机会告诉家族后人:有学问者为之富,知廉耻者为之贵,成功在于勤奋,知足产生快乐。希望他们都能成为这样的富贵之人、成功之人、快乐之人。

  《边防缘》一书写到这里,应该到收尾的时候了,想来想去,还是用四句话结束吧:“有钱难买少时贫”,我今生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保家卫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今生最引以为傲的是卫国戍边三十年。最后再献丑一首小诗作为本书的落笔:

  书中故事几十篇,坎坎坷坷路曲弯。

  西出阳关守边防,踏遍昆仑与天山。

  行孝顾家虽遗憾,却结边防一生缘。

  若问吾生何感受,自豪戍边三十年。


  主要参考文献及材料: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编,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民共和国大事纪》新华通讯社编,新华通讯出版社

  《共和国里程》新华通讯社编,新华通讯出版社

  《中国经营西域史》曾问吾著,新疆地志室印

  《中俄边界条约集》新疆军区汇编、印刷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北京大学编,人民出版社

  《新疆简史》新疆社科院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西域历史地理》苏北海著,新疆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资料汇编》新疆军区编印

  《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简介》总参谋部编印

  《文革前十年史》肖冬连、谢春涛著,红旗出版社


  作者简介:

  范海超,男,1947年出生于河南省栾川县,1965年应征入伍,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边防部队工作三十一年,历任班长、排长、司务长、副连长、军分区作训参谋、边防参谋、边防团作训股长、代理副参谋长、军事院校团级教官、师级主任等职,1988年由邓小平授予上校军衔。1992年由江泽民授予大校军衔。期间,曾作为建制排“军事十项全能”代表队的领队兼教练,参加大军区比赛,获团体第一名;多次参加中苏边防会谈会晤;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条例》的起草。军旅生涯中,十次受嘉奖,四次荣立三等功,1989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军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结合对中国边防及战争的研究,先后出版《边防专业教材》、《领土与边防》、《中国古今战争二百问》等著作,编导边防专业电视教学片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边防专业教材》填补了全军空白,获全军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编写的《机动连支援边防站战斗》和《边防站守点防御》填补了全军边防战术教材的空白;《国际法中的国家领土与边界》教学片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国防教育片;《高技术下边防部队作战问题浅思》一文被总参谋部收入《中国军事文库》一书。

  1995年转业地方工作后,任郑州大学后勤党委书记、后勤集团总经理、育博公司常务副董事长等职。期间潜心研究高校后勤改革,参与制定了《河南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先后在河南十余所高校开设《国家领土与边防》、《建国后的对外战争》等专题讲座一百余场。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被省教育厅授予“全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其事迹被载入《全军名师大典》、《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华夏英杰》、《军转干部耀中原》等书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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