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了我自己，该谈谈闫小庆的故事了。由于他是这个大院里除老吕外我认识最早的一个，所以便有了极早的交往。他在国内担任着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兴趣和我的一样，爱看些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平时就有了更多的交流，只不过他更喜欢一些政论文章，闪光的语言，不时地把一些报刊上的文章摘录到本子上。生活上他又和我正相反。在家里，我们家是以文梅为核心，我对她一切言听计从。可以说，她是这个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所以害得我经常因处事不周时很有点害怕“家里的领导批评”的担心。他的爱人却正是他在生活上的附庸，事无巨细，无不经常反复地受到他的“指点、批评与教育”。国外他和我一样，非常及时准确地发出家信。他的家信是向家里发出的一系列的“批示”，而我的家信却是一连串的“请示”。
本来平时上班，我一闫就无话不谈，他临走的那一个多月，我更离不了他，因为他一走，我的日子更难过。小梁回国还没有回来，老吕因为经常出差，大半时间不在家，他走后，我便没有什么人可以长谈的了。
几个月来，心情异常苦闷，尤其是在连续打了两次摆子以后。老吕因为常出差，有时来也多半是坐不久，在下午下班以后，常是在他接人回来后，放下车就来这儿坐上一会儿，因为我离车库近。小梁则是越来越常来了，尤其是在听说决定我八月份回国后。那离正式宣布还早得多，他与老吕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实在难过了好长一阵子。尽管表面上不能像孩子那样激动异常，在独处一室时，苦闷的心情时时纠缠着我。我痛苦不在不想回国，而是舍不得离开这几个要好的朋友。一方面盼望着早早回家与家人团聚，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马上离开，这矛盾的心情实在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
小梁看出了我的不快。他善解人意，悄悄地更加关心我。他的确是个有心人。他牺牲那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来陪伴我，使我在临近回家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得到了不小的安慰。正是由于这样，使我们互相间更加了解，使我觉得，他是我在出国这段时间里结交的最知心的朋友，而这又完全是在无意中不知不觉发生的。以前，他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个普通的一位大院成员，偶尔与他说上几句话而已，一位实在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物。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值得人同情和关心的地方，自知自己的性格那样不好，不合群，不爱接近领导，自认清高，竟然能与广西的小范、西安的老应以及现在的小梁结成这么深厚的友谊。可是我心有愧疚，只觉得在交往中，我对他们付出的一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可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却是极其珍贵的友谊和帮助，一种自己的亲生兄弟姐妹所不能给予我的力量。甚至到了我年届五十之时，由于我天生的极不成熟的情格还在不断地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去克服那些我一个人对付不了的困难。小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是同一个人，这矛盾的现实使我尤其感动。在年龄上，我是他的兄长，他应该是我的小弟弟。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他的成熟，他的真诚，他的对我的敬重，却实在起到了老大哥的作用。这有时使我感到很伤心，为自己的无能，为自己的愚蠢难过。同时又不时地为结交上了他这么一个朋友而感到高兴。实际上，以他硕士的学历，能够那样看得起我，使我增加了不少勇气和力量，正像文梅在几十年生活中使我永不丧失信心一样。我除了在生活和工作中更加振作起来，更加独立地正确处理好一切矛盾，使自己在晚年更加成熟起来以外，对他们这么多亲朋好友，我还能用什么去报答呢？
现在再说说工厂的老李从卢市回来后，最终因为开车遇到的意外。
路局运输首席小于带着翻译小孙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前面提到他时讲到要在后面详细讲讲他的那个小孙。于孙的到来，是为了迎接国务院总理朱鎔基的来访做准备。针对坦赞铁路的商业化搞些机构，前来姆贝亚、姆皮卡和新卡。在完成任务后，顺便到附近旅游点看了一下。那是一天下午，王工找到厂长，要借他的专车蓝鸟一用，去附近的女子中学参观一下。由于人多车小，所以又改用英吉普。陪同前往的有王工、小王、小梁，还是由老李开车。二王因为都是运输人员，小梁因为和小于都是兰州来的。由于车子是吃完午饭才走，去了女中后，又去了白人农场，所以回来时就有点晚，车子当然开得就快一些。
车子回来的路上，下了摩天岭，天已经不早了，视线肯定不如大中午好。老李有了三次卢市开长途的经验，开起来当然格外胸有成竹。在拐过一个弯时，发现前方有情况，路上停着一辆大车，边上围着一堆人。他放慢了一点速度，可是因为时间不早，原来的速度太快，放慢了些还是很快。当车来到人堆前方一百米远的地方，发现有警察设立的很小的一块三角标志。由于太矮小，车到跟前才发现，从刹车印记可以判断，此时他已慌忙了手脚，因为在那里，车子已经下了路面，只有右侧车轮的刹车痕迹留在路面上。再向前，据李说，发现路边土路上站着三个看热闹的小孩，而他的车此时是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下，急速冲来。在眼看着车子就要压到那三个小孩的时候，李本能地猛打方向，使车子飞速向右方，也就是柏油路面上来了个九十度转弯。由于车速过快，那前进的力量还在使车子向前方，而不是右方前进，这使得作用力和运动方向成垂直关系，致使车子在不宽的马路上还没有下到路面来的三五米的距离内彻底地向右侧翻去。整个车子在左侧着地的情况下向路的右方冲去。前方有两棵碗口粗的小树，车子不偏不斜，车头与那棵树撞了个正着，还是因为速度太快，车子本来在向右和前方两个合力的作用下高速侧卧运动，右方力在树的阻挡下变为了零，剩下来的前方力使它高速左侧滚翻，在一堆茂密的灌木丛前仰面朝天地停在那里不动了，车头离刚才撞的那棵树不到二三米。在车子侧卧滑行时，小王在前，小孙在后，实际上是躺在地面上，与地面仅隔一层车厢铁皮滑了过去。其余的人都压在他们俩人身上，坐在后面空货车厢内的小梁也在后面翻滚，因为他没遭到任何人或物的挤压，在车被树阻挡，弹起来作左前方凌空滚动之时，左前门被刮开，小王就势被弹了出来。可是由于转弯半径极小，她与车子前后落地时，一只脚仍然被车子缠住，抽身不得。落地后，左前门像纸板那样被反向折叠过来，翻在外面，车前档风玻璃撞碎，前车窗上下方的横梁被撞断，顶棚严重凹陷下去。如果小王不被甩出车外，显然会被挤死，因为她那位置已经容不得一个人坐在里面，全部瘪了进去，并且极不规则。可是她的脸被玻璃划伤，血流满面。包括小王在内，全部人员都有轻重不同的扭伤。王工的头也被撞破，鲜血流满了衣服领子、脸和手。几副眼镜全被撞飞，有的断腿，有的碎片满地，有的不知去向。两个车前坐垫也被甩出了车外。人们相继从第二排座的左门——此时这门正朝着马路——爬了出来。最后从车里爬出来的小梁帮助小王把脚从车底下抽出。人们知道汽车随时有爆炸的可能，全部连滚带爬地逃到马路对面去了。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那飞腾翻滚没有让人留下一丝印象，因为那一段时间超过不了十秒钟。见到小王满脸是血，人们都忙着召唤她。不想小孙躺在地上哼哼呀呀地爬不起来了。这一下子，人们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不知道他是否伤及内脏。
终于拦住了一辆过路的大拖挂车，把小王送上了车，由小梁陪着先回大院来报信，因为小孙疼痛得不能移动，根本就上不了那高高的大卡车上。不久，又来了拉着一车人的皮卡，原来坐车的人都被赶了下来，拉上小孙回到大院。大院闻讯又去车把其余伤员拉回来，留下一名警察和一名临时工在那里看车。
小王经检查，只是有几片碎玻璃剌破了右上额和左面颊，医生处理了一下，送回宿舍去了。小孙躺在床上，两条腿不停地来回倒换着一上一下地架着，说明他受了内伤。医生测血压正常，无出血现象，说明内脏无伤，这一下，所有大院里的人才放下心来。可是小孙还是疼痛难忍，不停地倒换着双腿。车子连夜把他送到三十公里外的齐隆加医院，拍片证明有四根肋骨骨折，前面三根，后面一根。第二天早晨，兵分三路：一路将所有受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检查，顺便看望小孙伤势；一路去警察局报案，因为当天晚上小陶赶去没有找到值班的；第三路前往出事现场求援。我、李工和姚工被派往工厂找到副总经理班达，要求派吊车前往出事地点，再用大卡车把破车拉回来。班达听我说完情况后，问谁开的车，我说是老李，他也就没再说什么。他领着我们下楼去见工厂的那辆大拖拉机挂着拖斗还停在那里，忙进一楼打个招呼。我们来到修理班。他与管事的说了一阵本巴语后，告诉我，工人们的意见是先去看看现场再说，也许带些钢丝绳和撬棍，用我们乘坐的中客就可以把那车翻过来，再拖回来。因为那辆刚修好的破烂不堪的黄河吊车没有牌照，上不了路。五六个修理工拖着不少钢线绳和大撬棍上了车。车子直奔二十公里外的出事地点。来到现场一看，使我大吃一惊。那车破坏得面目全非，车的驾驶楼几乎全被撞瘪，两个人竟然能活着从那里爬出来，简直是个奇迹。那车四轮朝天地躺在那里，竟然没有着火。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多钟到时，发动机还在不断往外滴着什么油。车灯还在亮着，由于我们拿不到钥匙，关不上电门，只能让它把电耗光。
那两个看车的，在这荒郊野岭守了一夜，只带着一条破棉被。那临时工手里拿着一只塑料碗，不知里面盛的是什么，直抱怨肚子饿。车子还不敢动，要等到警察来勘察过现场以后，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三个警察，仔细观察了车子的破坏情况，又丈量了出事现场，人们开始对付那破车。在等待警察之时，我让司机把那两个守车的人先送回去，顺便把吉普车的钥匙取来。测量完毕，车也回来了，可是没找到钥匙。人们把那客车横在马路上，将一根钢丝绳拴在底朝天的吉普车里面的那根横梁上。客车向前缓慢牵引，只一下，便把吉普拉翻过来，还是左侧着地。又把钢丝绳解开，拴在右侧，现在也就是朝上的那个脚踏板上。客车又稍一用力，车子毫不费力地又折了个个儿，四个轮子着地了。修理工们忙上前查看吉普的情况，发现转向机没出问题，引擎盖里，东西已经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污黑的机油流得到处都是。那个瘦瘦的、戴了个大舌帽的首领很有美国西部片牛仔的味道，查看了半天，对我说，发动机和齿轮箱都没有问题，只是齿轮箱座撞坏了。客车脱离，牛仔钻到驾驶楼里，人们七手八脚地将车推到马路上，又调过头来，面向来时的方向。有人在翻车的地方搜寻了半天，拣出来两个眼镜腿，一个眼镜盒和吉普车的行车记录本。
客车开到吉普车的前方，挂好了钢丝绳，警察和我们都上了车，修理工们把那些没派上用场的大撬棍和钢丝绳都装到了客车上，却一转身全部上了后面的那辆破车上。我大声喊他们过这个车来，坐在那里危险，可是他们只是笑笑。李工给每个在场的发了一只烟，非常及时地表示了我们的敬意。我坐在客车后面，看到那焦头烂额、没了驾驶楼的吉普，真为它还能上路感到吃惊，更为那些人不知为什么都挤在那辆破车里感到滑稽。我们一路顺利地回到了大院。谢过了帮忙的朋友们，他们带着那些用具回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医院那一路，经过一晚上和一上午的观察，大部人都是些身体、腰和四肢拉伤，小王的脸上伤口也不很严重，只是小孙因为瘦高，受伤最重，医院因为缺医少药，没备简陋，一点儿也不能处理，决定午饭后送往新卡过去，距此地三百公里的卡布韦中国医疗队。我急忙准备了几个苹果和香蕉，送去招待所，请小于带给小孙，并转告我的问候，让他别着急，安心养伤，一定会好的。我和小孙只是见过两三次面，打过几次交道。觉得他很谈得来，并且帮了我不少忙，所以格外使得我惦念着他。
人们去了几次警察局，却偶然地由我陪着张杰去结了案。那是一天下午，我去分局和老李找财会首席谈报销旅差费的事。无意中被张杰抓了趟公差，直奔警察局。
这是个不大的地方，和一个小村庄差不多，附近竟然还有一个小飞机场。警察局是个有十来间房间，中间带走廊的平房。进门是个不大的肮脏的柜台，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招呼我们进去，那个打过交道的警察领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有四分之一房间那么大的长条房子里安放着两张年代久远、摇摇欲坠的办公桌，四下里堆满了应该全部扔到垃圾堆里去的破东烂西。堆积如山的档案比废品收购站里的废旧报纸书刊还要破旧。那警察让我们交上了三万K的罚款，开了张收据。上面写道：“承认犯罪，粗心驾驶”几个字。张杰把带来的三个罐头、一包虾片送给了他，并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案子到此完了。张杰问，能不能把档案还给我们？最好不要记录在案，因为受伤者都是我们自己人。他指了指对面的那堆“废旧”本子说，我们只是把这事登记在那上边了，仅此而已，再也不向前走了。他又把驾驶执照还给了我们，上边什么也没记载，也没打任何标记。刚要告辞出来，他说，他们的长官要见见我们，还要谈话。他领我们来到头目的办公室。这房间有一大间，一张大办公桌摆在里面靠窗户那儿，面朝进门的右手这面墙。靠墙摆了六七把椅子，我和张杰在那里坐下来，一下子便有点儿被“过堂”的味道。坐办公桌后面的是个留着胡子的四十岁左右的军官，戴着中尉肩章，身后有两个文件柜，陪我们进来的那个警察小心翼翼地坐在门口的一只方橙上，这“狱卒”唯唯诺诺的神态和我们这两个“犯人”稍有些紧张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警官开口问道：“谁是负责的？”
我回答道：“这是我们的张主任。”
他接着说：“首先，你们是在发案后没有主动来报案，触犯了法律。最早来报案的不是你们的人，而是别的人。”
我连忙辩解道：“我听说，我们的人连夜就赶来警察局报案，可是没找到人。”
张杰说：“出事时我在卢萨卡，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回来，先在卡布韦医院看望了一下伤员，接着立即回到姆皮卡，昨天又立即赶来你们这里，其实一点儿也没耽误时间。”
那警官接着往下说：“其次，你们在没通知我们，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将受伤者转移出了国境，这更是非法的。”因为就在头一天，小孙已经在从达市赶来的医生的陪伴下坐火车赶回达市去了。
张杰回答说：“在卡布韦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他伤得很重，达市那边又来了医生，为了赶火车，就没敢再耽误。因为那人是从达市来出差的，所以就回达市继续治疗去了。”
警官说：“你们的驾驶员驾驶车辆不当心，处理不当，造成了很严重的翻车事故。”我现在已经顾不得翻来翻去地由张杰和他一问一答了，借机表白道：“您的这些指示都非常重要，我们回去后一定要教育所有的司机认真学习当地的交通规则和法律。每次出车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情况，行车途中一定中速驾驶，精力集中，避免发生类似事故。并且我们的领导对您有及您的属下对我们的耐心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停了一会儿，想了想说：“本来这两条足以把你们送上法庭，不过鉴于你们的合作态度，我们决定案件到此为止，就不移送法庭了，判处你们缴纳罚金。”
我把他的结论翻给张杰听。张杰说，我们非常感谢您，希望您在方便的时候到我们那里去做客。我们起身告辞，张杰随那警察往外走，我小声提醒他和那警官握握手。我们分别与他握了手，又谢了谢出来了。刚想往外走，那警察又把我们叫住了，领我们又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小声问道，你们刚才说请我们长官去你们那里，什么时候去？我对张杰说，好家伙，盯上了。张杰想了想回答说，随时欢迎光临。他又追问道，那我们要是去，你们不在怎么办？张杰说，先打电话联系吧。由我们打电话给你。他忙找了同张纸，写了两个电话号码，他是助理车检员皮罗托。
车子在路上，我说，咱们和警察搞好关系也是必要的，以后还不知道再出什么事呢。常开车上路，你不撞他，他撞你。平时住在当地人堆里，说不上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又要与当地警察打交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不是。张杰说，对，不过咱们也不一定非得请那当官的，下次带两瓶好酒来就是了。我说，同时也别忘了准备与今天那份一样的送给门口的那位，因为我问过那警察，他们一共就这三个人。张杰说，那老李的驾驶执照怎么办？他车是开不成了。我说，这个事，我了解他，本来上回去卢市我带着钱，准备换个国际执照。他说，国际执照只是英联邦国家互相承认，并且一年有效，每年都要去盖章。赞比亚的都是没有期限的，他写信回家让他爱人打听一下国内情况。他爱人去警察局特意问过了，对外国执照，国内都承认，交点钱，再路考一下就可以换上本了。由此看来，老李非常看重国换本。这本现在还不还给他都没有意义，我看还不如在你这里放着，回去了谁也不让知道，就说警察局压根就没提执照的事，因为从轻发落，咱俩也没敢问，怕节外生枝。等到老李回国时，你偷偷塞给他带回去就是了。免得大院的人见对他没怎么着，连本都还给了他，不知又要惹出什么议论。他说，对，就这么办，不过你一定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我说，我都要走的人了，还管那么多闲事干嘛？连今天还不是无意中上了你的贼船吗？他笑了起来，说，我车上还有两罐可乐，咱们找个地方喝了吧，算是庆祝一番。我说，好吧，我还正要撒泡尿呢。
路边停下，我们打开饮料喝了起来。说了一会话，我们回到了大院，已经快下班了，班车该出去接人了。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乘上法兰西航空公司的飞机，途经伦敦和巴黎回国。我们将去畅游我从未涉足过的英伦三岛和那人类文明的杰出代表巴黎。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下一步会是什么？是再去澳洲补写我踏遍世界五大洲的最后一笔，还是偃旗息鼓，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翻上十年英语资料？
别了，非洲；别了，那些与我恋恋不舍、一再向我索取通信地址的黑人朋友们。不是我不愿把你们永远当作朋友，是因为我们处在不对等的位置上。我可以几年甚至几十年与你们保持通信，可是你们中有谁也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不愿做个施舍者，我祝愿你们找到平等的、有能力保持经常通信或往来的朋友。非洲，你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页不消逝的甜美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