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分局之所以设在这姆皮卡，听说是因为这里是当时总统卡翁达的故乡，不然设在坦赞铁路的尽头新卡是理所应当的。设在这里，在业务上实在不方便。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切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离铁路线七八公里外是个县城，叫做“宝马”，英文是BOMA——British Overseas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英国海外军事当局”，是当年英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名字。这样的“宝马”还很多。说是县城，还不如国内一个乡所在地大，几栋小平房的政府机关、商店和自由市场便组成了这个所谓的县城。我由于工作关系，常开车去买东西，取信和报纸等。平常人连这个鬼地方也没机会来的。
火车站候车室是二十年前中国人所修，式样和国内到处可见的车站一样。两厢各修一栋三层楼，左边为分局办公大楼，右边为电务大楼，铁路电务机构和联络中心。这三大建筑构成了一个车站广场，比达市车站规模自然小得多，可是由于流动人口稀少，这广场也就显得过于庞大了。候车室的后身是铁路干线和车站站台等，与国内的一个小站差不了多少。铁路运行的全部机构与国内也完全一样。中国专家组的目的就是起到顾问的作用，不像当初。那时候，都是由中国人顶班，黑人朋友跟着学。车站广场前面上个小坡，就是姆皮卡车辆工厂，规模与达市的一样，担负着赞比亚境内机车和车辆的维修和保养工作。这里也是车铣刨磨，锻铸齐全。工厂侧面对着的五十米处，是中国专家组大院。
工厂大门进去，一条笔直的大道长近百米。路两旁绿树成荫，各车间都有高大的厂房。右面第一栋，是工厂办公楼，一座二层小楼，有办公室五十多个。接下来就是实验室、大食堂、综合车间、各个大仓库和氧气站等；左面，警察岗、机车车间和车辆车轮车间，其中又分客车与货车，锻造与铸造车间等。占地很不小。在高大的参天大树中，有一颗四周围上了铁栏杆。那是当年总统卡翁达亲手栽下的中赞友谊之树，如今历尽二三十年的沧桑，它依然那样高大、挺拔。如今，我们这些当年没有机会参与这铁路和工厂建设的后来人，仰望着那高大的树干，想象着当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这树还在，而当年栽下它的人，如今却日夜奔跑在竞选的路上，有一次他的人马还开着几辆汽车，锣鼓喧天地来到他的故乡，为他呐喊助威。他本人竟然在一次活动中被捕入狱。尽管那是几十个小时的牢狱生活，却使人们联想到太多的内容。年过八十尚存不息的斗志。这在一般人的头脑中是不可思议的。
工厂与专家组仅一墙之隔，近在咫尺，每天上下班却有专家班车接送。我真不知道这是“待遇问题”还是真正需要，反正我本人的感受是实在是大可不必。不过既然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想必自有它的道理，何必没事乱琢磨。
工厂另一个好笑的景象如同国内我们厂里的差不多，每每想起都要忍俊不禁。那就是小偷的遭遇。在国内，经常在一天早晨匆匆的上班路上，走过厂公安处或厂大门口，你会发现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双手被反锁在电杆上，或者肩上扛着偷来的自行车，一只手被锁在车架上站在那里示众。这里也是一样。常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偷，脖子上吊着几块铝锭，低头弯腰地站在那里，很有些国内当年批斗“走资派”时“坐喷气式飞机”的味道。只不过这里的小偷要多挨不少打就是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它不一定就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无论怎么说，普天下，人可能都是一样的，在他们的生存中不知会走过什么样的路程。
专家组大院有平房一二十栋，每栋四套住房，每套内有卧室、卫生间和厨房。大院中央高高地架着一节火车水罐车厢，作为大院的水塔。自己打的井里抽出的水先直接抽到这个水塔里，再供整个大院使用。水塔的旁边是浴室、车库和食堂。食堂前有操场，有篮球、排球和网球场地。食堂正厅放方桌十数个，供人们就餐，侧面是厨房，后面是电影放映室，前面是游艺室，有乒乓球台，康乐球台，各种报刊杂志和麻将桌等。（下图：赞比亚）
我到来时，专家组共有三十多人，除大院二十多外，四百公里外的新卡还住着也属于赞比亚分局管辖的专家小组，共四人。大院共有车六辆，计英国产十吨大卡车一辆，十五座客车尼桑一辆，丰田九座小面包车一辆，英国吉普车一辆，尼桑“篮鸟”车一辆，法国“皮久”一辆。后期经参处又为大院买尼桑高级吉普“巡罗兵”一辆，价值四万一千美元。大院成员来自北京、沈阳、天津、洛阳、郑州、长沙、武汉、兰州和西安各铁路局，所有大院的汽车除最后这辆是大使馆经参处为我们买的外，全部由坦赞铁路（简称TAZARA——英文Tanzania Zambia Railway Authority的缩写）提供，并提供加油和修理等服务或者报销这方面的费用。专家组因公去达市或新卡，都可以开免票乘坐软卧车。大院还配备一个警察班在大门口日夜值勤。大院内还由TAZARA雇用的黑人临时工多名，为我们打扫卫生、养猪、鸡、羊，帮厨和种菜，工资由TAZARA发给。另外还配备黑人司机三名，修理工两名，其中司机与修理工早在TZR建路初期就与中国人在一起工作，与中国人的关系很好。并且可以说中国话。其中以津巴最为活跃。他今年五十九岁，两个老婆，十六个孩子。
有时,上班等车,我便与汽车司机津巴聊上一阵。他能讲出不少有关赞比亚和有关中国的故事。他讲道，赞比亚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叫北罗德西亚。当时非洲大陆独立斗争风起云涌，赞比亚也是这样。当时人们不是用枪支，而是用炸药进行斗争。那时一个很有名的活动家是个律师，极有鼓动性。大家也都拥戴他。可是他一到英国，面目皆非，花天酒地，向殖民主义者讨好，从而失去人民的信任。他的秘书卡翁达便起来取而代之。领导着民族独立运动。赞比亚是一九六四年独立的，白人也都撤走了。如此看来，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正在坦赞独立不久，可见意义的确重大。
讲到中国人的故事，那就更多了。有一个中国医生，负责大院中国专家的健康工作，同时也为当地的黑人朋友治病。一天，一个女人来说，她有个妹妹不知得了什么病，几年都不好，请他给看一下。他给看了，并且真的给治好了。结果那女人死活要把妹妹嫁给他。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纪律，并且那人也是有妻子儿女的。有一回，大夫突然失踪，满山遍野找不到，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几天后，他回来了，原来是被那女人抓了去，锁在家里不让出来。此事看来已经过去了。可是后来，那女人找上门来，说妹妹生了孩子，那孩子是大夫的。这样一来，天下大乱。领导们更是气急败坏，一定要严肃处理那大夫。大夫当然害怕，吃些药自杀了。大院一看，只有如此了，又怕黑人朋友闹事，草草将他深埋了事。不想那女人和亲属还是找上门来，一定要那“丈夫”的尸首，并且果然找到了埋人的地方，把尸体挖走“厚葬”。这一下子非同小可，风声传到国内。大夫家属找到了国内有关当局，要求带回丈夫的骨灰。大使馆派人前来对大院领导严加训斥，责问那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你们害死的。这样，又是一番掘坟挖墓，把大夫火化，骨灰带回国内。
还有一事则更是奇特。一个工人寻花问柳，无人知道。一天，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找上门来，说那孩子是中国人的。没有人信她，可是她执意要人，不由你不信。头儿们无法，只好全体集合，由她指认。她真的当众把那倒霉鬼揪了出来，结果可想而知，把人立即押送回国。他讲这些，完全没有责怪当事人胡作非为的意思，只是说明中国当局对事关个人处理得如何不尽情理。
我每天按时上班，可是黑人英语实在难懂。他们是高层雇员，因为是分局生产例会，大部与会者都留过学，英语是标准的英语，可是口音永远使我适应不了。平时与之打交道，对话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可是会上，他们相互对话，那听起来简直就是在讲当地的本巴语一般。
本来心情就不舒畅，再加上这么个工作环境，的确一点儿精神也打不起来。说心里话，压根就没有打算下决心赶快熟悉专业术语，尽早独立把会议翻好。客观上，中国人的参与实际上也只是流于形式。组长绝对不参加每天的交班会，每个月他只参加一次超级交班会。每天开会，几位中国专家也只是听听而已，这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干起来自然劲头也就不大。那么还不如先谈一下工作环境。
这办公楼为三层结构，每层有二十个左右的办公室。二层上楼，第一间是中国安全专家；第二间运输；第三间首席翻译和秘书；第四间为两大间，是中国专家组组长办公室兼会议室。一楼一个两大间的房间里坐着中国专家组的工务、机车和车辆专家；对面电务大楼的一楼有两个电务人员，一个电务信号，一个电务通信。电务楼过去还有一个材料场，平房办公室里坐着一名中国物资专家。分局的人员就这么多。我生性不爱交际，不爱串门，别的房间我几乎都没去过，人也没打过交道，无论是在班上，还是下班回到大院。
每天上班，早晨开始一个钟头的交班会，下来，一天的事就完了。坐在办公室里，两个人不可能永远说个没完。王工看些东西，我也找本破书，老眼昏花地细细读起。再坐不住时，便起身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汽车和行人。车站上不时响起火车进站的汽笛声。上午七点二十分上班，坐班车来到这里，中午十一点五十，看到班车来了，便收拾好，起身回去。午饭和午睡后，一点四十五分，又坐班车来，下午四点十五分下班。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真是日子越混越没劲。
没过几天，首翻小陶常来坐坐。他年过三十，吉林某大学的讲师，因为父亲在公司时来过这里，才有他借调来当翻译的机会。他干了两年回去后，呆不住，又来了。他说话随便，性格开朗，是个与什么人都能处得来的乐天派。可那首翻的主要任务与我在伊拉克时大不相同。他整天去分局要钱，很是恼火，此时我又暗自庆幸，亏得没干上那什么首翻，讨债鬼的活也真不是好干的。这样无聊地过了一个月，转眼九月份的一天，老吕找我去宝马办事，一上路，便让出驾驶座，由我来开。我顿时汗就下来了，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说，十年没动车，马上上路有些胆怯。他说，如果太熟，还有什么练的必要？干吧。就这样，起动，熄火，再起动，路上车太靠边，太靠中间，又是大汗淋漓，弄得他比我还费劲，也是一身臭汗。好歹开了一段，心情还是紧张得不得了。他说，你开过两年车，方向怎么还是这么没准？我说，十年不开，业务难免生疏，否则不会这么紧张。不管怎么说，来赞比亚毕竟开上了车，这在达市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还亏了来前练了两回，不然根本不能上路。
从此以后，老吕隔三差五地叫我出去一趟，不是取信就是买东西，反正都是公事，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我们搞些什么名堂，估计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和老王提起此事，他也表示理解，只是嘱咐说，注意点，一，别出事；二，别让别人看见，以免影响不好，因为大院规定一般人不许随便动车，总之是为了安全。我有二年开车经验，心中还是有数的。家信中提起，娘仨赞成和反对者各执一词，我则我行我素，开车热情不减当年。这样我就做了记录，每次回来都要记上某月某日开车多少公里，目的地哪里，一年下来也开过了两千多公里，技术大有长进。原来在伊拉克，没正经在公路上会过车，超车更不用提。这回再窄的公路，超车会车不成问题，高速公路上时速一百公里以上，技术是越来越熟练。车型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车，每种都没少开，当然全为非法。大庭广众从来没有动过，以免非议，到外边，同车的也没有回来胡说的，到也与头头们相安无事。
一天，我们开车去县城交通局，为我办理临时执照，花了2400K（当地货币夸加），当然自己拿钱。小姐挺漂亮，办事也快，完了没有100K找，送她当小费了，另外又送给她两盒清凉油。那是九月一日，是我来赞比亚一个半月以后。
这样，三个月就要到期了，必须赶在十一月三十日前到二百公里以外的省会卡萨马办理正式驾驶执照。十一月二十四日，老吕又找了个买鸡饲料的差事，并且办理中客年检手续。据司机津巴说，那年检非常难，要先去住上一天，第二天找熟人才能办，要6000K，如果我们去，说不上要花几万。我和老吕没听他那一套，因为他要去的原因是他丈母娘家在那里，并且住一晚有六七十美元的补助。我们当然不要住一晚，当天完全可以回来。十一月二十四日早，吃过早饭，我俩出发了，带上两暖瓶开水、方便面等午餐，还有几个烤饼和馒头。十点钟赶到卡萨马，先去饲料厂买好饲料。装完车后，装卸工要烟抽，我把剩下的大半包烟都给了他们，惹得几个人高兴地欢呼起来。来到交通处，一个叫做秦巴的中年人是车检员。见面我说，你还认得这个司机吗？上次来办执照答应给你带点吃的，今天我们带来了。他很高兴，顺利地为我办了执照，可以开客车以下任何种类的汽车，老吕也增加了一项客车的内容。他开车带我们去警察局，办好了老吕需要补办的客车临时执照。回来后他说，你们今天开着车来的，这我都看到了，对你们的技术我是了解的，车年检，我自己也检查过了。这样，车年检6000K，临时执照2400K，考试费每人3000K，执照本身7000K。他还说，家中有事，把车开到家里，我趁机把带给他的一个鸡、一个鱼、一个肉和三个水果罐头送给他。办完一切事，我与老吕去“星光饭店”吃了顿饭，要了两瓶可口可乐和十个鸡蛋，两包油炸面食，两根香肠。吃完饭刚要出来，那个秦巴正好也来吃饭。我说，我给你买瓶啤酒，他说，我不喝酒，来瓶饮料吧。我把服务生叫过来，让他自己点，他自己点了一瓶饮料，一盘土豆烧西红柿和一根香肠。我为他付了账就出来了。他没来以前，一个六十左右岁的老太太挨着桌讨饭。在临桌上的那位中年人给了她50K，到我们这里，却一下子跪了下来。我慌忙送给她一个蛋饼，她也没舍得吃，拿着走了。事后我挺后悔，为什么没给她几个钱。吕说，听说当地人下跪也算不了什么大礼，不要太过意不去了。
来回的路上我开200多公里。以前大车也开过，不过十年后的今天，刚开起来还是有些紧张，吕又限制我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可是半小时后，情况已经相当熟悉，超车，会车都不成问题了，所以我开到100公里他也不管了。姆皮卡去卡萨马，一路车辆不多，并且马路笔直。这是丘陵地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满山遍野的树木杂草。那草有一人多高，路两旁像两面墙一样的密密实实。弯路便要影响视线。路面都是很好的柏油，个别地段因年久失修，坑凹不少，可是这样的地段不多。一路上居民点散落在路旁，都是些泥土搭起来的小茅草屋。人们衣衫不整，一律光脚。不时有人在路旁高举着一串鱼或一只鸡，向过往车辆兜售。
回来快到加油站了，我们又换过来座位，由他开回大院。此去心情异常激动，因为车不但越开越熟练，而且拿到了正式执照，本来开车不成问题，这回就更有把握了。话又说回来了，我担任运输翻译，每天都有一个交班会，也不可能经常往外跑，开车的机会还是不多的。
如果说我来到赞比亚有什么大心思的话，那就是找机会开车，担任运输翻译阻碍了这一宏伟大业的实现，这样干起工作来格外没劲。所以就要想办法离开运输，为今后开车创造条件。
一天，头儿神秘地把我叫去，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违反规定，把本该上交的一笔钱占为己有，今天要找黑人朋友财务首席和高级官了解情况。为了慎重，还把工厂的翻译叫来做记录，以作为人证。我去叫来了那位高级官。他说，那人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我家，说是自己有一笔钱在大院不好放，希望能由我代为保管，估计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份取回。我考虑到都是朋友，求这么点事，理应帮忙，结果就收下了。总共是八百多美元的支票和六十多万夸加。由于那人的英语不行，我的汉语也不行，所以也没说多少话，那人就回去了。我夫人事后问，这么多钱莫名其妙地放在咱们家里，别是有什么问题吧。所以在星期一上班的时候，他把钱带到了班上，交一位出纳保存起来了，并为那人开了两张收据，一张是美元的，一张是夸加的。当时美元对夸加的汇率是700夸加等于一美元。而那人却拿着这两张支票收据向大院的领导们讲，这笔钱已经由他自己主动退还给TZR了，所以不存在上交不上交给大院的问题。
高级官走后，头儿说，老苏，你看这事怎么办？我说，这问题太严重了。当年在伊拉克，有人因为300第纳尔也就是一千八百元人民币被遣送回国，他这合人民币可就上万了，情节太严重了，并且更加严重的是他违反外事纪律，与外国人合伙欺骗中国人，情节不但严重，而且极端恶劣。我认为应该马上请示达市路局，你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事不处理，后患无穷。在谈话时，那人神色紧张地向这边探头探脑地张望，心知大事不好。
不想过了几天，头儿对我说，向路局汇报过了，路局说还是由我们处理。我们怎么处理？还不就是把收回，按规定留给他本人一部分，至于其它处理办法，我看就算了，反正外国人说的话真假也搞不清楚。
这么大的问题不处理，肯定遗患无穷，上万元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可见这里还有什么原则可言。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天，我找到他，说自己年龄大了，听力减退，黑人朋友的英语实在听不懂，希望能从运输上撤下来，与担任着机辆，也就是机车和车辆的翻译小王对调。他听后，断然拒绝。说，你干了二十多年的翻译，什么场面没见过？你的专业简历我也看了，前是你为我翻的那篇关于养鸡的资料40多页一厚本，转眼间就翻完了。希望你能干下去。我也和你说过，工作正需要你的帮助，千万不要推卸。这样苦恼了几天，也没有办法可想。一天，老吕说，听说新卡的小刘要回国，那边可就没有会开车的了。你还不如要求去新卡，这样开上车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来赞比亚一事无成，起码要达到自己最挂心的目的，那就是开车。于是，我又去找他头儿，记得那是周末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他的宿舍，他正在打电话，只好另找时间了。下午，我又硬着头皮找他。我说，工作的确力还从心，下周要正式干，心里实在没底。听说新来的那个新卡的王翻译在九六年在这边干过运输翻译，何不请他来这里，我去新卡算了。他说，那不行，王从国内来时就定的新卡，我们不能随便给他换工作。你既然三番五次地来找我，非要坚持和小王对调，那我劝不住你，就随你的便好了，只要小王同意，我没意见。我当然不能直接找王商量，以免她为难，于是便和小陶讲。陶下午来，说王同意换，但地方不换，她还坐在楼下，我还在楼上。这显然和不同意换是一样的，因为她若当运输翻译而坐在楼下，工作肯定不便，并且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我忙问其故。陶说，小王和老王有意见，不想和他坐在一起。这样我就说，算了吧，既然这样只有不换了，何必强人所难，并且真为这年轻人不通情达理感到不高兴。自修出身，多搞些口译有什么不好，我老头子反正没什么长进了，何必费尽力气每天去开那个烦人的生产例会，而那两个年轻人每天闲坐楼下无事可干。心里这么想，工作还得干。于是就跟陶说，此事算拉倒，我还干运输算了，别换了。
这样，我也万不得已地真正干起了运输翻译。上了一两个星期的班，也特意记下了不少单词，又让小王为我讲了讲每天生产例会的大致程序，关键生词，慢慢地觉得比刚来时在边上爱听不爱听地好多了，逐渐觉得有些适应了。
老吕还是偶尔找我出去。转眼来到了十月份，陶通知我十八日和头儿去达市出差，是开党委会，路上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总该有个伴，所以让我陪他去。正赶上有一批回国人员也是十月十八日的飞机，所以时间记得非常清楚。我想从达市调来已经三个月了，回去看看也好，平时出差机会又不多，这样，我们就上路了。头儿对我一直很好，这次在火车上也是无话不说。他对我说，工作不好开展，大家拿他都不当回事。又说到国内的工作情况，个人的遭遇以及家庭的困难情况。我对他还是同情的，安慰了几句，并且相信工作开展起来后，一切会好的。
车到达市，路局大院负责人和他的助手带两个车接站来了。达市的热浪一下子使我想起来三个月的达市生活是多么热。吃过早饭，头儿自然去开会，我闲来无事，便到王管那儿坐，还有会计小张那儿。中餐馆的潘师傅听说我来了，晚上还特意到招待所来看望。去王管那当然只能晚上，以免经理知道了又不高兴。他说，他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不过也习惯了，准备干到十一月十三日回国，说是为焊轨队采购东西。这焊轨队项目我参与过，与杨经理为此还会见过TZR的副总工程师和坦局的总经理和部里的官员。我离开前，对方讲，尽管此项目公开招标，不过你们如果把标价控制在一进万美元以下，估计成交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繁琐手续，对中国人的技术，坦赞方面也放心。
